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要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当前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的问题很突出，除了不及时和不详细披露信息以外，还存在故意遗漏重大信息，甚至有的还发布虚假信息。信息披露是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真实情况的惟一途径，虚假的信息误导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从而给投资者造成了损失。正是目前上市公司造假成本太低，才使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这些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因此必须规范信息披露，要求所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要对出现重大遗漏和披露虚假信息的相关责任人和上市公司绳之以法，并且要附加民事赔偿责任，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加以刑事处罚。
第五，加强上市公司企业文化的建设也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需要。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并没有建立起来。市场经济文化的核心是讲诚信，因此要建立一个以讲诚信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加强企业文化尤其是企业信用体系的建设。使上市公司真正变成优质的上市公司，是可以信赖的公司，值得去投资，而且投资者在买卖前后都能得到真实的信息。而要达到这个标准，就需要上市公司进行制度创新。
五、目前券商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记者：近年来的中国股市在使中国绝大多数中小股民身陷困境的同时，那些券商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对于目前券商的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曹凤岐：如何“解救”券商？这也是一个新的话题。我认为券商存在的问题和股市类似，主要也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券商大都是国有性质的，因此无论是融资渠道还是业务拓展都受到了很多限制。此外，目前的市场状况也使得券商业务很难开展：各个券商的发行额度和发行量受到限制，交易量不大使得经纪业务过度萎缩，其他中介业务如委托理财也亏损巨大，自营部分不仅缺自有资金，而且也受市场影响而亏损。在这种环境下，券商处于守法经营亏损和违法经营被查的两难境地，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对于券商的问题，一方面要加强监管，避免券商问题增多；同时也要让券商在制度上、业务上以及融资方式上进行一定的创新。
目前来看，中国券商的重组并购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形成合理的结构，既要发展真正大而有实力的、能与国际大腕抗衡的投资银行，甚至包括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同时也要有一些中小型的券商存在。并且，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形成以及多层面的金融工具创新过程中，让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在目前券商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的景况下，应当通过制度创新来从制度上给券商创造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六、监管机构最重要的职责和功能是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稳定以及维持市场秩序良好，而不是进行审批
记者：您曾引用一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谁来拯救你，我的爱人。”您公开问询，谁来拯救你，我的股市？今天想问您，目前政府在股市的监管工作上，有哪些方面的工作亟需要改进呢？
曹凤岐：拯救中国的股市必须要证券市场的管理者充分重视到目前股市的制度缺陷，同时尽快实行制度创新。
当然还要转变政府职能。中国的监管者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谁来监管监管者。现在中国的发行制度存在很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实名审批制，因为这是腐败的温床。
监管机构最重要的职责和功能是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稳定以及维持市场秩序，而不是进行审批。现在的审批制度本身就存在制度缺陷，同时，审批还造成上市成为稀缺资源以及带来监管人员的道德风险。发审制度还得进一步进行改革，目前已经从审批制转到审核制，但还要逐步地转到注册制。监管机构要由实质性审批转到程序性审批。监管机构应当把精力放在事前进行程序性审核，事后严格监督管理的职责上面。
中国的股市只有进行制度创新才有希望。在这里呼吁：希望大家都来关心股市！爱护股市！
保护股市！保护中小投资者！
伍新木教授伍新木，1944年4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法人代表。伍新木教授多年来为湖北和武汉两级政府建言献策，在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上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中国研究区域经济的着名经济学家。
