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腐败网络”是指在当代经济发展现实中带有普遍性，具有组织化、程序化特征的、非法非正当交换活动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腐败网络是社会合法网络（关系网）的一种延伸，它不仅迅速扩展到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而且使得法律明文规定与适用于具体环境的隐蔽活动规则之间的分野变得模糊，对市场经济运作、社会秩序和宏观经济管理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社会腐败网络”吸纳了法国学者卡蒂埃·布雷松从“新社团主义”
(neo-corporatism)出发对腐败行为进行的阐述，但是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宏观经济管理学的内涵。社会腐败网络具有隐蔽性，并有力地调动了多种资源，如财政资源、等级制资源、共同利害关系、朋友（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地区的、部门的、团体的）资源等。
社会腐败网络允许以金钱关系为基础进行非法交易，它的“铁三角”结构是竞争、等级制（服从）和共同利益关系（信任）。社会腐败网络通过驾驭这三角关系，打破了公共与私人领域的许多界限。
我们感到，在现代经济发展进程中，反腐败不是，或者不仅仅是，针对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一些惩治，在更大的意义上，反腐败是要“反社会腐败网络”，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打破“社会腐败网络”影响经济生活的机制，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问题。
六、治理腐败网络也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反腐败必须是一场长期的、全面的制度性的努力
记者：这也就是您经常提到的“反腐败是一种制度性的努力”，对吗？
邹薇：对。社会腐败网络是植根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土壤中的，因此，治理腐败网络也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反腐败必须是一场长期的、全面的制度性的努力。
腐败与直接经济利益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经济方面来看，治理腐败的一个基本宗旨就是“扩大市场活动的盈利机会，提高创新活动收益”。这首先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回顾两百年前西欧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各国建立的是以高度的个人廉洁和效率为标志的政权，政府活动降低到很低程度，到20世纪30年代政府再次大规模干预经济时，各国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质量较高的政治与行政体系，因此，西欧国家的腐败就平均而言比当代发展中国家要低得多。据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与许多国家政府对大量进行干预和计划的信念相反，政府应当减少诸如关税、限额、价格限制、价格支持、对特定产业的补贴优惠等干预措施，拆除腐败滋生的温床，为市场经济活动创造条件和空间。
其次，要扩大市场盈利机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范围通常比较狭小，通过私人活动积聚财富的机会受到传统行为准则、少数集团对经济的垄断、外国公司或投资者对经济的操纵等因素的限制，以致某些富有进取心的人因无法施展经济才干而转向政治领域，通过政治途径而非经济途径来发财致富。扩大市场盈利机会就是要把人们的精力和资源由这些不正常的政治盈利活动转移到正当合法的经济活动中去。
最后，要提高创新活动的收益。许多国家创新收益有限且不确定，而腐败活动的收益很高并且比较稳定；创新活动风险大，收益的排他性不强，而腐败活动的风险反而相对较小，并且享有垄断的收益。对此，政府应做的努力是通过界定与保护产权以及其他制度安排，使生产性创新的收益超出腐败活动的收益，引导人们把努力集中到创新上去。
记者：您刚才讲，腐败与直接经济利益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腐败无疑也与权力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邹薇：当然。从政治制度安排上看，治理腐败的一个基点就是“切断权力与金钱之间的联系桥梁，建立民主廉洁的政治制度”。这首先要求建立完善的公务员选用制度。公务员通过政治市场上的竞争机制产生，优胜劣汰，废除政治职位上的终身保险制。这样，尽管财富有时可能成为通向政治势力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已经非常狭窄了；另一方面，政治公职再也不是发财致富之路，因为个人如果希望保有其公职并得到晋升，他的理性选择就不会是利用职权腐败堕落，而是恪尽职守，辛勤敬业。
