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育钖，当时在江西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人，不仅是一个大土豪、大学阀，而且来头不小，据说跟随中山先生闹过革命，早就参加了同盟会，倚老卖老，仗着老资格，军阀官僚也会顶撞一下，但事实上是一个大投机客。******一到南昌，就紧紧勾结，赢得主子的称赞，圈选江西省党部委员时名列监察委员首席，和****反动派勾勾搭搭，又成为大学棍，身兼大土豪、大学阀、大党棍三个称号，人却长得又小又瘦，南昌人都叫他瘦皮猴。他的田产很多，他很聪明地对教育事业投资，生财有道，从开学校着手，有名有利，可以名利双收。先在状元桥附近开办了一所心远中学，接上又在三道桥办了一所心远中学分校，1925年又办了所谓心远大学。他是这三所学校的董事长又兼校长。不仅此也，反动当局还委任他兼系马桩第二中学的校长，于是徒子徒孙满江西。到了反动派争权时，很自然地倒了过去，公开地反共、反对三大政策。当时，群众对他的反动言行早就有了揭发，有一次竟在三所学校校务联席会上讲：“真糟了，不制止农民暴动，学校无租可收，我的学校要关门了。”大叫大嚷，但由于他年老，又当他只是发牢骚，没有去打击他。这一次，可能是获得了新的情况，而有所行动。
我们到达后，朱德同志就告诉我们，只是要我们同他们一起去找熊育钖，究竟为什么事却没有讲，当然我们也没有询问。因为，熊育钖住在学校里，而且是住在学校里的一栋类似土围子的屋子里，不容易找到他的住处。朱德、杨达、邹努等几个同志和我在一起，反复进行研究部署，最后确定由我导引，陪同局里的督察率先前往。走到三道桥，就有警士在等候，说前门、后门、侧门都布了岗，有几位南昌市党部的同志也在这时来到。首先由我进到学校，学生还未下自修，在自修室里找到学生会主席曾育英，我说有重要事情找你们的熊校长。他立即陪我转弯抹角带到熊育钖所住的土围边，原来要他去叫门，可是他回头一看，来了这么大批警察，他吓得不敢开口。于是只有自己动手敲门，起先还听到“猴子”一句应声，以后再也不响，也不开门。还是警士爬过墙，开了门，我们才得进去。进去房间，除了一个老妇人——他的妻子外，再也没有，不知熊猴子到哪里去了。一摸，被还热，一看，窗门大开，用电筒一照，原来熊猴子蜷伏在窗下。接上把他带进屋子里，拿出搜查逮捕证件。于是他们开始搜查了，我始终是留在房间作参观员，主要是找文件，翻箱倒筐，偏偏这个土豪箱筐又多又大。我眼看到箱子里一包一包的钞票，无法计数，上面写了佃户姓名、交租日期，一包一包又一包，我才体会到他办学的目的是为了保产发财。这样，他就可以任性地无休止地进行剥削。我有时也为他们查抄的电文感到惊讶，翻看一些通电，其中就有牵涉到3月20日李之龙事件的欧阳格与熊育钖的电报。
后来，听说主要是他和广州、南京勾结，策划一个新阴谋。当查抄近尾声时，来了一些学校次要领导人，主要是找我，讲人情，要求不把他们的校长带去，他们随传随到。那老婆子更是哭哭啼啼，给我们增加不少麻烦。督察长出示证件，才把熊猴子带走。正准备把他和程天放一起，一同审判。由于朱培德叛变，开始是拖延，以后却无条件把他释放。这个大学阀，还没有来得及清算罪状，就被朱培德不了了之。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年代里，这个瘦皮猴子竟被爬上监察院的监察员宝座。
当年六月，“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的名单当然是少不了他。在八一起义前夕，听说他回到南昌，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据说，7月31日晚，确实是邀请过一些三、六、九军的团营长去他家吃饭打牌，麻痹他们，直到八一枪响就把他们抓了起来。这事事后在南昌流传着。
八一起义后，我随军南下，最后在瑞金还见到过他，以后我们去潮汕，他的部队驻守三河坝。从此，再也没见到他了。
3江西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夫人蔡畅
大革命时期，我们和军队政治部打交道得最多的是总政治部和三、六两军政治部，从主任到股员，都很熟悉。但对二军政治部联系却较少。但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却是常见面的客人。他经常会来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学总就在市党部内，他来市党部必然会来学总聊聊。他和邹努很熟悉，他也会和我们畅谈一切。当******快翻脸时，就早揭露******的丑恶嘴脸，揭示******的反动本质。不像其他的主任那样，像金人那样缄口。当时，学总****工作很多，来往的人也很多，他建议我们要找一个独立的办公处所，即便于接近学生、也利于工作。后来他帮助我们解决了办公场所。又因为学总、****一无经济收入，二无固定经费（开始时我们不知道省党部经费列有民运经费，等我们知道后，****掌权的省党部不理会我们，我们也不屑于对他们提出要求），要纸张、要印刷宣传品，我们总是向市党部伸手。鉴于这种情况，李富春同志主动从军政治部拨补二百元经费给我们，上午说过，下午就由政治部同志送了来，真是雪中送炭。从此，学总有了经费，办事更方便了；房舍也确定了，只等到4月2日革命暴动后才搬了过去。像李富春同志那样主动、无私地支持我们，我们多么感谢他啊。
