相关琏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02年和2003年分别达到42120亿元和47090亿元，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3.8％和11％，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4.2%和11.8%。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这种较高的投资增长，一方面有效地拉动了国内需求的增长，有助于我们克服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速减缓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带来的困难，并为我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快速增长奠定较好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中投资占GDP的比率却在进一步上升，2002年我国投资占GDP的比率将超过40%，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筹集来的国债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其政策导向是通过积极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因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随着连续多年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投资占GDP的比率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至于我们应该注意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中的消费与积累的适度平衡问题了。在50～60年代，人们认为适度的积累率应该在25％～28％左右。十几年前在制定“八五”计划的时候，人们认为30％左右的投资率可能是合适的。而进入21世纪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已经达到了将近40％的水平。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已经处于逐步攀升的状态，而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后，这种比率上升的趋势明显加强。
2002年上半年，在GDP增长7.8％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高达24.4％，预计全年投资占GDP的比例将达到甚至超过40％。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刘国光刘树成着）“十五计划”目前已经确定的项目有：铁路要投入3500亿元，公路4000亿元，电力建设6000亿元，南水北调东中线要投入1500亿元，城镇化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一年投入5000亿元，还有几十个机场建设、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环境保护、生态工程等，粗略计算每年要投入7～1188千亿元。
相比之下，1999年，国家公共教育的投入只占GDP的2.79%，低于4%的要求，低于发达国家5%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左右的水平。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我国目前仅为1%左右，低于发达国家3%的水平，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特别是对缩小城乡差距方面的投入更是薄弱，农业的投入连年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很小，发达国家为35%，发展中国家为7%左右，我国目前大约为1%。
——《积极财政的深层含义是什么？》（仲大军着）政府投资的钱从哪里来？发行国债！1998年到2001年底，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51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8600项，投资总规模2.4万亿元，已完成投资额1．5万亿元。2002年，又发行了1500亿元的国债，又安排了一批项目。这一措施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在1.67个百分点左右。按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在GDP总量中的比重为20%、28%、21%和20%。
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高达65％左右。这组数据表明，最近几年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推动的，其中，国债投资又是主要推动力。
——《中国已患上凯恩斯依赖症》（杨继绳着）有研究表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5年里保持年均12%的增长，2005年一季度仍然保持大幅度攀升的态势，即比同期增长27.8%。而且从1998年以来，以政府基础建设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近60%，而2002年投资所占GDP的比重高达42%，这一数字不仅高于韩国、泰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90年代初的水平，而且远远高于资本收益与GDP比率(30%)。这也表明资本积累所消耗的资源超过过去所有资本积累所能够带来的收入。也就是说，尽管这几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其回报却很低。
——《投资拉动型高速增长能否持久？》（易宪容着）本文核心提示
20世纪50年代以来，提高财政分权程度、扩大地方政府在配置公共资源中的作用一直是公共经济学领域的主旋律
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份额扩大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过度的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宏观经济调控更难实施
过度的财政分权可能增加不平等以及加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过度的财政分权还有可能损害效率
过度的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官员更多的腐败
中央政府应集中更多的财力保证全体公民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
邹恒甫认为地方财政权力应该适度
前，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有一个良好适度的财政关系，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不宜过大。在没有良好的民主监督机制和健全的地方治理的条件下，地方财权过大容易造成地方政府滥用职权，进而产生大量腐败。邹恒甫对记者说，他的这一研究结果是基于16年来对46个国家的实地考察或实证研究。这篇文章是由北京师范大学青年经济学家尹恒点评的。
一、20世纪
50年代以来，提高财政分权程度、扩大地方政府在配置公共资源中的作用一直是公共经济学领域的主旋律记者：日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对外发表讲话，认为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出现最多最严重的地方往往不在中央级的超大型国有企业，而是出现在市县一级的国有企业。这个问题给我们一个提醒，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之一，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又是这一问题的核心。您在这方面作过深入研究，我想请您谈谈您的一些观点。
邹恒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核心问题是财政分权的程度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提高财政分权程度、扩大地方政府在配置公共资源中的作用一直是公共经济学领域的主旋律。一些着名的经济学家，如布坎南、斯蒂格勒、蒂布特（Tiebout）、奥茨（Oates）深入研究了地方财政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他们更接近当地民众，对所管辖地区的居民偏好和公共品需求比较了解，因此他们可以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本地需要，而中央政府则无法满足不同地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蒂布特的“用脚投票”理论是财政分权的经典模型，他认为将更多的财政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可以鼓励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竞争。居民在地区间流动，选择能够提供最满意的公共服务和税收组合的地区，可以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最大效率。这就是奥茨所谓的“分权定理”。这个定理是这样的：对于公共品来说，地方政府能够向各自的选民提供最有效的产出量，而中央政府却无法实现这一点。
