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论的隐士，庄子所论的后一种隐士，虽然他们大多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但在我们看来，仍可以称之为义隐之士。因为他们之所以要“隐”，其共同点是“天下无道”，举世混浊，他们以“隐”来表示对社会的反抗，张扬义节，的确有“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的品格，是属于司马迁所说的“清士”。生活于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不可能也不必去效法他们，却能够从那些隐中贤者身上所体现的人格精神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
伯夷、叔齐虽不是开中国古代隐逸之风先河的人，却是史籍所载中为我们最为熟悉并为后世遵崇的隐者。他们的事迹虽见之于很多史籍，但说法并不一致，说明有传说的成分。下面的故事主要综合了《吕氏春秋》和《史记》的记载。
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孤竹君遗命立次子叔齐为王位继承人，叔齐坚持让位于伯夷。伯夷坚持不受，并且逃走了。叔齐仍然不肯即位，于是也逃走了。
后来，他们两人聚于一起，听说西伯姬昌（周文王）好像是个有道的仁德之君，“善养老者”，于是商议道：“既然文王有仁德，我们还呆在这里干什么呢？何不归附于他？”于是两人西行到周国。待走到岐山之南，周文王却已经死了，周武王即位。周武王要弘扬财德，派其弟弟叔旦去找殷的贤臣胶鬲，跟他盟誓说：“让你俸禄增加三等，官居一列。”并写好三份盟书，文辞一样，把牲血涂在盟书上面。将其中一份放在胶鬲的所在地之内，另外各执一份而归。武王又派大臣保召公到共头山下找到殷臣微子，跟他盟誓道：“允许你世代都为诸侯之长，奉守殷的日常祭祀，还可以奏殷天子祭祀时的桑林之乐，盂诸这个地方就作为你私人的封地。”一样地准备好文辞相同的三份盟书，把牲血涂在上面。一份埋在共头山下，再各执一份而归。同时，武王用车载着神主，以文王遗命的名义东去伐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坐骑进谏道：“父亲死了不安葬，却马上动兵马，难道能说是仁吗？”武王的左右想要杀他兄弟俩，太公阻止，说：“这是有义节的入。”便扶他二人离开。
听说和经历了上述事情后，伯夷、叔齐相视而言道：“这里与我们原来听说的可大不一样啊！武王的所为，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道’。从前，神农氏治理天下时，四时祭祀，尽恭敬之心，并不是为己求福。对于天下的百姓，以忠信为怀，尽心治理，并无别的所求。百姓要求公正，就帮助他们实现公正。百姓希望天下安定，就帮助他们实现安定。不以别人的失败使自己获得成功，不利用他人的卑微来抬高自己。现在武王看到殷邪僻淫乱，就迫不及待地要去纠正、治理，这是尚计谋而借行贿给殷臣胶鬲、微子之机，恃仗军力而耀武扬威。杀牲为盟以为信用，依靠四内和共头山上的盟约来向天下表明行德，宣扬所谓吉梦取悦天下众百姓，杀戮征伐以获得利益。以这些所作所为企图承继殷纣，不过是用逆乱代替暴虐而已。我们听说古代的贤士，遭逢乱世，从不苟且偷生。如今天下黑暗，周德已经衰微，与其依附周使我们身浸污浊，不如避开它使我们的德行清正高洁。”因此，在武王平定殷纣而天下归周时，伯夷、叔齐耻于做周的臣民，义不食周粟。二人向北行走，隐居到首阳山，采摘山上的野菜充饥。当由于饥饿而快要死时，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登上西山啊，采薇菜以充饥。以暴虐取代暴虐啊，还不知其所行为非。神农、虞、夏禅让的时代一去不返，君臣争夺，我的归宿又在哪里？长叹息啊我之将死，悲命运啊是如此的衰薄！）
终于，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
《吕氏春秋》由此感叹道：“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轻。有所重则欲全之，有所轻则养所重。伯夷、叔齐，此二士者，皆出身弃生以立其意，轻重先定也。”认为伯夷、叔齐之所以隐居和舍弃生命以坚守自己的节操，是由于他们心中的轻重早就确定了。显然，这就是轻生死、重名节。洁身自好的人，不能以玷污名节为代价，在世上苟且偷生。司马迁更是感慨万端，由伯夷、叔齐这样的“善人”饿死于首阳山，联想到孔子赞美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学生颜渊早逝，而滥杀无辜的盗跖以及“操行不轨，专犯忌讳”的恶人，却“竟以寿终”和“终身逸乐，宝贵累世不绝”，发出了对“天道”的怀疑。人们说天道无私，没有偏爱，常常帮助“善人”，然而“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因此，司马迁认为，隐居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的贤德，由于孔子的赞美而声名昭世，甘居陋巷的颜渊，由于跟随孔子而德行彰明，所以不应当让那些“趣舍有时”的岩居穴处的隐士“类名湮没不称”，这大概是他为伯夷、叔齐列传以引起后世史家对隐士注意的原因。因为在他看来，“举世混浊，清士乃见”，这些清士的品格有如岁寒之后的松柏，不应被埋没。果然后来的史书多设“隐逸”和“逸民”列传。
伯夷、叔齐之所以为孔、孟等人推崇，为后世效伪，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符合儒家的隐逸主张，以及儒家的名节观念。伯夷、叔齐虽然反感殷纣王的暴虐，但同时亦认为：周武王以贵宝贿赂殷的大臣依附于周，以扬周德，是以不德扬德；然后牲血为盟，以示诚信，由于手段不光明正大，恰恰不诚不信；文王刚死，还未安葬，就借文王名义伐纣，是为不孝；纣虽暴虐，但伐纣本身是以臣弑君，所以不仁；以杀伐取代殷纣，是“以暴易暴”，应为不义。在伯夷、叔齐看来，不德、不诚、不信、不孝、不仁、不义，在周已是一应俱全，所以天下黑暗无道，“周德衰矣”。这就是他们决意隐居，不使自己清正高洁的节操受到污浊侵染的原因。仅就此而言，伯夷、叔齐不失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高洁之士。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从历史的观点看，武王伐纣，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殷纣荒淫无道，无以复加，世所共愤。武王平定天下，正反映了当时天下的愿望。也许，当时的人在价值观念上更重个人的品格，以致于孔子、孟子在赞颂武王的功德时，同时推崇伯夷之隐。这充分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强调个人人格的重要，多以个人品性论人的特点。客观地讲，伯夷、叔齐先因纣之无道隐于北海之滨，后又认为伐纣的武王无道隐于首阳山并饿死在那里，是愤世之无道而隐，但总的看来对个人道德人格的追求，大于对别的东西的追求。