我们有时也会去李富春同志住所去拜访他，有时请他讲演，有时请他解决问题。去的时候一般都是在晚上。因此，我们也就和蔡畅同志熟悉了，我们叫她“蔡大姐”。那时，蔡畅同志还年轻，刚从法国回来不久。回家后，她穿上西式便服，趿着拖鞋，披着头发，热情地招待我们，还请我们吃糖果。她会把她在法国留学的情况告诉我们，还给我们讲法国革命故事。多么好的一个蔡大姐。
李富春同志先后给学生和青年工人做了两次讲演，一次是要他介绍中国学生在巴黎勤工俭学的情况，讲得很生动。我还记得讲过他们运去好些袋黄豆，有些袋子受到潮湿，长了芽，就索性利用做黄豆芽，巴黎人吃出味儿来，抢买一空，以后做豆芽磨豆腐，就成为劳工俭学的一项收入。当然他主要的是介绍勤工俭学学生如何去寻找真理，上述不过是一个插话。可这插话，我至今还未忘却。
自然，我们也没有轻易放过蔡大姐。三八妇女节她当然是一个主讲员，连****也请她对全市小学生做过一个报告。孩子们不好惹，讲完后，不知是谁提出请她唱歌，她也就唱起来，一个接一个，最后还请她唱了一个法国歌曲才了事。以后，二军政治部离开南昌，就再也不看不到他夫妇俩了。
4罗亦农、陈潭秋、汪泽楷
北伐军进入江西以后，****中央为了加强江西党的领导，先后派了罗亦农、陈潭秋、汪泽楷等三位同志做********（原来的********刘九峰担任组织部部长）。最早来的是罗亦农同志，他是中央委员，和******同志在一起领导过上海工人起义，打跑军阀，建立工人武装，后来又和******反动派交过锋的赫赫有名的人物。陈潭秋同志在江西时间不很长，最后是汪泽楷同志来到，一直到八一起义时他还在江西。陈潭秋和汪泽楷两位书记都是湖北人，陈当时是************，是党的创建人之一。汪则是从湖北********调来。大员到来领导工作，真不简单。他们三人在江西时间虽不很长，由于经常接近群众，正确掌握方针政策，在党团员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特别是罗亦农同志，身材魁梧，风度翩翩，声音异常洪亮，说话带湖南口音，干脆有力，又富感情，很有感染力。他来到时，正值****猖狂之日，他在对敌斗争中，常常带着讽刺幽默嘲笑的口吻。他曾经过大敌，对江西这些跳梁小丑的鄙视与蔑视，自是常事。由于他的革命乐观主义，促使我们有胜利信心地挺着胸膛上战场。大家都欢喜听他做报告，每听他一次报告，都受到一堂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没多久，他就调离了南昌，我从此再也没见到他。
5赵醒侬
赵醒侬，南丰人。青年时期（1926年）就曾领导过江西青年学生运动，传播马列主义。他是江西CY（共青团）与CP（共产党）（最初是一套领导班子，后来才分开，更早些时候是SY、SP，以后改称CY与CP）领导者。我认识他是在我因五卅惨案焚烧仇烟事件被捕出狱后，参加黎明中学的欢迎会时由邹努介绍我见到他，面前站着一个领导地下斗争的人物，却和我欢笑握手，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早在督署西花厅，邹努就曾给我讲述他的生平与艰苦领导斗争的英雄事迹。知道他原名赵干，因家贫，中学还没毕业，为了生计先后到常德、长沙等地做学徒，以后又流落到上海，靠贩卖报纸维持生活，晚上就寄身在菜市场或人家屋檐下，过着苦难的生活。后来，到了上海大学，在1922年参加了共青团和共产党，就在那一年被党派回南昌，从事革命斗争。由于他自我刻苦学习，阅读了很多革命理论书籍，凭着他临危不惧、临险不屑的革命毅力，凭他过人的才智，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他来到南昌后，即和袁玉冰、方志敏、曾天宇等人创建CY、CP组织，发展了很多团员、党员，不久就在南昌办起了新文化书店，宣传马列主义。后又发起组织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传播革命理论，并且组织了一个江西民权大同盟，提出“打倒军阀，伸张民权”的口号，传播进步思想，当然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而这口号的提出，自然为北洋军阀所痛恨，因而新文化书店遭到封闭，大同盟的领导人物被缉捕。袁玉冰等三人就是这时被捕下狱，赵醒侬幸好脱逃，不久又回南昌继续斗争，并担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领导工作。在1924年，与曾天宇、张朝燮等在南昌解家厂创办黎明中学，运用文化教育、学术研究，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并以黎明中学为据点，不断扩大革命组织，由少到多，并从南昌延伸到外地，不久，吉安、鄱阳、九江、永修、临川、都昌、修水、弋阳、横峰等县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九江、吉安、永修等地也发展了党、团组织，这一切都和他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在参加了欢迎会后，我很快参加了共青团。