伍新木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委和湖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区域科协常务理事、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他的学术专长是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区域规划、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他提出的“区域关联乘数效应”，是他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发现，主持完成了国家“七·五”重点项目《县经济与县综合改革》、教育部重点《开发区比较研究》及省市重点科研项目15项（三项获省、市科技进步奖）。目前是教育部《中国水资源利用的经济学分析》重大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
本文核心提示
“中部崛起”的提出以及“中部塌陷”原因的反思
运用“区域关联乘数效应理论”分析中部发展的问题
历史上的中部地区为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作出过六大贡献
中央应该尽早出台支持“中部崛起”明晰实惠的有力支撑政策
直辖武汉，对“中部崛起”的十条建议
着名学者伍新木解读“中部崛起”
前，记者就“中部崛起”的有关问题采访了对此有专门研究的经济学家伍新木教授。伍新木认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中部崛起”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中部地区的六省应该抓住历史机遇，排除干扰，寻求协调，整体崛起；伍新木还认为，历史上的中部地区为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代价，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中央应该根据中部六省的实际情况，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撑。作为建言献策者，伍新木对“中部崛起”还提出了十条具体的建议。
一、“中部崛起”的提出以及“中部塌陷”原因的反思
记者：伍教授，我想请您谈谈“中部崛起”的有关问题。我们知道，继“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中部崛起”前不久已作为国家战略被正式提了出来。您是如何理解“中部崛起”这个概念的？
伍新木：“中部崛起”最早是1988年由湖北省委吸收专家学者的建议提出的一个地方发展目标，并写入了湖北省党代会决议。
16年过去了，湖北不仅没有崛起，反而陷入了塌陷的尴尬，这一经济现象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各种思考。东北三省从传统的中部地区划出之后，现在中部地区是指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在2004年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明确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紧研究制定支持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为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中央作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决策，“中部崛起”已成为国家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六省与沿海发达省市的差距逐渐拉大，与西部的差距则逐渐缩小，中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逐渐下降，呈现“中部塌陷”的趋势。从经济学的角度正确解释“中部塌陷”的原因，有助于科学地确定“中部崛起”的政策取向。
记者：您刚才提到“中部塌陷”的问题，这也是一些专家探讨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请问目前学术界对“中部塌陷”都有那些看法？
伍新木：此前，有很多专家学者围绕“中部塌陷”的问题，力图找出其根本原因。概括地讲，主要的解释可分为六种。
解释一：中部开放滞后论。湖北、武汉比东部南部沿海地区晚开放了12年。近代历史上武汉是中国最早开埠开放的城市，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武汉市1993年才获准对外开放。率先开放的地区获得了开放的先机，获得了政策优惠，获得了发展的“马太效应”。
解释二：中部政策缺失论。政策就是资源，而且是最重要的资源。东部有开放优惠加快发展的政策，西部有大开发政策，东北有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唯独中部被遗忘，缺乏倾斜政策，成了“政策洼地”。
解释三：财政政策不合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因中部省份经济基础较好，财政收入和上缴基数高，上交比例大，所以中部省份的地方可用财力一直窘迫；而沿海省份上缴财政的基数低，经济发展快，自用财力大。
解释四：“四不够论”。湖北省从自身内部深刻反省，从主观方面找原因，提出了根本的问题是发展不够，而发展不够又是因为抢抓机遇不够，狠抓落实不够，根本原因是解放思想不够。
我以前一直认为这一论断切中要害。可是后来经过多年努力，还是未能扭转塌陷颓势，呈现出“解决四个不够又不够”。
解释五：“用人论”。四个不够，解决四个不够又不够，关键是用人：解决发展不够，要敢用会发展之人；解决抢抓机遇不够，要敢用会抓机遇之人；解决狠抓落实不够，要敢用务实求真之人；解决解放思想不够，要敢用思想解放之人。要敢于大胆启用年轻人，不能总是借口年轻人太年轻了，不成熟。等完全成熟了，会像树上的果子一样，就会掉下来了。而用人的关键又在用人之人。
