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部地区政府要努力进行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促进区域经济文化的创新。总体上来看，政府在支持创新创业的制度创新安排包括：以鼓励冒险、分散风险的风险投资制度为特征的新型金融制度安排；以创业板（二板）市场为特征的多层次融资制度安排；以知识股权参与分配为特征的人力资本激励制度安排；以激励创新、鼓励创业、推进竞争与合作的知识产权制度安排。这里我主要想谈谈风险投资对打造优势区域经济文化，形成合作冒险的创业精神具有重要支持作用。风险投资敢于承担创业过程中的高风险，这从制度上来讲有一种鼓励冒险、允许失败的制度效应，所以能激励创新。在风险投资市场中有成功也有失败。风险投资的成功能吸引更多的风险投资资金，能激励更多的人去创业，而创业的失败也能对人们有着正面的影响：形成创业的借鉴，去办别人办不到的事情。这样就使人们的创业、创新、创一流的精神，成为创新项目（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与此同时，人们的就业观念、市场观念、风险意识、效率效益观念、合作协作精神、双赢理念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第四，中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大学科研院所作为文化传播源的作用，通过大学科研院所的改制以促进区域创新创业文化的形成。与硅谷是建立在斯坦福等一大批高校构成智力密集基础上一样，中关村高技术园区是建立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强大技术支撑上的，我们湖北省的最大优势在于科教资源优势非常明显和产业基础比较好。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人才的输出地，我们应该以丰厚的科教资源优势来吸引其他要素资源的流入和合理配置，以形成较好的产业基础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文化的传播源，通过这个传播源的一些观念和制度的改变带动整个区域的文化创新。湖北省要充分利用科研院所改制的机遇推动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吸引研究院所进入企业，或与企业共建技术开发中心、试验基地，或通过联营、投资、参股等多种方式实现与企业的联合。湖北虽然是一个科教大省，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人才引进”
的战略，这里的人才不是实验室人才，而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创业人才，只有把实验室人才和创业型人才结合，才能形成湖北省的科教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现实转变，也才能推动湖北的创新创业文化形成。
第五，中部地区的经济崛起和区域经济文化创新应该以先行区和示范区为先导，由点到面，形成一个扩散、辐射的过程。中部崛起是一个多层次的布局，在这个多层布局中完成经济崛起和文化创新，我们可以以高新技术开发区作为先行区和示范区。高新技术园区融人才、知识、资金、技术为一体，是一种集约化和高效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技术中心、信息中心、知识中心、人才中心、金融中心等多种功能，恰似一个“磁场极”，能够产生吸引和辐射作用，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在这个磁场极中，文化是内核。良好的制度和创业文化氛围，是硅谷成长的力量源泉，硅谷创业文化的核心是“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因此，在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过程中，我们可以选择高新区作为建立优性区域经济文化的点，然后由点到面，发挥高新区的先行示范作用和扩散辐射功能。我们湖北的东湖高新区一直以来坚持尊重纳税人，宽容失败者的创业环境，同时还致力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文化建设，独具特色的园区文化融合了充满活力的校园文化、洋溢科学精神的院所文化、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积淀深厚的楚人历史文化、理念先进的外来文化、现代气息浓郁的社区文化以及以创新为总目标的制度文化。通过东湖高新区的文化示范，最终能够推动武汉、湖北的优性区域经济文化的形成。
第六，政府要规范自己的管理行为，政府领导要在区域经济文化重塑过程中起到示范、表率作用，政府要从“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转变。第一要强调尊重创业者、创业家，构造合理的政商关系。在社会舆论方面，要营造一种“个人富”是通向“全社会富”之路的舆论环境。加强对民营经济的正面报道和正面宣传，要形成一种亲商、近商、敬商的文化环境。在中部地区，形成了一个“经济发展落后——官本位意识强烈——政府依赖费税收入——创业成本过高——抑制创业创新活动——经济发展落后”的恶性循环。合理的政商关系和亲商、近商、敬商的文化环境对中部地区崛起意义重大。为此，政府机构必须规范自己的管理行为。取缔来自各级政府和权力部门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和形形色色的“吃、拿、卡、要”；制止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行为；进行司法改革，严肃司法纪律，实现公正执法。第二，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政府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要进一步从“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转变，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配资源的功能。促进由民间力量自发形成的各种中介组织的发育和发展，形成“民有、民管、民营”的发展模式。
第七，政府营造一种让大中小企业共存共荣的生态环境，这是重塑区域创新创业的关键。
一是要下大力气优化环境，营造中小企业衍生的良好空间。适应“中小型企业快生”的环境应该具有以下要求：具有绿、洁、亮、畅、美的市容环境；满足各种需要的、具有方便性的各种基础设施；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周到的服务环境；让人有安全感的治安环境；成本低、效益高的经营环境；催人奋进的舆论环境；对个人财产权和知识产权进行有效保护的法治环境；充分调动广大科学家和企业家积极性的政策环境；使产、学、研、居融为一体，使人心情舒畅的居住环境。二是要建立高效的服务体系，这是“大企业长大”和“小企业快生”的保障。为企业提供共享空间和共享服务，想方设法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与风险；为企业提供创业咨询和管理咨询，帮助中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运行机制；架起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政府资助创业创新；大力培育企业家，提高技术创新成功率。努力培育现代市场体系，逐步建立起包括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并不断健全市场规划，规范市场行为，使创业企业所需要的资源都可以通过市场得到优化配置。注意培育和规范管理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所等。建立和不断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企业办社会的负担，促进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人才流动。
“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
张培刚，湖北省红安县人。
1913年7月10日出生。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武汉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
张培刚1934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他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生”到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部学习，随后又在该校文理学院研究生部经济系学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本文核心提示
20年来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实属不易
关于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的问题
研究中国经济学一定要懂得历史
要重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非经济因素
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是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
正确看待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