开始我分在黎明中学的支部过组织生活，以后又由组织介绍我参加了国民党，而且被分配到省党部协助青年部长朱大贞搞青年学生运动工作，省党部就设在黎明中学，而赵醒侬则住在黎明中学里面。因此，经常能见他的面，多次听他作形势报告，有关青年学生运动的事也常会和我交谈，可以说是和他时相过从。他作形势报告，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声有色有力。他是瘦长个儿，戴着一副宽边玳瑁眼镜，说话声音很小，对人总是露出笑容，使人可亲可敬。生活很艰苦，衣着很朴素。当时他患有重病，但仍然坚持工作，而且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当遇危急时（他多次被缉捕）就住进医院里去，或是由这一个地方移住到另一个地方。有一次，邹努带我出德胜门外“法国医院”里去探望一个病友，在一个单人病房里见到住院的病友竟是我们的********赵醒侬，原来邹努并不是探访病人，而是应邀到此向书记汇报工作，当然也有关于学生运动方面的工作，是嘱咐我们暂时推迟召开各地学代会成立江西学生总会的工作。
在1925年冬，赵醒侬、刘承休（吉安人）和陈灼华（女）等三人前往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由南昌出发，不幸被敌侦知，在牛行车站上车时被军阀逮捕，接上就派军警查抄国民党省党部秘密办公处（租了几间民房），事前我一点情况都不知道。我当时还在赣省中学读书，就在他们被捕的第二天下午第二节下课时，我随着同学一起跑到校门口操场活动，有同学通知我“校门口有人找你”，就在大门口传达室站着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我不认识他，也从没见过面，因为来来往往的都是青少年同学，年龄、个儿一望而知，心知便是来找我的人。正惊奇间，那人见我打量他，便向我问：“你是陈步翔吗？”北方口音，心知不好，急中生智，立马回答：“喏，陈步翔后面来了。”他转头时，我便向操场学生群中钻过，从小路逃回家中，连书本还放在课堂上也没拿。发生了这件事，忐忑不安，又不敢向家里说。吃过晚饭后，正打算去黎明中学探询，突然住在附近宁国县同乡会在南昌读中学的学生、共青团员谢汉昌来告，赵醒侬三人在车站被捕，督署正在发出缉捕文书捉拿同党，其中有我、邹努、王立生等人（宁冈同乡会住有许多同学，我和邹努常去）。他是在督署一个文案传达这一消息时得知的，他嘱速即逃避，脱离风险。文书一经发出，便要搜捕了，他马上又去一师通知邹努、女职贺服丹（都是榜上有名的人），这才知道今天来学校门口找我的人，可能就是抓我的人，如果不是溜走，我又将第二次遭到逮捕了（顺便记述一下，谢汉昌后来由我向组织介绍，保送前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苏区任团级职务，后被当作****惨遭杀害。这是军区了解周郁文即李文林情况时告诉我的）。无法可想，只有告诉母亲和五舅父（此时，父亲不在南昌），五舅父奔波了一个晚上，才遇上了他岳父县里的星子红船（有铁尖枪的公家运粮船，双帆，有橹板，逆风可行特快船）。第二天清晨，即由南昌开航回星子县城，五舅父一方面为我整理行装，清点我的书桌抽屉，烧毁一切书刊与宣传品，防止搜检出事。第二天天未明前，即送我上了红船，过鄱阳湖，即到五舅父家里，避了一个多月的难。后来由于在广州的江西大老向督办方本仁（湖北黄冈人，后投国民革命军）疏通，同时方本仁也有投靠广州企图，因而赵醒侬等三人被释放。自然，为首不问，胁从从宽，风雨过后平安无事，我就乘了红船返回南昌。在此同时，邹努与贺服丹等也从新淦永新返回，一场惊险雨过天晴。我回到南昌见到赵醒侬，一个月牢狱生活，折磨得他更加憔悴，消瘦不堪，但精神很振作，两眼炯炯有光，谈起狱中生活，语调十分幽默，充斥着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同被捕的陈灼华，出狱后不再到省党部妇女部工作，脱离革命了（以后不久，方本仁下台了）。新督理又继续实施高压政策，曾又有两次缉捕赵醒侬。就在这样严峻时刻，赵醒侬依旧坚持工作，不过把住处搬迁一下，他的革命警惕性和乐观性深深地教育了我。
在1926年7月间，北伐军已经进入江西境内，赵醒侬又再一次被军阀逮捕。在此同时，封闭了黎明中学与明星书社。赵醒侬被捕后，大义凛然，不屈不挠，终于在北伐军进攻南昌前夕，惨遭杀害。我的家在德胜门内东万宜巷，开后门就是城墙，城墙外边就是当时反动派的下沙窝芝麻田刑场。我在9月16日那天傍晚从外边回来，家里告诉我“赵醒侬高呼口号慷慨就义的消息”，晴天霹雳，悲愤万状，怀着痛苦的心情设法爬上了城墙，一望无垠，远处（约不到1000米）赵醒侬的遗体躺在沙丘里，他的爱人（曾在黎明中学见过）在旁边痛哭，另有两个亲属在料理收尸埋葬事宜。此时此地，我悲从中来，不禁泪流满面，心如刀刺，一代英雄人物，竟遭军阀毒手。但是浩气长存，烈士永远活在江西人民心中。就在他牺牲后第三天，南昌城头飘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迎来了北伐军，迎来了革命春天。
在1926年12月29日，追悼死难革命烈士阵亡将士大会上，由以******为首的主祭团（我是主祭团中九人之一），在几万人的大会上沉痛追悼。（见上海《民国日报》民国十六年一月四日二版）