后世效伯夷、叔齐义隐者多矣，但像伯夷、叔齐这样宁可饿死也“义不食周粟”的人却并不多见。这与其说昌隐逸的退步，倒不如说是隐逸的进步。正因为很多隐者更加珍惜生命，一些隐者才为后世留下许多不朽的诗赋文章，有些则潜心学问，成为一代宗师。如果隐士们都像伯夷、叔齐那样不食当朝的粮食而饿死，至少我们不能领略到陶渊明“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的诗中意境。
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出身于没落的官宦之家，祖父曾任过武昌太守。陶渊明是中国古代诗人中最享盛名的隐逸者。
《晋书·陶潜传》说：陶渊明“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陶渊明曾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自序写道：“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棵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段自序，当时的人读后就说是陶渊明自己的实录。可见，陶渊明的隐逸决非偶然，早就有“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志向。由于家贫，陶渊明还是出任了江州祭酒，因实在不堪忍受这份差事，没干多长时间就回家了。后又被州府召任主簿，仍是不愿干，而甘愿“躬耕自资”。但此后还是相继出任过镇军、建威参军，最后出任彭泽县令。由于不满当时士族地主把持政权的黑暗现实，陶渊明从不“私事上官”，但郡府却久闻他的大名，于是派督邮来看他，陶渊明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便在义熙二年解县印归隐，并写下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归去来》一赋。赋中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还，觉今是而昨非……”他感叹自己“以心为形役”，误入迷途，到那污浊黑暗的官场浪费光阴。好在现已迷途知还，回头一看，顿觉“今是而昨非”。于是，陶渊明纵酒弦歌，遐观“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而盘桓”。离开了“帝乡不可期”的地方，他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心灵已挣脱了“形役”，达于自由的境地。正如他在诗作《归田园居》中所说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隐后，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确过着他在《五柳先生传》自序中所描绘的生活。每有故交友人来访，便喝它个酣醉方休，不知是借酒消愁，还是因“心远地自偏”而开怀畅饮。酒酣或无酒时，陶渊明都“雅咏不辍”，佳篇迭出，如《桃花源记》等。又“尝谓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当朋友酒会时，独自抚琴而歌，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陶渊明就是在这样的归隐生活中。度过了他的余生，于公元427年谢世，时年63岁。
陶渊明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园，显然也是因愤世而隐。这种不屈的精神，为后世景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即成为许多文人不愿为浊世出仕的精神力量。但陶渊明并没有完全的超脱，尽管他归隐后的大量诗赋中，有对世道污浊的不满，对世俗生活的蔑视，有对桃花源式隐居生活的玩味和自足，有归于大自然后的欢歌和自由，这些却也掩饰不住他整天酣饮和抚一张无弦素琴而歌之所流露出来的苦闷。他之所以要抚无弦琴而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因为“羲皇上人，性不解音”。尽管他还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内心里的寂然孤独恐怕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续上琴弦，将无弦琴的“琴中趣”更直接地传达给能“解音”的人听，或许是在暗示有识得“琴中趣”的人能出来续上琴弦，以便他能自若地出隐。当然，这只是猜测。虽然他那“刑天舞干戚”、“精卫填沧海”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都在说明陶渊明并非是消极的避世，为这猜测多一些佐证，但即使真的如猜测那样，也丝毫无损于作为隐者的陶渊明的伟大。正如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一文中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才认为陶渊明的归隐更值得肯定。比起那些纯粹避世，或企求生命永恒，却最终成为这个世上匆匆而过的隐者来说，陶渊明的“不屈其志，激清风于来叶者”，的确显得更为高尚。
历朝历代的隐士恐怕难以计数，文人中的隐士也不在少数。除陶渊明外，著名的还有与陶渊明同朝代的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唐代的李白，清代的王夫之等等，不一而足。虽然他们隐逸的方式不同，如“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李白之浪迹天下名山胜水，并无一固定隐处，但在不愿再为浊世出仕，不与黑暗现实合作上，却是一致的。并且，他们不仕而隐，仍不丧志，都有名篇佳作留传后世，王夫之隐居稀山潜心学问，更为一代学术宗师。
我们不赞成消极的“隐”与“忍”，但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与自己的道德标准有较大距离，而自己又无力改变时，“隐”与“忍”则不失为洁身自好，蓄势待发的良策，看似无为，但正是这种无为在为有为积蓄力量，积攒能量，终会变无为为有为，变出世为入世，变“隐”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