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先生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密切合作和共同努力。政府作为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肩负者，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在经济发展中都起关键作用，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政府的作用和职能一直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他说：“有效的政府是经济获得成功的基础，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尽快地赶上发达国家，显然首要地就是离不开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参与。但是，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如果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卷入过深，则势必会抑制整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窒息企业的经济活力，以致非但不能加速，反而会阻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少的政府对该国的经济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政府对该国经济的不适当干预，无论是宏观上的，还是微观上的，都给本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性，从而成为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要掌握好政府作用的度，即恰当地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弄清哪些事是政府应当做并且可以做好的，哪些事是政府不应当做并且做不好的。一般而言，个人、企业通过市场机制能够做得到并且能做得有效的事，政府不要直接插手，而他们力所不及的领域，如社会经济体制秩序的建立与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和长远规划等属政府的职责范围。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有重要意义。”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如何闯过难关，张培刚先生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何在呢？从理论上言，以及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社会，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政治体制为其先导和保证，始能奏效。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当前这种史无前例的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也必然是这样，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先决条件。我个人认为，有效的体制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体制问题是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因此，在改革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应该加大改革力度。改革是历史必然，改革越是深入彻底，问题则会变得愈简单明了。当然，改革也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其间的阻力和障碍必然不少，这就需要我们强调改革的代价意识。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不改革或推迟改革则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一定要大胆改革，解放思想。”
结尾：张培刚先生在结束这个长篇对话时说：“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要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振兴和发达；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独立和繁荣。”
他说：“回想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后期，他和吴于廑、韩德培（张培刚与前两位被称为哈佛三剑客，记者）等同窗好友相约从哈佛到武汉大学任教，就是因为受不了长期以来中国由于贫穷落后而被人瞧不起的那种闷气，义然辞掉国外优厚待遇的工作回到祖国，立志要为中国学术在世界上争一席之地。不料回国后，由于极“左”路线，历经坎坷，耽误太多，浪费了许多时间，此志终于未酬。在这方面，他现在特别寄厚望于青年好学之士了。今后主要靠青年学者和好学之士，来继续为祖国在世界学术之林争取平等的地位。”
张培刚先生说：“现在正值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伟大时代，破旧立新，可以说到了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自以为是，也不能妄自菲薄，一切都是外国的好。我们要实事求是，取长补短，建立并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体系，其中特别是经济科学。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本国经济，不可能没有科学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因而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肩负重任、责任感重大！现在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在中国与前些年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个发展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比喻它已经上了车，车子开动了，是停不下来的，它会有阻力，会走弯路，有时候会慢一点，但谁也无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行。要建立并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科学，任务十分艰巨，亦非一朝一夕或一年两年之功，而需要数十年乃至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我自己已届耄耋之年，仍要老牛奋蹄，但我更寄希望于全国有志之士，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来共同担负这一伟大使命！”
七、张培刚教授的补充材料
张培刚的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工商管理学。主要着作有：《清苑的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广西粮食问题》，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浙江省食粮之运销》，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andIndustrialization)，英文稿，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1949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9年在美国再版，1951年春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中译本1984年首次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政治经济学辞典》“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主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合着），人民出版社1980年初版；《微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合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新发展经济学》（主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9年增订扩大版；《张培刚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0世纪中国粮食经济》，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他1945在年美国哈佛大学用英文写成的获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于1951年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又在美国再版。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着，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但由于张培刚获得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国，接着由于中国的政治运动和闭关锁国，使他在35岁之后的30年这一人生最宝贵的时光离开了学术，失去了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