赵醒侬烈士，安息吧！
6黎明中学负责人曾天宇（1895—1928）
曾天宇，是黎明中学的校务主任（校长系省参议会议长龙钦海挂名），字兰畹，又名阔挽、国香，江西万安县罗塘湾人。1922年从北京中国大学毕业，在中国大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大学毕业后，被党派回江西，是江西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和赵醒侬一起搞革命工作。1924年3月，由他负责创办江西黎明中学，初设一个班，仅学生三十余人。由于在军阀统治下，便于学校开办立案及掩护革命活动，请省参议长龙钦海担任校长。由于他的艰苦努力，我在1925年下半年到黎明中学参加欢迎出狱会时，黎明中学已经发展为三个班，有学生一百多人，校务蒸蒸日上，而且成了当时党的活动中心，为党培养了很多革命干部。1924年7月间，江西国民党省党部临时党部秘密成立，地点就在黎明中学里，七个筹备委员中，他是其中之一，正式党部成立后他是监委之一。不久，由曾天宇主办在南昌成立“明星书社”，推销党的刊物《响导》《新青年》《中国青年》及其他宣传马列主义的书刊，曾天宇任经理。在《红灯》恢复出刊期中，经常为《红灯》撰写稿件，一身兼几个要职，不辞劳瘁，特别是在黎明中学，全权负责，并兼了很多功课。我们一见面就很谈得拢，我经常会到他的住房里闲扯，他书桌上就摆列一本同学录，在《中国大学同学录》中可以看到曾天宇头带有缨的学生方帽，身穿学士服，手中握着毕业文凭的肖像。像如其人，瘦长个儿，戴上一副眼镜，西装革履，说话操着万安、泰和的口音，态度和蔼，又显得十分豪爽，英俊挺拔，完全是学者的风度。既有文才，又有口才，行政、教学样样吃得开，深受老师和学生的敬爱。当时军阀统治下的中学老师，一般都带有“道貌岸然”的姿态，但曾天宇从不摆老师的架子。课余饭后，总见到他在操场上和学生一起打篮球，或是在厅堂与学生合唱歌曲，师生关系极为融洽，而且人又爽直大方。在当时他是一个富裕的人，在学校有少量工资，但他富裕的家庭常常会寄钱给他。我和邹努他们多是在校学生，到他那里老是要他出钱请客，他也从不推辞。我先后和他上两次馆子，怪不好意思，竟有的同志吃后抹了抹油嘴，还笑着说：“我们今天又打了一次土豪。”（他是广有田地的大家庭出身。）他也不以为意。他很关心别人，我就亲眼见到他看到邹努衣服单薄被破旧，给了几块钱让他做衣服。有一次，组织决定，邀集一些人去扰乱国家主义派头头来南昌讲学企图组立党派的会场，当晚就是由曾天宇率领前往，同去者计有邹努、朱由铿、王立生、徐光栋等人，我也在内。会场设在东湖的北端通俗讲演厅，正值陈启天已开始宣讲，我们约有二十多人闯进会场。原来对象是中小学教师，但我们此行却有一师、省赣中、一中的学生，特别是黎明中学学生年龄过小，主持人教育会长李祖武虽然看到，也无可奈何，只有加搬条凳让我们坐下。当陈启天大放厥词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曾天宇义愤填膺，立即发出已经准备好的“炮弹”质询，弄得高度近视的陈启天瞠目结舌，无词以对，我们一伙人就把陈启天赶下了台。当天晚上，第一师范校长黄光斗，紧闭大门，组织保卫人员，以为可以平安无事让陈启天进行顺利宣讲，因为陈启天来南昌宣讲，原是教育厅长请来的。谁知白天轰他下台的人大多数是一师的主力，由于曾天宇的部署，当晚一师被熄灭了电灯，把陈启天掀下了台，好不容易靠保卫人员护送由后门逃出。原来准备一个月的各地宣讲活动，完全放弃，灰溜溜地飞回武汉老巢。
在黎明中学被封闭后，我曾被组织安排到外县工作。黎明中学支部书记许秉均来到赣州（为他平反事）找我，告诉我曾天宇从八一起义后回到万安，指导万安的革命活动。许秉均在土地革命时期里，就一直跟随他在一起工作。据说，天宇回万安仍以教书工作为掩护。当八七会议宣言决议组织秋收暴动时，就曾在他的学校中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省委汪群、吉安曾延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此基础上深入土地革命，夺取万安县城。当时原总工会肖素民也来到万安。在曾天宇的领导下，万安举行了第一次武装暴动。先行攻打泰和县城，缴获了很多枪支弹药。1927年11月，暴动队伍攻占万安县城，随即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万安县苏维埃政府，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多次调来大批武装部，向万安进攻。曾天宇领导孤军作战，力量悬殊，又缺弹药，终于被迫在1928年3月退出万安县城，隐蔽在一个村里，终于为叛徒报密，被敌包围在一个屋子里，终于把最后一颗子弹指向自己，一代英雄就此贡献出他的宝贵生命。许秉钧就是一个现存的活证人。他曾参加万安秋收暴动，详叙了曾天宇后来的革命生活。事虽已过去了六十多年，他的英勇，深深感动了我们，使我们至今仍唏嘘不已。
7江西的革命先驱者——袁玉冰（1899—1927）
从五四运动一直到大革命时期，在南昌、在江西很少有不知道袁玉冰此人的。反动派恨得他要死，怕得他要命。然而江西人民却敬爱他，革命青年都欢喜亲近他，认为是革命的引路人，是良师，又是益友。他又名孟冰，我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冰冰”。
