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至1994年以副厅级调任海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主持海国投对外发债项目，使全国十大对外经济窗口惟一没有对外融资的海国投在香港、日本以及欧洲资本市场发债成功；作为友好使者，成功地使海口市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结为姊妹城市。
1994年至1998年，任中国建设银行审计部总经理。大力提升内部审计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带出了一支素质过硬、业务精通的审计队伍，倡导依法合规经营理念，每年对全行所有一级分行进行审计，有力促进了建设银行规范经营和管理；主持审计调查绕规模贷款，提出将绕规模贷款纳入规模管理的政策建议，该建议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促进了整个银行系统绕规模贷款的清理以及贷款的规范管理；主持建设银行境外投资清理工作，理清底数，果断提出坚决停止继续投资、努力减少损失、境外投资统一管理的政策建议；带领工作组顶着压力、不顾威胁调查处理“恩平事件”，终于将一个造成国家经济损失36亿元的违规金融大案调查清楚，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顾京圃说操作风险是银行的最大风险
京圃做事雷厉风行，最令人称道的是他1998年到当时建行规模最大、案发最频、不良资产最多、亏损最严重的广东省分行任行长，坚定合规经营信念，整顿作风、打击邪气、凝聚正气、规范管理，一年多时间共查处违纪900多人、移送司法处理20多人、开除380多人；扭转广东分行散乱局面，一年多时间将累计亏损108亿元的分行扭亏为盈利7亿元，建行广东分行成为当地四大国有银行分行中惟一的盈利行。主持广东省分行与广州市分行的合并工作，不搞简单翻牌，而是将两个机构的人员、系统、业务有机融合为一个整体，是全国省市行惟一真正合并案例，得到人民银行的高度评价；2000年至今，任中国建设银行风险与内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倡导科学风险管理理念，创新风险管理技术方法，大力提高资产质量，建设银行风险管理走在全国银行业的前列。提出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引导建设银行风险管理组织结构改革，建设银行是中国银行业第一个进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商业银行；引入系统的过程方法和体系化理念研究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提炼出了建设银行内部控制体系标准，在全行推广，得到银监会的高度重视和肯定，目前正拟将该标准申请为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以期为我国银行业的内部控制建设提供思路和方法；推进风险预警系统建设，将风险管理关口前移，对行业、区域、产品适时发出预警信息，发挥了很好的政策导向作用，使建设银行能够在2003年下半年开始较早对过热行业采取收缩政策。自主研发内部评级系统，打造建设银行自己的风险管理技术研发队伍，提升建设银行核心竞争能力；开展降低不良资产攻坚战，标本兼治，立足于建立资产质量的长效管理机制，建设银行资产质量大幅度提升。
记者：您作为中国商业银行分管风险的高级管理人士，您是怎样理解银行风险管理的？您认为行业内对风险管理的认识还存在着哪些误区？
顾京圃：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风险管理正日益成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不少人认为，提升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就是引进国际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和方法，特别是定量分析技术，以为通过计量模型就能够解决风险管理问题。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的。
记者：为什么呢？您认为哪些方面应该引起商业银行的高度重视呢？
顾京圃：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一般包括如下要素：风险文化、风险管理体制和机制、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风险管理的技术和方法、风险管理计算机系统、风险管理人员。有效的风险管理，必然是上述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忽视任何一个要素，风险管理不可能有效。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重视风险管理体系的系统化建设，以理念文化培育为先导、以加强基础管理和内部控制建设为重点、以技术方法研发为支撑，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记者：请您谈谈您所理解的风险管理文化，风险管理文化在银行风险管理系统中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顾京圃：只有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才能使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发挥作用，才能使政策和制度得以贯彻落实，才能让风险管理技术变得灵活而不致僵化，才能让每一位员工发挥风险管理的能动作用。
风险管理文化是风险管理体系的灵魂，有效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必须以先进风险管理文化培育为先导。通过持续宣传、培训、研讨，引导员工充分认识“银行经营风险的企业属性”，树立“风险管理本身寓于发展内涵”的科学发展观，确立“以资本对风险的约束为基础、业务增长与风险控制相适应、风险成本与风险收入相匹配”的风险管理基本原则。让整个银行更新观念和认识，统一思想和步调，为科学风险管理体制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做好思想和舆论准备，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能动参与风险管理。
