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对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较好的三个地区——北京、长江三角洲的温州、珠江三角洲的深圳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我也多次到美国高技术产业最为发达的硅谷地区进行考察。
从区域经济文化，或者从创业文化来看，这些地方具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也各有特点。
在创业文化方面，中关村模式得益于雄厚的研发基础和校园文化，而深圳模式的成功在于它是移民城市，有着深厚的移民文化，温州模式在于温州人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在创新体系方面，温州模式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创业精神，企业和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深圳模式的创新主体也是企业，但是，与此不同的是，中关村的创新主体则是大学和科研院所，创新是由科学家而不是由企业家来实现的。硅谷的成功得益于它特定的创业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硅谷和温州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但两地的发展都得益于本地的创业文化。我这里主要想通过对比，具体谈谈温州与硅谷的创业文化异同。两种模式在创业文化上的相似之处有：
第一，两种模式都把创业和创新融为一体。硅谷由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硅谷总是处在不断的创新变化之中，20世纪60年代硅谷的主导产业是半导体，20世纪70年代是处理器，20世纪80年代是软件，而20世纪90年代则是互联网。硅谷的这种创新高潮是被创业活动所推动。硅谷有成千上万的创业者在活动。成功的创业来源于好的创意和初始资本，好的创意可以直接产生一个新的好企业。温州模式是一种创业型经济模式，温州人血管里流动的是创业的热血，“人人想赚钱、个个当老板、处处创事业”的老板意识特别强烈。在创业过程中，温州人也发明了许多制度，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如股份合作制度和民间金融制度。
第二，两种模式都是企业家创业精神高涨的结果。硅谷人为了当老板可以在车库、地下室创业，可以不断跳槽，可以不结婚；温州人为了当老板可以“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可以走南闯北，历尽千辛万苦。硅谷人和温州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敢于冒风险，勇于闯天下，善于抓商机。有人说，“硅谷的空气里飘着的是创意(idea)”，而温州人“头发是空心的，里面藏着抓市场商机的智慧”。
第三，两种模式良好的创业环境都与产业集群相关。硅谷是高技术产业集群；温州是传统产业集群，这种一镇一个集群的专业特色鲜明的民营企业群落，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创新。
第四，两种模式都有有利于创业的社会网络。硅谷的社会网络通常由相似的教育背景（学缘）和职业背景（业缘）以及合作传统促成。温州创业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在“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镇”的模式下起步并快速发展起来的。
第五，两种模式都有使创业顺利实现的专业服务和中介组织。硅谷有一个为创业提供服务的高效而高度专业化的市场服务体系。硅谷是一个集工程师、电子公司、专家顾问、各种服务供应商为一身的庞大专业服务体系。具备充分的信息流与快速而高度专业化的市场服务体系，无疑大大提高了硅谷新创企业的经营效率。温州创业环境也得益于民间商会等中介组织为创业提供的良好服务。
但与硅谷的创业文化相比，温州的创业文化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文化内核方面，硅谷的创业文化是校园文化和移民文化的融合，而温州创业文化则以本土文化和海洋文化为基础。温州的创业文化是温州本土文化和海洋文化等相碰撞融合的产物。温州本土文化主要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倡“义利并举”、讲求实效、注重功利、重视工商的思想。“永嘉学派”的功利思想塑造了温州文化的商品意识、务实作风。温州的海洋文化是温州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通商口岸形成的。海洋文化塑造了温州创业文化的开放性及温州人四海为家、喜欢闯荡的个性，而温州地少人多、资源贫乏的现实，塑造了温州人勤奋、耐劳的品格。
第二，在创业的人力资源方面，硅谷是典型的“科技精英”创业，而温州的老板则是典型的“农民能人”。温州以家庭工业起步，是典型的“农民能人”创业。创业之初，由于缺乏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温州人选择了进入门槛较低的传统产业进行创新、创业；由于单个家庭势单力薄，温州人就通过帮带，大家联合起来，成群结队地去“争”去“闯”，形成了“温州军团”
特有的“抱团打天下”的群体优势，而且往往是在外地的温州人与在本地的温州人联合共闯天下，如各地形成的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城等，都是由温州人聚居而闯出来的。