这样，有经济学家开始怀疑中央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有效性，他们提出，应该通过增强私人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份额以减少中央政府支出的规模。财政分权被认为是控制中央政府支出、提高政府部门效率的重要措施。
尹恒：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政分权的国家经济增长应该更快。
当时一些国际机构也建议发展中国家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权力。
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份额扩大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记者：他们的观点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吗？而您自己的研究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邹恒甫：财政分权的理论基于非常严格的前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人们可以在地区间完全自由地流动，其收入不受迁移的影响；地方政府是完全透明的、有效率的，人们对其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充分信息；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存在外部性，即不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公共服务不存在跨地区的规模经济。
在发达国家这些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尚存在争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与之相差更远。在发展中国家居民一般缺乏流动性，人们在地区间的迁移受到很多限制，“用脚投票”的可能性很小；地区间收入存在巨大差异，不同地区居民的发展机会十分悬殊，人们对居住地的选择会明显地影响其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离透明、高效率相距甚远；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地区间也存在很强的相互影响。
因此，我们觉得想当然地鼓励财政分权不够严谨。某个国家、某个时期财政分权到底有何影响，需要进行具体分析。我和我的合作者对财政分权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我们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在1998年，我们用18个发达国家和28个发展中国家1970年至1989年的数据，以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在发展中国家呈负相关关系，而在发达国家两者之间不存在显着的关系。在1999年，我们运用美国在1948年至1994年间的数据，发现美国目前的财政分权是比较适度的，进一步的财政分权有害于美国的经济增长。我们在1998年还专门对中国的财政分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根据1978年至1992年的数据，我们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份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我们在2001年基于1987年至1993年的中国各省数据的研究再一次证明财政分权程度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
尹恒：这些研究与公共经济学领域的关于财政分权的流行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影响很大，它表明片面追求财政分权可能会造成消极的影响。
三、过度的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宏观经济调控更难实施
记者：您能否为我们谈得更具体一些，能否列举一些国家的经验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邹恒甫：财政分权就如医生用药，针对适当的疾病、在适当的时刻、使用适当的剂量，药物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否则，反而可能使病情更恶化。在看到财政分权的积极影响时，不能忽视它也存在消极的一面。
过度的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宏观经济调控更难实施，会损害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
地方政府的利益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我们经常看到，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在选举（换届）前后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产生于政府换届的扩张和收缩循环经常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背道而驰。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地方政府积累了较高的财政盈余，完全不理会联邦政府扩大公共开支的意愿。在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不协调也使得英国中央政府削减公共支出的政策不能如愿。
在发展中国家，因过度财政分权而导致宏观经济失控的例子也比比皆是。阿根廷是一个财政分权程度较高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预算约束不强，导致地方政府赤字巨大，地方政府向中央银行和其控制的地方银行大量举债。中央和地方的这种财政关系是一种不稳定的或者准赤字财政，它使阿根廷维持价格稳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付诸东流。巴西1988年的扩大地方财政权力的宪法改革也显着地减少了中央政府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这是造成其近年来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前南斯拉夫过度财政分权的后果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财政分权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有明确的权责，对地方政府应该形成强有力的预算约束。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上下级政府间的支出和收入责任模糊不清，地方政府支出常常超过收入，导致地方债台高筑，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伸出援助之手，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
尹恒：在2004年上半年，中国中央政府就已经感到了地方政府的扩张行为与宏观调控之间的矛盾。中国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也不强，仍存在地方的显性或隐性预算赤字直接或间接地转移给中央政府的渠道。
四、过度的财政分权可能增加不平等以及加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记者：过度的财政分权最直接的后果又是怎样的呢？
邹恒甫：过度的财政分权可能增加不平等。对个人分配不平等的调节只能由中央政府来进行，财政分权会影响中央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效果。地方政府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可能是不公平的，落后地区的穷人应该比富裕地区的穷人得到更多的关照。而且，地方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效率也不高，其政策会因为人口的流动而失效。
财政分权还可能加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这里存在一个马太效应：越是富裕的地区，税基越大，在同样的税率下，地方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或者可以更低的税率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从而可能发展更快。而落后的地区可能陷入所谓“贫困的陷阱”。因此，财政活动的分散化与经济活动的分散化背道而驰，它会导致经济活动向少数几个区域集中。
尹恒：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以财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率先进行。为了改变中央政府统收统支的集中财政管理体制，中央政府对大多数省份实行财政包干制。随着地方的财力逐步扩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变得日益明显。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调节地区间差异、实现横向财政公平，然而这一目标没有达到，地区发展不平衡仍然是困扰中央政府的难题。
五、过度的财政分权还有可能损害效率
记者：除了以上两点之外，过度的财政分权是否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其他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