其次，建立激励性的公务员报酬制度。腐败的产生不完全是官员的素质问题，而且还是官员进行成本收益比较的必然结果。因此，要防止腐败，一方面必须形成严格的公务员选拔制度，提高公务员总体素质；另一方面还要形成激励性的公务员报酬制度。早在清朝就曾经对封疆大吏实行“养廉银”制度。在现代，我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都依据效率工资理论，采取了激励性的公务员薪金制度，让公务员得到一笔比私人部门薪金更高的特殊津贴，收效显着。实际上，提高公务员薪金既降低了腐败收益对官员的相对利益，又提高了从事腐败活动的机会成本，使官员们为了不失去职位，更主动地抵制腐败收益的诱惑。
最后，实行决策民主化。决策程序不民主，个别官员在行政事务上随意性过大，这是少数不诚实的官员腐败的前提条件。通过在各个行政管理层次上建立民主机制，不仅可以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而且可以在官员间实行相互监督，减少腐败的机会。
记者：提起香港，人们就会想起香港廉正公署，它的确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独立性和效率性的侦察和惩治腐败的机构。
邹薇：香港确实是比较成功的。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制定了反腐败的专门法律，并且建立了反腐败的监察和司法机构。例如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务员公务行为方针》，日本的《国家公务员法》，欧洲委员会出台的《反腐败刑法公约》，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
北欧国家（芬兰、瑞典、挪威、冰岛等）近年在全球竞争力排序上一直独领风骚。人口和国土面积都很小的芬兰，连续数年排在全球竞争力首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具有很高的政策透明度，反腐败的法律和行政制度框架非常完备，因此社会腐败网络不显着。
治理腐败的成败与一个国家立法、司法、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和效率性有很大关系。从法律制度安排方面讲，治理腐败的基点是“建立健全法制，强化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提高查处腐败的概率。”正如我们用模式分析所指出的，在查处腐败的概率很低的情况下，惩罚再严厉也无济于事，而在严明的惩治条文基础上，提高查处概率，惩治效果会大大提高。为此，首先要健全法制。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国家公务员的权责范围，明确何种行为是越离正轨、玩忽职守的，应该给予何种惩罚。同时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清除超法律因素在法律程序中的影响，使腐败不仅能及时被发现，而且能没有障碍地得到查处。
其次，要在改革行政管理体系时，削弱官员的垄断权力，强化公共品供给中的竞争和监督机制。一方面要实行竞争式的管理，即不明确把某项权力给予一个特定的官员，而是让数个官员竞争性地供给某一政府公共品。官员之所以有条件腐败，正是因为他对于某一公共品的供给具有垄断权力，该公共品的需求者无法绕过他。如果引入了竞争，人们在购买政府物品，或者政府进行公共采购时，可以以竞争来促进效率。当然，为了避免官员的懒惰和“合谋性腐败”
现象，在公共品的供给中引入竞争的同时，还应采取激励性的报酬体系，比如把售出政府公共品所上交的收入与官员的绩效挂钩。这实际上是提高腐败的机会成本，降低腐败的预期收益，引导更多的官员做诚实的人。另一方面，将管制权利在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官员之间交叠分配，这样一则可以强化相互监督，二则使得潜在的行贿者发现他需要“劝说”的不是一个官员，而是一批相关的官员，于是寻租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强，政府官员“创租”和“收租”的可能性也大为下降。
再次，建立廉政公署这样的独立的非盈利性的反腐败组织。它直接对中央负责，其权力与责任受反腐败法律约束，其行为受中央政府专门委员会检查和监督。香港、新加坡所成立的廉政机构调查和清除了一系列腐败官员，恢复了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其经验值得借鉴。最后，建立广泛的新闻和舆论监督。腐败活动有很大的隐蔽性，这种隐蔽性使得腐败者不必承担太大的风险就能得到垄断收益。如果增强新闻的透明度，强化舆论力量，则可以提高政府部门的透明度，调动全社会力量来反腐败。事实上，国外不少重大的腐败事件，如水门事件、利路库特事件等均是由新闻界首先曝光，然后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才得到惩治的。
七、一些发展中国家往往发动“反腐败”运动，以期在短时间内清除腐败，常常不能如愿
记者：许多国家政府习惯于进行一次次的“反腐败运动”，您认为这是不是有效的反腐败制度设计？
邹薇：“反腐败运动”在形式上是惊心动魄的，但是恰恰相反的是，这种“运动”从长期看效果并不好。现实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往往发动“反腐败”运动，以期在短时间内清除腐败，常常不能如愿。在非洲、印度、印尼、菲律宾的近期历史中，都可以看到，反腐败运动通常只抓住了一些“小虾”，而放走了“大鱼”，那些有背景、有靠山的腐败者躲过了“运动”之后会变本加厉。