他早年在南昌中学读书时期，就投身到新文化运动中去，传播马列主义。1921年组织并主持“改进社”（初名鄱阳湖社），一月份起出版《新江西》杂志，多次著文抨击旧社会、旧道德，痛斥官僚政客、军阀给人们带来的灾祸，唤起群众觉醒，鼓舞群众革命斗志，向反动派胸膛刺以利剑。他为南昌发行的《大江报》撰写文稿，在1923年与崔豪合编《红灯》杂志（大革命时期重刊的《红灯》乃是续编），不顾环境险阻，宣扬革命真理，踏上了共产主义征途。一度去北大哲学系读书，结识了李大钊，先后参加了CY、CP。后来，被派回江西建立CY，被军阀抓捕，关在牢狱达半年之久。被营救出狱后，由党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先在上海搞团的工作。1926年初，他接代丁健西担任省团委书记，党的宣委。
关于他的英雄事迹，早在他将返还未到达以前，邹努、丁健西曾给我作过详细介绍。还清楚地记得赵醒侬同志谈过玉冰在狱中不仅教育难友，而且向狱官做过工作。由于这样，玉冰在我的脑海中闪烁着伟大崇高的英雄形象。
玉冰是在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回到江西工作的。来时，住在高升巷丁健西那里（丁健西也是去过苏联学习的，玉冰来后，改任组委）。我当时是一中团支部书记，邹努邀我去见他。我真庆幸见到这个素负盛名的伟大革命战士，内心是十分激动。乍见面，原来是一个矮小个子，架着一副玳瑁眼镜，穿着一身敞旧的西装，系着劣质领带，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如果不是事前知道前去看他，谁会料到这就是为革命冲锋陷阵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人物。但从交谈中，不仅是体现了博学多才，见广识强，而且很有风趣，满脸笑容，和蔼可亲。从此，我和邹努就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不久，我被提拔到团委，任非基委（反基督教工作）、儿童委（做儿童小学工作）。参加团委会议较多，而且有时还须向他汇报请示，因而接触时间越来越多，领受教益很大。那时学总、****设在百花洲南昌国民党市党部内，玉冰也会常到学总找邹努，再加上《红灯》杂志，又继续由玉冰编辑，我当时也为《红灯》送稿和校对，做了一些力之所及的工作。几乎可以天天见到面。到四月份，玉冰调到江西省委，仍搞宣传，团委书记由九江调来的团书记吴季冰接任，但和玉冰还经常能见到面，直到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出境，他调到九江去，才和我分手。对我来说，如果邹努是我的“启蒙”老师，玉冰就是我获得进步的指导老师。事实上，我之所以能在大革命时期能够为革命事业做一些工作，主要是由于受他耳提面命获得他的亲切教导，往事历历，至今记忆犹新。
玉冰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不知疲倦，忘我劳动。会前会后老是和这人或那人谈这说那，研究情况，讨论工作。每布置一项工作，总是抓得紧，抓得细，抓得深。对我从事地下工作不久的人，一般先是讲清楚为什么这样做，再讲应该这样做，并估计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改变对策。我是负责抓教会工作的，要开展非基活动，先要弄清楚教会反动势力的种种罪恶，要了解教会学校学生所受的压迫折磨情况，教会有哪些派别，教会学校学生的思想态度，左分析，右分析，在北伐军进城后，虽不会轻举妄动，然而也必须谨防他们的阴谋诡计。要我们设法吸收教会学校代表到南昌****，多和教会学校同学接近。并在小金台青年会礼堂上请当时驻在南昌的革命军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组织了一次“帝国主义与基督教”的报告会，使教会学校与普通私立学校学生受到一次反基督教的宣传教育，抵制了教会学校的反共宣传，终于中止了教会学校学生不参加****组织与活动。制止了以宗教礼拜压制学生及葆灵女校检拆女生信件等等。由于我在开展儿童团工作时遇到许多阻力，他还对我进行了帮助。他和丁健西不一样，对工作更抓得紧、抓得细，而且一抓到底。我是和他同时进到团省委工作的，学委是邹努（兼党的学委），我分工是非基委与儿童委，他告诉我苏联的方法，虽是以校外儿童为主，但必须与学生结合，才有作用，才能进行组织教育。我在他启发之下，便采取了抓市里的高小学生，选择部分优秀学生，根处他们住的地点划分区域，从而由校内学生联结到校外儿童，由小队而大队地纷纷组织起来了。仿照国民革命军一样，除发给组队符号外，还发了一根小红布带子，一时吸引力很大，不上几天就组成了近三千人的儿童团队伍，也定期开会，主要是队长传达。那时，我的三弟也是分区团长之一。在与国民党****斗争的日子里，也布置了站岗巡逻，发标语贴传单，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此时期，为了对青年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反击****的破坏与捣蛋，党组织决定恢复《红灯》杂志，由玉冰主办，由徐先兆、邹努协助。