第三，在文化开放性方面，硅谷移民文化的包容性形成了硅谷创业体系的完全开放性，而温州企业制度的家族性造就了创业文化很强的封闭性。温州的创业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封闭性与排外性：在人际交往等方面，温州人倾向于营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温州文化圈”，无形中形成了强烈的排外作用。温州家族制企业有强烈的排外性。家族企业以血缘、亲情关系为依托，对职业经理人的引进具有排外性。温州人“依靠自己”的意识过强，温州民营企业很少利用资本市场和外资来发展自己。这极大地影响了温州民企吸收外地先进技术与管理，也不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在这一点上，温州与深圳形成鲜明对照，深圳是新兴的移民城市，移民文化包容性强，开放程度较高，不受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束缚，对外来者有很强的认同感，这种开放氛围有利于创业者自由发挥。
第三，在创业路径上，硅谷创业者大多是先在大公司打工，后当小老板，在打工中学习创业，而温州人在创业方式上大多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温州人人都要当老板的“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过强的“老板意识”给创业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是企业做大了就想“分家”，做强了就自动“矮化”，导致同类产品重复建厂和无序竞争。二是企业无法通过联合、兼并、组建集团等快速上规模、上水平、上档次，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三是“人人都想当老板”的意识虽然有企业快生的冲动，但“小富即安”观念却使企业缺乏长大的动力。
第四，在金融支持方面，以风险投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硅谷的创业公司提供了良好的融资条件，而温州则是以民间金融支撑为主的金融体系。
第五，在流动偏好方面，硅谷创业者是在本地区企业之间流动，形成所谓不断“跳槽”的现象，而温州创业者则是离土又离乡，到处闯荡。温州人恋家而不恋土，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品格，走南闯北。如今，全国各地有温州人在创业，世界很多地方有温州人在闯荡。
第六，在社会网络方面，硅谷的创业是以学缘、业缘关系网络为基础，而温州创业文化的一个显着特点是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成为维系温州社会的纽带。在温州人的观念中往往分为“自己人”和“外人”，“自己人”比“外人”亲，自己人之中，父子亲于叔侄，叔侄亲于族亲。
外人之列，同姓、同乡、同学比起一般人又更加密切。这种文化的不足之处表现在：用人上任人唯亲、亲疏有别；管理上常常是人情重于制度，有制度也难以执行；信任上通常限于自己人以及同姓、同乡、同学、战友中间，缺乏家族外的社会信任，企业因而不能获得广泛的外部资源。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所需要的社会资源超过家族、泛家族关系网络以后，这种关系网络就成为制约企业发展壮大的瓶颈。
总体来看，这些地方经济发展较好，离不开发达、活跃的创业文化。虽然国内三地和硅谷在创业文化上各具特点，但不同的创业文化都有助于成功创业和经济发展。
六、中部地区有“传统文化资源优势”，但是，我觉得我们中部地区的文化资源优势中，缺少现代创业文化的内容，甚至有很多阻碍经济发展的文化传统
记者：您是一名学者型政府官员，听说您从政以来，每年都结合自己的政府分管工作，深入企业、深入城乡、深入海内外进行考察和调查，总结了很多调研成果，您能否结合您这些年来的考察和调研谈谈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北省与国内外其他地区在区域经济文化方面存在哪些差异？对照那些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您认为是什么不好的文化阻碍了湖北的经济发展？
辜胜阻：联系我们中部地区来看，我们中部地区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优良的人文传统，应该说，我们中部地区有“传统文化资源优势”，但是，我觉得我们中部地区的文化资源优势中，缺少现代创业文化的内容，甚至有很多阻碍经济发展的文化传统。
关于您提到的阻碍湖北省经济发展的问题，我想具体谈谈湖北的六种文化现象：一是校园文化与商业文化不协调。湖北省高校林立，人才荟萃，但校园文化存在着重论文、重成果、重专利而不重视应用，重视学生的思维训练而不重视动手能力和商业意识培养的问题。二是竞争意识过度、合作精神不够。有些企业甚至是恶性竞争，利润非常薄，用武汉话说就是生意做穿了，大家宁做鸡头不做凤尾，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浙江、温州经济很有商业特色，经济是扎堆经济，企业是抱团精神、合作精神。三是精明过度、高明不足。四是短平快，小富即安的思想意识很浓。武汉人习惯做小生意，缺乏把企业做大做强和做好的恒心。五是求职就业心很强，创业精神欠缺。六是官本位意识强，商本位、企业优先意识弱。
要重商，发展是第一要务，我们的经济不发展，我们的教育和科技就很难发展。我们财政这块蛋糕很小，供养的人太多，已经阻碍了湖北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创业，来生产蛋糕，只有这样，湖北的经济才有希望。
七、中部崛起要重塑区域经济文化，弘扬区域优秀文化并要实现六个文化大转变