我们采用理论模式进行过分析，结果说明，与其展开周期性的“反腐败”运动，不如建立可以信赖的制度化的控制。我们知道，社会的信任感要经历几个时期才能最终重建，一旦人们对于政府惩治腐败的诚意和能力感到失望，则腐败的风气会日渐蔓延。因此，许多国家对腐败行为采取大规模的、间歇性的惩治，实际上可能反而增强了一种对腐败的玩世不恭，使得更多的人成为风险喜好者，以致在惩治的间歇期之间，腐败的发生率更高。
相反的，如果从提高腐败被惩治的概率出发，采取常规的、快速的、适时的惩治，即使力度不是那么大，也会大大提高腐败预期收益的有效贴现率，大大降低腐败收益的现值，这样，即使腐败者是风险喜好者，也不敢轻易犯事，尤其是不敢犯大事。比如在银行里，哪怕是涉及几块钱的账目问题都毫不放松，照章处罚，则几十万、上亿元的挪用或盗用公款的事件的发生就会大大减少。
所以，要使得对腐败的惩治成为可信的、可持续的，重要的是把惩治腐败制度化。这包括形成独立的公共审计系统，建立选举委员会限制和惩治民主选举中的贿赂问题，建立独立的监察机构，建立富有活力的独立的新闻机构，建立官员收支情况定期公开制度等等。对于监察机构，它不仅要发现和披露官员腐败的大案要案，而且还要把诚实可信的官员行为公之于众，使人们对于腐败的状况形成真实的、不夸张的认识，清除以往的腐败行为在社会舆论中形成的累积性影响，调动全社会反腐败的积极性。
近几年我国通过强化国家审计部门的职能，查处了一批大案，这不仅有利于相关部门和地区提高效率，整肃体制，而且有利于公众建立信心，这会具有十分长远的影响。
记者：公众的道德意识、道德水平、行为准则也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的，而且这也会对惩治腐败起到积极的作用。
邹薇：是的。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当然，侦察缜明，法度严备，可以让官员有所畏惧，保持警戒，不能或不敢有非分之念；但是归根到底，“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才是理想境界。所以我们认为，要惩治腐败，还需要提高公众道德意识，建立更有道德的公共管理。
从长远看，提高公职人员和公众的道德水准对于减少腐败是十分根本的。在一个道德普遍沦丧、腐败泛滥的社会，人们会形成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把腐败视为无法避免的社会因素接受下来，并且不自觉地卷入这类活动中。这种状况很可能使反腐败的努力归于失败，如同哈佛大学着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名着《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所说：“在一个腐败风气普遍的社会里，通过严厉的反对腐败行为的法律，只不过为腐败行为提供更多的机会而已。”
为此，政府必须在行政管理制度中，把高水准的道德规定与组织规则结合起来，以赞赏和鼓励道德行为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来对组织成员施加影响。有的时候，道德要求与组织要求是有冲突的，但要看到，组织规则尽管不免僵硬和不近人情，但是它毕竟能维持组织运行中最基本的秩序和效率。如果容忍少数官员以道德为口实而践踏规则，谋求私利，则不仅会使公共管理丧失原则，而且会使少数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江河日下；反过来，只有严格执行组织规则，才能真正提高公共管理者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水平。所以，对公职人员的选择、训练和约束，要把公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以便在公共行政管理中树立起较高的道德风尚，并对广大公众发生示范效应。此外，通过普通教育，道德灌输，使公平正义观念深入人心，也是提高公众道德水准，使民众自觉抵御腐败的重要途径。
总之，腐败是个复杂的制度现象，反腐败也是个复杂的制度创新过程。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组织、不同的主体，对同一个制度安排或制度创新的反应不同，反腐败的成果也会因此而不同。但是，只要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一起着手，从不同角度提高腐败的私人成本，降低其私人收益，提高查处腐败的概率，增强惩治腐败的严厉程度，使腐败行为的外部性内生化，那么，腐败不仅不能给人带来更多利益，反而会使人承担极大的风险和成本，人们自然会摒弃这种行为，而反腐败也因此才能真正获得成功。
顾京圃
顾京圃，1956年出生，高级经济师、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中国建设银行风险与内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1979年9月至1983年3月，就读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顾京圃1975年至1979年，在东海舰队服役。
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3年至1991年，供职于国家审计署。
1986年被推选为中央国家机关党代表出席中央国家机关党代会，参加选举中共十三大代表。
1985年编写审计系统第一套金融审计教材；主持建立审计主审责任制度；带队对包括工、农、中、建、人保在内的国家级金融机构进行现场审计，并任审计组长；主持对中信公司十年经营成果审计评价；借调中纪委工作期间，执笔起草《金融系统以贷谋私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