1927年初，第一期《红灯》就和广大群众见面了。甫一问世，就不平凡，负责经销的明星书店，当天销售一空，创了书刊销售的新纪录。薄薄的一本32开小册子，是多么受人们的欢迎，对敌人的投枪又是多么的锋利！发刊词——《红灯的新使命》明确提出：“我们卷土重来（因为20年代初期，玉冰曾和崔豪办过《红灯》，这次引用旧名），又燃起我们的《红灯》继续出版是为革命”，“我们愿意竭尽我们所有的能力，为江西青年供给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行动”。这个刊物，基本是按月出版，这就忙了玉冰、邹努、先兆等人，特别是主编玉冰。从确定内容、分写稿件，一直到定稿付印，甚至于校大样都得一手抓。稿多半是玉冰与邹努所撰，而且写得快，写得好。需要时还得临时抽掉重写，《悼念——陈赞贤》那篇就是如此。为编《红灯》他们是日夜操劳，反而以刊物一再增印畅销而高声大笑。《红灯》一直是由玉冰主编，先后出版了十五期，高举革命的红灯，照耀着南昌，照耀着江西，传播了马列主义，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在三、四月间，与反动派****斗争的日子里，是玉冰邹努具体指导和我组织南昌学生开展了一场较大规模的反对高额收取学生学杂费用，减轻学生负担，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提出《江西学生的总要求》（见《红灯》），向当时的教育厅长程天放、省主席李烈钧施加压力，先后两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围攻教育厅，斗争程天放，后来配合全市反****的斗争，并且封闭了教育厅，并将程天放扭送到总工会。事后，我才知道这是玉冰与邹努的部署，赢得了胜利。
玉冰的领导风度，我至今记忆犹新。平日生活，艰苦朴素，苏联回国来到南昌后，一直是两件普通式的西装轮换着穿。由于他体弱多病，组织上曾给了一些营养费给他，被他谢绝。但对同志们的生活却再三关怀，照顾备至。主持会议，总是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尽让畅所欲言，把心里话亮了出来，然后加以分析归纳，使人心服口服。即使批评战友的缺点，也总是小声地、温和地开导。他作报告，不论是讲形势，布置工作，都极其简明扼要，间或插进几句插科打诨引人发笑的话，极其中肯，娓娓动听。大家谁不欢喜听他讲话和与他谈话呢。
在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出境时，鉴于形势的需要，把玉冰调离了南昌，转到九江工作。后来，在1927年的冬天，玉冰来到南昌，不料在百花洲畔的国民党****兰仲和瞥见到他，当场被他带几个党校学生拘捕，于1927年12月27日惨遭杀害，殉难时年仅28岁。
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活在革命人民的心里。
8江西青年学生运动的领导人——邹努（1902—1927）
在江西青运、学运史上邹努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大革命时期，他就担负着青运和学运的领导工作，他有着过人的才智，高度的政治觉悟，惊人的毅力，冲天的干劲，领导江西学生走上革命征途，像明灯一样，照耀着江西青年学生在黑暗中去求得光明，他在江西青年学生运动史上，用智慧和心血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邹努，江西新干县人，原名“鲁”，后来嫌与广东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同名，于是改“鲁”为“努”。在小学读书时，就很聪慧，学习勤奋，教师非常喜欢他，认为他有培养前途，鼓励他继续学习，以求深造。由于家贫无力去吉安或南昌上中学。听说南昌第一师范学校，如果考上了，不仅不需要付学费，而且可以免费供给膳宿，这是一个好的升学机会。但要考上师范，特别是南昌的第一师范，每年只毕业一班，招收新生一班，仅能录取五十名，而报考学生往往超过一千人以上。不仅此也，一师有座附小，每年可保送优秀毕业生五名免试升入师范，这就有初中一、二年级学生，放弃中学学习，来到附小插读，求得保送。新招五十人实仅招收四十五人，要考取入学可不容易。然而邹努应考，却获录取，名次很高，据说应试各科成绩都好，语文分数出众。那位阅卷语文老师惊叹近千份卷以邹努作文最好，不像是出于一个少年的手笔。口试时，那位留过洋的校长黄光斗嫌邹努面貌不扬，破例出些难题考问，而邹努却对答如流，加上分数高，语文老师又极力赞扬，这才使邹努进入一师就读。在校里，由于邹努博学多才，能写能说，加以为人诚实，坚持正义，很快就在学校里显露头角，在学生群中有较高的声望，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干部，在一师学习期间，结识了赵醒侬、曾天宇等人，不久就先后参加了共青团、共产党，献身革命。