记者：上面，您对不同区域的创业文化的比较分析，可谓入木三分，既让我们知道了当前我们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北省在创业文化方面的不足，也让我们知道了区域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文化的精髓，这就是一种“示范和导向”，这或许是中部崛起应该借鉴的宝贵财富。您认为在中部崛起这个历史机遇面前，中部地区应该怎样去学习和改变呢？
辜胜阻：我认为，重塑区域经济文化，弘扬区域优秀文化，是当前中部崛起之魂。具体来说，我们要实现下面六大转变：
一是要弘扬创业文化，实现从官本位思维向商本位思维转变。官本位文化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重商亲商文化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要弘扬创新文化，实现从墨守成规、小富即安向勇于创新、大富思进的转变。要鼓励民众改变“小富即安”和“故步自封”的传统封闭价值观，形成以追求卓越，鼓励冒险，宽容失败，重视创新为代表的开放价值观。
三是要弘扬合作文化，实现从利已独赢向合作共赢转变。“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独赢观念的结果是既损害了他人，又损害了自己。现代社会需要从独赢意识向共赢观念转变。中部地区的发展既需要区域分工，更需要合作，这种合作是广义的，既有中部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合作，也有中部内部各省、市的合作，更有民众具有良好的合作精神。
四是要弘扬信用文化，实现从重即期利益向重长远效应的转变、从守财向守信的转变，提高信任度。我们要改变“一锤子买卖”的短视行为，在经济发展中提高信任度、规则意识，在信用的基础上做长线交易。
五是要倡导开放思维与流动意识，实现从静态封闭向动态开放转变。中部地区要在崛起过程中接触外来文化，形成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
六是要倡导精细意识，实现从浮躁盲从向务实坚定转变。中部地区企业不要坚持“这山望着那山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做法，而应该基业常青，一定要避免走进盲目多元化和盲目扩张的陷阱。
八、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区域企业成长，不仅需要民众个体的创业创新精神，而且需要一个良好社会制度文化
记者：上面您很详细地讲了中部地区经济文化需要通过完成六大转变来重塑区域经济文化，但在区域经济文化重塑过程中，中部地区的政府应该做出哪些努力呢？
辜胜阻：我认为民众的创业创新文化是区域优秀文化的主体；区域的社会制度文化是区域优秀文化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区域经济文化的重塑过程中，需要依赖两种生成路径：一是民众的个体精神和价值观的改变，即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变化路径，二是区域社会制度文化的建立，即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变化路径。
上面我谈到的主要是如何改变民众的观念和意识以形成优性的创业创新文化。其实，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区域企业成长，不仅需要民众个体的创业创新精神，而且需要一个良好社会制度文化。如果民众具有创业创新的动力与热情，政府和社会就应该通过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促使民众创业创新活动实施。具体来看，政府在区域经济文化的重塑过程中作用在于：
第一，政府要为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支持平台，以通过要素自由流动对中部地区经济文化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在推动区域发展的众多要素中，资源、资本、技术等物化要素可以通过交易和流通取得，这些资源要素可以通过位移来实现“优势互补”，而文化，特别是优性的区域经济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其自身是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交易和流通形成和改变，也就是说文化本身的移植性不强。但是，通过资源、资本、技术等物化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对民众的个体精神和价值观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在长期形成优势的区域经济文化。美国的硅谷和我国的深圳都带有强烈的移民色彩，正是通过移民文化带来了这两个区域内民众的创新创业精神。
因此，政府应该为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支持平台，更应该有“海纳百川”和开放的宽容胸怀。
第二，中部地区要通过引进企业，并让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支配下形成产业集群，进而推动区域经济文化创新。大力引进企业本身能够带来要素流的集聚。区域产业集群，形成创新环境，创新环境中各种规则、习惯的固化和沉积，形成独特的区域文化和区域品牌。集群文化，对内可以增强凝聚力，创造协作、信任、创新的文化环境，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对外可以形成竞争势能，对资源具有吸引作用，形成品牌效应。因此，中部地区的政府应该运用产业政策和其他经济调控手段，推进中部地区的区域集群文化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