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要争气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
张培刚说中国经济发展已到最关键时刻
我敬佩不已的是年逾93岁高龄的张先生精神矍铄，逻辑十分严谨，思路惊人清晰。张培刚先生纵论中国经济发展和与此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在谈话中他多次对记者说，中国的经济正在补课，这个被没下的功课一定要补上去。中国现在处于历史上少有的好时期，中国人应该加倍努力，发展经济，千万不要错过大好机遇，我们要尽快地赶上发达国家。先生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在谈话的中途，我这样冒昧地问了张先生一个问题：“您从美国回到中国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让一般人难以想像。如果生活可以让您再做一次选择，您从哈佛学成后是否还会选择回国？”张先生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我想还是会回国的，但是可能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回来。”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出国学习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报效自己的祖国。”
张培刚先生始终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现实的研究出发，通过对中国农村经济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大量考察，深入系统地进行研究并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成果，最后建立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体系。晚年的张培刚先生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关注愈益深切。他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懂历史；发展经济要实行改革，经济因素非常重要，可是，光谈经济因素就解释不通这一过程中的经济现象；正确看待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密切合作和共同努力；我们现在不仅要在经济上争气，而且还要在学术上争气。
一、20年来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实属不易
张先生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就是打个折扣，也很不容易。他说，你要知道，这是在经历了3000多年的封建制度、100多年受到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和解放后近30年极左路线折腾的历史之后，才有今天的发展，所以确实来之不易。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外汇储备增加到1600亿美元，我们在世界上地位得到提高，说话就有力量。弱国无外交，我们现在敢对美国说不，与之进行斗争，这除了中央正确领导外，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力增强了。当然在有些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总的来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实力已大为增强。
张培刚先生认为，一些人批评政府，我也是批评者之一，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如果你是一个执政者，要保持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也不那么容易。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我们应该高度关注这一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对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比如在农业改造和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就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土地承包虽然延长30年不变，但仍然是短期观念，靠不住。怎样把所有权和使用权更好地分离并结合起来，使农民心里踏实，看来还要深入研究。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的问题。现在非农产业不够发达，农民向城市转移又受到多种限制，大量转移还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都还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需要继续加以探讨。还有因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贸易摩擦、腐败、教育公平、医疗与社会保障问题、三农问题、金融财政问题、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等等。尽管现实问题很多，面临的困难也很大，但我们有2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打下的基础，如果再加上有一个清廉并有治国能力的政府，我相信总会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二、关于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的问题
记者：我想请您谈谈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问题，您认为资本主义是什么原因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
张培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上探根溯源。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太厉害、太完善，生命力太强。
西方的封建主义制度一般只有900多年、1000多年，而中国的封建制度长达3000多年，比西方要长1800年到2000年。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期延续对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造成的有害影响是很大的，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萌芽，但难以发展起来。
记者：漫长的封建制度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那些有害的影响呢？
张培刚：具体而言，漫长的封建制度最有害的影响是中产阶级难以在中国形成。中产阶级，也叫第三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在西欧，特别是在一些宗教国家，僧侣是最上等的，其次是皇室贵族，再就是中产阶级，即第三阶级，主要是商人，还有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会计师等。因为有第三阶级，就形成了一种力量，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而在中国这个阶级始终形成不了。中国的商人产生是较早的，你看《东周列国》，就有写商人爱国的故事，但作为一个阶级，始终形成不了，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就发展不起来。
第二是海外贸易受到限制。英国的产业革命发生在17、18世纪，在世界上最早，为什么呢？产业革命的起因是海外贸易的扩张。有海外需求就能带动国内工业发展。有一派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引擎（Engine）。引擎和发动机都是一回事，引擎是直译，非常形象贴切。海外有需求，有市场，就能带动国内工业发展，并能提出新的要求，而且由于有竞争，能降低成本，促进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的引进，促进技术进步。熊彼特就主张这种理论，我也是赞成的。
产业革命和海外贸易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你看英国，这个国家很小，他的生存、发达，主要靠贸易扩张。海外贸易扩张带动国内产业发展，而产业发展后又带动生产工具的改进。瓦特在1784年发明蒸汽机，蒸汽机就是引擎，从而带动机械工业的发展，机械工业的发展又带动冶金工业的发展，而冶金工业的发展是与科学技术进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英国的产业革命首先从棉纺织业开始的，进而扩展到冶金工业。所以后来曼彻斯特发展成为英国的纺织工业中心，伯明翰发展成为英国的冶金工业中心。
读一读英国的历史，你就会知道，这些城市的发展与产业革命和工业发展是大体同步的，有一些滞后，一般滞后20至30年，但基本同步。他们国家太小，发展纺织业，原料不够，就向外扩张，把别的国家变为殖民地。当时英国主要靠两个殖民地国家供应原料，一个是印度，供应棉花；一个是澳大利亚，主要供应羊毛，还提供牛、羊等肉食。你把英国的产业革命史翻一翻，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