我是1925年春认识邹努的，那是在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上，自由演说时，见到一个矮小个儿穿着朴素的学生上台讲话，洪亮的声音，慷慨激昂的陈词，简短有力，言语中肯，曾使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可是他是谁，不知道。直到夏天，五卅惨案发生，暑假中我在沪案后援会工作，参加了一次特派各地宣讲员返省会报会上，又是那位既矮又小的同志坐在主席台上。在汇报过程中，再次听到他的讲话。他表达了各地群众同仇敌忾的义愤，也揭露了一些地方政府昏庸无能并与不法奸商破坏爱国运动的情况，慷慨陈词，正义凛然。讲时眉飞色舞，口讲、手挥、指划，多么富有鼓动性，听者莫不动容。我才知道他是一师二年级学生邹努。在散会后，我以崇拜的心情，用自我介绍的方法和他结识，从此时起，我和邹努缔交了。没有意料到，当烧毁仇货香烟事件发生时，我被军警抓到督办公署大堂廊下时，邹努也是当时的阶下囚。这次相见，相对点点头，作作苦笑，辛酸苦辣溶化在心头。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们缔结了深厚的友谊。以后，我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南昌人民很多把我们联在一起，谈学运总是说邹陈。
记得那晚督署审讯，除了杨大膺是****头头排在前面外，邹努是第二名被审讯者，历时最长，几乎占去了一半以上时间，我远望堂上，只见他昂首挺胸，手挥口述，传过来一片吆喝与高昂的抗辩声。后来才知道，督署当他是烧烟事件重要人物，不仅详细讯问了烧烟的情况，而且广泛地探问了他的家世戚友和学校生活，可能这时已被视为赤色嫌疑犯。
凑巧，在被拘禁期间，我和邹努被安排合睡一床。一个多月的软禁生活中，我们无话不谈，相处得很好，简直如胶似漆，亲密无间。我把他当作良师益友，畅领教诲。他们把我当作小弟弟看待（他大我八岁），似有意地教育我、培养我。凭他高超的才识，循循善诱的方法，传授给我许多革命历史理论，启我茅塞。就这样呵，后来把我引上了革命征途。
至今还记得，给我启蒙的是一本仅有上册的胡适著《中国哲学史》。狱中无事可做，就看这本书吧。读了一篇以后，他又要我再读一篇，看后要我谈读后的感想。本来我对哲学无甚兴趣，再看也模糊，似懂又不懂，胡乱地从先秦哲学摘了几点吹捧胡适博士的学问渊博、学贯中西。邹努就接二连三提出反问：哲学是研究什么的学问？哲学和人生有什么关系？玄学与科学的论争关键在哪里？当我无法答题时，他就指出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要懂得人生的真义就须研究哲学。胡适治学精神是好的，但他却把人引向玄学方面去，并指出这本书虽是研究古代哲学，但他以唯心史观来解释事物，会引导青年埋头国故，走“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点主义”的邪路上去。他指出，胡适在五四运动时期提倡新文化、打倒孔家店是对的，可是现在却越来越走下坡路。还有一件事，我那时还很幼稚，看到《醒狮》所提“内除****、外抗强权”，我很赞同，不知不觉地附和了国家主义派的主张。邹努接上要我多看几本《醒狮》和《江亢虎博士讲演录》。这些书，狱中不犯禁，被准许看的。看后，邹努详细指教我，“内除****，外抗强权”是一个幌子，实质上是反对进步，反共产主义，为军阀官僚政治摇旗呐喊，将青年引入迷途。即如江亢虎博士（上饶人，社会党党魁）标榜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国家主义派一样，只是举这个招牌而已。谁都知道江亢虎拜跪溥仪摇尾乞怜的丑行。他仔细分析什么是“江亢虎的‘社会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国家主义以及西山会议派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实质，从当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如万花筒似的复杂多变。通过分析批判，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在狱中给我上了一堂共产主义ABC的政治课。从批判康有为的谕书、江亢虎的朝拜逊帝、胡适的《尝试》，教育我必须投身革命才有光明前途。他还就吴稚辉的“乌托邦”论和三民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敞开了我的心灵，在我眼中闪耀着共产主义的光辉。就由于他的启蒙，在出狱后不久，由邹努的介绍，我参加了共青团，开始革命工作。一个月的狱中生活，读书讨论，也影响了同被软禁的杨大膺与熊成，导向革命洪流中去。
从出狱后的第二天，我和邹努成为难舍难分的朋友，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在此以后的两年中，我一直是和邹努在一起，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省市青年学生运动工作。我不仅参加了共青团，还参加了国民党，并被分配在省党部青年部工作。先后改组了南昌****，由一师朱由铿主持****工作，并召开全省学生代表会，成立了以邹努为首（我是副职）的江西全省学生总会，领导全省学生运动，进行了反对中学毕业会考斗争，与国家主义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除此以外，邹努还协助我组织了面向社会的江西青年互助社，并在一中分校开办夜学，开展平民教育工作。