记者：您在一篇文章里谈到，银行大案要案频发，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薄弱蕴含了严重的操作风险。您用数据说明问题，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损失事件58%来自内部欺诈，损失金额49%发生在信贷部位。联系中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您认为目前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究竟来自哪里呢？是否有更多定量的数据说明这个问题？
顾京圃：我个人认为，操作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最主要风险，我们必须加强基础管理、强化内部控制。
国际银行界一般认为，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根据重要程度排序依次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当然，由于银行的业务结构不同，风险的重要性程度排序也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是指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重要性程度排序。巴塞尔委员会的一项统计表明，发达国家银行操作风险资本需求平均水平为资本需求的10%左右，可见操作风险在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中并不处于显着地位。
记者：在中国，在我通过新闻媒体所了解的商业银行的风险好像更主要的是来自信用风险，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顾京圃：在我国，由于商业银行产生了大量不良贷款，一般认为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主要风险。不可否认，信用风险在我国商业银行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如果不能准确识别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特征，就不可能抓住风险管理的主要矛盾，就不可能真正控制住风险。
任何损失事件的发生往往不是单一风险造成的。信贷损失也不是单由信用风险造成的。大量信贷损失案例表明，信贷损失是由于信贷流程关键环节人员不尽职、欺诈、人情贷款、违规操作、内部控制制度不严密等等造成的。一项调查显示，操作风险事件50%左右发生在信贷部位。操作风险很大程度上引发和放大了信用风险。
和发达国家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面临更加复杂的经营环境，产权结构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尚未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法律体系的缺陷（如假破产逃避银行债务，银行起诉难、判决难、执行难，个人住房抵押品的处置问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转型经济对道德、文化的冲击，这些极易引发操作风险。而且，我国银行基础管理薄弱，内部控制不健全，如一级法人体制下的多种管理模式造成政策、管理程序、管理标准难以统一；管理制度的重复与缺失并存；监督制约独立性差，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将操作风险管理作为重点，必须通过加强基础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来防范操作风险。
记者：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与发达国家先进银行相比处在一个什么水平上？您能否结合您所在的建设银行谈谈中国的商业银行要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应该做哪些工作？
顾京圃：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技术方法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定量分析技术缺乏；受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不足的影响，市场风险管理技术方法落后；风险控制技术和工具缺乏。要借新资本协议逐步推广实施的机会，利用“后发优势”，全面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技术方法水平，既不能因为数据质量相对不好，就裹足不前，放弃风险管理模型的研发，实际上建立并逐步应用风险管理模型会对数据质量提出要求，促进数据质量的改进，也不能盲从风险计量模型，忽视模型风险，忽略专家主观判断的价值。
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研究开发策略。银行间新产品、新技术很难保密，一家银行推出一个新的产品或者使用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其他银行很快就会跟上来。一家银行要保持竞争优势，必须培育持续创新能力，要使创新常态化，建立激励创新的长效机制和创新队伍。建设银行开发内部评级系统坚持“以我为主”的研究开发策略，就是秉承了这一原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我国商业银行内外部环境与发达国家银行相比有显着差异，外国咨询公司只能参与，不能主导；二是风险管理模型需要不断更新换代，必须有一支专业团队持续不断研究和开发，外部咨询机构难以满足这一要求；三是若咨询公司主导研发，银行业务人员难以参与核心过程，不利于自身研发队伍的培养。只有坚持培养自己的专业研发队伍，才能保证风险管理的持续创新，才有可能在市场中保持领先的竞争态势，才有可能成为领跑者，若不然，只能在市场中跟随别人的脚印。