“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旋即泯灭了”。（已故经济学大师董辅礽先生语，2000年）但不管怎样，他的博士论文在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初期发出了炫目的亮光，他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他因此被国际经济学界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
本文核心提示
在武汉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里加深了解董辅礽先生
董辅礽先生是我从哈佛回来后交到的最好的师友
乐于助人、敢于直言，我觉得他更像我们湖南老乡
三星同陨，我在今年夏天深刻地感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
我相信历史一定会给董辅礽先生以恰当公正的评价三星同陨：激情追忆董辅、拉丰和杨小凯
年5月1日，世界着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教授因病去世；在一个月之后的6月份，着名经济学家杨小凯也因病辞世；7月30日，一代经济学大师董辅礽先生在美国病逝。几乎在一个夏天里，与邹恒甫教授相知甚深的三位着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杨小凯和董辅礽先生都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记者在武汉大学有幸见到了与这三位经济学巨星身前有过长期密切交往、目前在国内讲学、埋头办教育的着名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一向低调的邹恒甫教授这次并没有回避媒体，他欣然接受了记者专访。我们听他娓娓讲述董辅礽先生和与之相关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听他激情畅谈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听他深情缅怀经济学界三颗巨星的先后陨落，听他慨叹人生的聚散离合与无常。
董辅礽192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50年毕业。
1953年赴苏联学习，1957年获苏联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硕士、副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武汉大学讲师，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中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同时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辅礽曾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董辅礽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开拓性的贡献，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常年从事教学的董辅礽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这些人才如今正活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企业界。董辅礽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勇敢地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
的政策性建议。他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的所有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勇气使他享誉海内外。
1984年他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他得到了“一代经济学大师”的美称。
一、在武汉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里加深了解董辅礽先生
记者：邹教授，您和董辅先生的深厚友谊外界早有传闻，请问，您是什么时候认识董辅先生的？他最初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邹恒甫：
1978年，董老师到我就读的武汉大学作一场学术报告，我听了他的报告后，当时就有这么一种感觉：这个人与别的人不一样，有思想，很了不起。我在那个学术报告上第一次听董老师讲了许多新奇的理论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谈论社会主义的利润，不能谈社会主义的生产价格，而董老师给我们讲述如此离经叛道的学术观点是要冒巨大的政治和学术风险的。对于那个时代，那是多么伟大的思想！
他给我的印象是有雄辩的口才，有鲜明的思想，有学者的风度，是很征服人的教授。他当时对我们年轻人讲了三句印象深刻的话，令我至今难忘。他说：“你们学经济学一定要学好三样东西，一是要学好数学，二是要学好形式逻辑和哲学，三是要学好英语。”
多年后，我对我的学生也说这同样的话，当然，我又加了一句，要学好中文。
记者：您后来对董辅先生又有一些什么新的了解呢？
邹恒甫：
1978年至1983年8月，我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学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中国有两件事情让人无法忘记，一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大反思，第二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大量引进。前者就是以董老师为首的，当然，中间还包括了于光远、薛暮桥等一批前辈人物，他们大胆深刻地反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勇敢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那时的董老师还只有50多岁，但观点鲜明、锐气逼人。后者是以张培刚、陈岱孙、吴纪光、谭崇台、厉以宁等为代表的一批人，他们大力引进西方主流派经济学理论。中西冲撞，真可谓文明的大冲撞。
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许多重量级人物都与我就读的武汉大学产生关联，我把他们称作“武大学派”。他们的学术理论走到了最前面。董老师是武大的校友，这不用说，他与我的老师曾启贤是挚友，他们都是原先在武大任教的张培刚的学生。因为曾启贤老师，我对董老师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这里要谈到我尊敬的老师曾启贤，他1989年过世了，可以说他是武汉大学经济学里最伟大的人，他懂西方经济学，也懂中国，还懂得尊重他人。董老师与曾老师交流很多。曾老师把董老师、于光远、薛暮桥等人的一些最新思想带到了武汉大学。还有从哈佛回国的以张培刚、谭崇台为首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教授，以及同是从哈佛回国的吴纪先老师、刘涤源老师，从耶鲁回国的李崇淮、周新民，从威斯康新回国的朱景尧等一大批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物。他们齐聚武大、真可谓群星灿烂，光华四溢。我就在这种良好的学术环境里成长。尤其是董老师能够把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最前沿的理论及时带给我们，我们还能够亲眼目睹他提出一系列的新思想，这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认为我当时很好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加上得到西方经济学的熏陶，使我在同辈人中有很强的优越感。
二、董辅礽先生是我从哈佛回来后交到的最好的师友
记者：邹教授，我们了解到，您从哈佛回来后，才真正开始了同董辅先生的学术交往，你们是如何成为朋友的？您能为我们回顾一下这段时期的一些经历吗？
邹恒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