解释六：“文化背景论”。我曾试图用文化背景解读湖北的发展：湖北中部省份容易“小富即安，不求进取”，不像江浙人有强烈的创业冲动，有很大的冒险开拓精神，有不拘小钱、小事、小节的草根品格。沿海开放省市有开放、兼容、竞争的文化氛围。孔雀东南飞，内地的麻雀也东南飞，而且有些飞到沿海也变成了孔雀。沿海地区像一堆干柴，燃着熊熊大火，内地的一块湿柴丢进去也被烤干燃着了；内地如一堆湿柴，有几根燃着的干柴常常被一大堆湿柴压埋得冒烟最后烟熄火灭。有人甚至用“鄂”字来讽喻湖北的文化背景，说九头鸟聪明，但好斗，窝里斗，内耗，不团结，好当头，不愿称第二。“鄂”字有两个口，好争吵、告状、拆台；人有两只耳朵，兼听则明，但“鄂”字只有一只耳朵，只爱听好听的，好大喜功，形式主义猖獗；“鄂”字下面有一个“亏”字，结果湖北的干部、群众都落得个吃“亏”，当然这有调侃的味道。
记者：您怎么评价以上观点？
伍新木：以上解释试图从不同角度寻求中部塌陷的原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都不是最本源的。“中部塌陷”是一个历史现象，我们应该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中国2000多年前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西北，在长安；后因为资源禀赋变化，西部荒漠化加快，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转移至北京；由于战乱影响，宋室南渡，江南开发，明清时代长江中下游成了繁荣富庶之地。
20世纪初，1912年，武汉曾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中部塌陷”是近20年来显现的区域经济现象，区域经济现象还得用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解释。
二、运用“区域关联乘数效应理论”分析中部发展的问题
记者：我们知道，您有一个有名的“区域关联乘数效应理论”。如果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把中部看做一个区域，那么，您是否可以用您的这个理论对这个区域的政策和相关问题进行一个实证查验？
伍新木：中部是一个区域。区域发展关联与外部性是区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发展是有关联的。大区域之间，如北美、欧盟、亚太；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紧密的贸易伙伴国之间；国内的区域间（东、中、西之间，南、北之间，资源地与加工地之间）；在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经济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区域与区域之间发展的关联性越来越强，关联度越来越高。所以人们说，美国经济打喷嚏，全球经济会患感冒。
区域与区域发展关联与产业关联关系一样，有强弱之分；产业关联链有长短之分，区域关联有远近之分；产业关联有前后之分，有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区域关联也有空间关系，有前后关联、左右关联、上下关联。
区域与区域发展关联效应有正负之分，好的制度安排，好的竞争合作关系，好的区域发展规划，好的区域政策，可以使区域间发展关联效应为正，或为大正，甚至获得倍加的乘数效应。
一个国家内部的多个区域间的发展关联关系会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我们假设：国家宏观效应为A，国家内部有B、C、D（东、中、西）三个区域。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区域政策可以有四种结果，八种情形：最好的区域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结果应该是：
A+、B+、C+、D+，不仅国家的宏观效应为正，而且每个分区域的效应也为正；次优的结果是三正一负；再次的结果是两正两负；最坏的结果是四负。我们的区域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应追求第一种结果，即国家宏观效应最好，分区域的效应也最好。而应该避免第三种和第四种结果。
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实体，区域的经济活动也会发生关联。就单个区域的经济活动而言，单个区域的发展措施和制度安排会出现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可以为正，也可能会为负。单个区域的微观的一种制度安排，会呈现出几种后果：①内部效应为正，外部效应为正；②内部效应为正，外部效应为负；③内部效应为负，外部效应为正；④内部效应为负，外部效应为负。如果假设还有大正、大负、小正、小负量上的差别，则情况会更为复杂了。
前面是假定外部性表现为经济影响，如果这种外部性具体细分为经济影响、社会影响、生态影响，则会出现A123、B123、C123、D123的排列组合的新情形，这种关联的复杂性超过前面两类关联的数十倍。例如甲地的原油自己粗加工，不给乙地，乙地生产能力闲置，结果是A为负，B为大正，C为大负；如果甲地自建原油粗加工，乙地技术改造进行深加工、精加工，结果会是A为大正，B为大正，C为大正。我们可以应用这一原理和方法对我国50年的区域政策进行实证查验，对我国的重大投资项目的区域影响进行经济、社会、环境评价。
三、历史上的中部地区为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作出过六大贡献
记者：我们再回到“中部塌陷”的问题上，我们还是不十分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中部塌陷”，您是否可以用比较通俗的语言为我们解释“中部塌陷”的本质的、深层次的原因？
伍新木：如果用区域发展关联和外部性规律来审视中部地区与全国及相关区域发展的关系，我们发现中部地区为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作出过六大贡献，与此同时，中部地区依靠自身却无力付出革命、改革、改造、发展、保护、保障的六大成本。以下六个方面，可以说是“中部塌陷”本质的、深层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