记者：对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顾京圃：改革风险管理体制，转变风险管理机制，提高风险与回报管理能力。根据我国银行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近期应以实行风险垂直化管理、建立一支强有力的风险经理队伍、形成由客户经理、行业经理、风险经理共同营销客户和控制风险的机制为重点，中远期以满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主要要求为目标，逐步实现基于风险预期利润选择目标客户，根据风险调整回报率进行决策，通过组合分析来调整资产组合结构。
风险管理体制改革要遵循全面风险管理原则，建立全员参与的，对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在内的各类风险、各业务品种、各业务流程，能够在微观层面和银行整体层面实施有效管理的风险管理体系；还要遵循风险管理相对独立性原则，风险承担与风险监控分离，风险管理体系与业务经营体系保持相对独立，建立垂直化管理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垂直管理包括两层含义：第一，风险管理的负责报告线路垂直，下级风险管理机构对上级风险管理机构直接负责并报告工作；第二，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的垂直化。上级风险管理部门和人员负责下级风险管理人员的提名、业绩考核与评价，风险管理系统建立相对独立的财务管理模式。这样风险管理人员才能不受干预和影响，保持独立的视角来判断评估风险，并做出相应决策。
风险管理体制改革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同时，要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按照提高市场响应能力、加强内部风险控制、符合外部监管要求的原则，梳理和优化相关业务流程。
记者：关于银行风险管理，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顾京圃：要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建立风险管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一是要建立资本对风险承担的约束；二是要建立经风险调整的收益考核体系；三是要让风险管理人员参与业务流程，风险经理和客户经理平行作业，在目标一致、密切合作的基础上，保持独立视角，增强前台人员和中台人员共同管理风险和回报的能力；四是要让前台部门参与对风险管理人员的业绩评价，但是权重不能太大，使得风险管理人员既不能因为怕担责任厌恶风险，也不能因为前台人员的影响力太大而缺乏独立性。
辜胜阻
湖北省武汉市人，1956年出生，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留学回国人员。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曾任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六届民建中央常委、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
本文核心提示
中部崛起的过程，既是中部地区经济能力、科技实力不断提升的过程，更是中部地区文化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过程
优势区域经济文化包括：创业精神、创新意识、流动偏好、合作意识、信用观念、开放思维。
区域经济文化是通过创新创业的激励机制、舆论心理的导向等作用机制最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文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主要是通过价值观念选择而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很明显，优秀区域文化具有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创业文化是区域经济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广义的创业文化就是区域经济文化，它包含着区域经济文化的其他方面：致富欲望、创业冲动、风险观念、流动偏好、吃苦精神、合作意识和创新精神。
中部地区有“传统文化资源优势”，但是，我觉得我们中部地区的文化资源优势中，缺少现代创业文化的内容，甚至有很多阻碍经济发展的文化传统。
中部崛起要重塑区域经济文化，弘扬区域优秀文化并要实现六个文化大转变。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区域企业成长，不仅需要民众个体的创业创新精神，而且需要一个良好社会制度文化。
辜胜阻论中崛起与区域文化重塑
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中部各省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中部地区的崛起和振兴，是现在全国讨论的热点。带着这个热点问题，记者最近采访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着名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这个采访是在辜胜阻即将离任湖北省副省长赴北京履任新职前夕进行的。在辜胜阻的办公室里，我们就区域经济文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辜胜阻对中国几个典型地区的区域经济文化，特别是创业文化进行了分析比较，他特别强调区域文化中人的观念问题，阐述了湖北省区域经济文化阻碍经济发展的几个现象，政府在区域经济文化重塑过程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最后提出重塑中部区域经济文化的几点建议。辜胜阻认为：中部崛起必须走重塑区域经济文化之路。
一、中部崛起的过程，既是中部地区经济能力、科技实力不断提升的过程，更是中部地区文化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