在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我们由地下转为公开（****学总）或半公开（共青团）工作，邹努便以党的学委身份领导江西省、市青运、学运。他还肩负着与驻军政治部联络业务，经常跑到总政治部和二、三、六军政治部，从政治部主任到科股长、干事，大家都熟悉他，他们也经常会来学总交谈民运群众运动。由于邹努有时也会邀我同去，不仅认识了他们，而且和他们的领导郭沫若、李富春、蔡畅、朱克靖、林祖涵等结识。我们那时开展工作，非常需要他们帮助，要从政治部取得宣传资料，举办报告会也要靠他们主讲。由于郭沫若讲演生动、风趣，学生很喜欢听他的报告，而郭沫若对青年学生也十分热情，他的才学又广博，是曾经出过洋的大文豪。有时，我们组织的报告会，偶因主讲人外出，便由我去找郭沫若来递补。他在百忙中也从来不推辞。学总****缺少经费，也没有办公房舍，也是通过他们几位领导帮助解决的。邹努在二军政治部，承李富春一次批到民运经费二百元。由郭沫若的提议，在东湖三道桥靠西边的原退庐图书馆后边空房舍，约有五六间，便划给此处作为学生总会办公、住宿场所。这些全仗邹努的大力奔走。邹努除了本身工作以外，还兼负了宣传事务。他经常与江西民国日报的徐先兆和贯彻日报的陈资始、陈之琦保持联系，并在这两报上刊登了他撰写的文章。
早在市党部里住宿搞学运工作的时候，邹努就接受了党的任务，协助《红灯》编辑工作。《红灯》是袁玉冰主编的，编辑中有徐孔生、汪群等人。在这个工作上，邹努是付出了很大精力的。出刊十五期，每期都有他写的稿件，而且篇篇有很多的稿件为群众所喜读。他的稿件个别署真名外，都用的是“雷特”或“雷特女士”的化名。因为我和他共眠共食，又极其要好，在协议化名时，我就“Ready”这一“准备着”的英文译为雷特，取义“我们准备战斗”，他就很喜欢，就一直用上了。凡有雷特的文章，准轰动一时（明星书报社就经常收到向“雷特女士”致意的信）。他不仅写稿，而且还要帮助玉冰组稿、改稿，甚至于校大样也主要是他一手经办。在领导对****的斗争中，以他高度的警惕性，惊人的才智，从十分复杂的情况中理出头绪，做出相应的决定。当时就有以进步人士身份出现的中小学教师，在与我接近时，我被他们花言巧语及伪装行动所麻痹，准备把吴大樽（青年教师，后任鄱阳中学校长）介绍参加共青团，邹努认为不可靠，予以搁置，我还不以为然。不料半个月后他就暴露了身份，领导参加那一次拥护国民党反共请愿示威游行，我真糊涂呀！还有，在第一师范，共青团支部成员中的杨培勋、聂文彬（和我密切交往）暗中被****收买，和一师坏头头孙信勾结，也是邹努识破发现，要他们两人作检查，并清除出团，教育广大的团员，也教育了我。邹努人很机警，尽管多次被缉捕，却被他逃脱。赵醒侬赴广州开会被拘，他也是缉捕人物，幸而由于谢汉昌侦知走告，第二天，他就搭上南下的火轮，不料军警上轮搜查，他马上躲进贺服丹所在房舱里，用毛巾盖头，终于脱险。
邹努能言善写，讲话无须写提纲，写文不打草稿，既富有理论依据，又能适当应用生动幽默词句，引人入胜。又擅长写一笔郑板桥的草书，笔笔龙飞凤舞。初相识时，我经常会到一师他的自修室（兼寝室，中间放课桌自修）翻他的作业本看，特别是欢喜翻他的作文本。他用文言写作的不多，白话文占了大部分。本来老师规定要写文言，但他都不听从，好在白话写得好，老师也只有任他。我记得有一本作文本，仅写了一篇作文，余下的空白也不多了。文题是：《吾日三省吾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古到今，从春秋到军阀政治与孙中山革命，从曾子到自己，从个人立身到救国，引经据典，结合中外史实，有赞赏，有批判。无怪那位国文老先生在后面批语中批注：“文意清新，立论精华，大有可取。”对比自己的写作，真有天地之别，惭愧无似。在《红灯》发表文章以后，读者投书，认为：“雷特女士的文章既含有玫瑰香，又藏人参液，更带辣椒味，令人百读不厌。”我也有此同感。
由于他善写作，他经常会写些书稿投登南昌及上海报纸，能获取一点微薄的稿费。后来，组织介绍他兼任上海国闻通讯社的记者，一可以通过采访便利工作，二可以获取一些稿费维持他的日用。对我呢，也能天天读到国闻社所发的新闻稿件。
难能可贵的是，邹努从不计较名利得失。北伐军进城后，原来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都能保持或安排了有新职务，而邹努和我少数几个人仍是依旧。我当时是有点情绪，特别是我原在省党部青年部担任秘书职务，现在却让陈礼江（此人后任江西教育厅长）接过去成为有薪职。但邹努不仅不以为意，而且反反复复对我进行说服教育，并且对我毫不含糊地给予严厉批评。当我消极走开时，他不厌烦地牛皮筋似的缠住我，直到我从思想上认识错误为止。只是一点，他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对别人也是一样，是多么好的一个同志啊。他从工作上是积极负责的，并举一事为例，他要我初校《红灯》稿件，有时漫不经心，没有校正，他不仅在再校时代为校正，而且告诫我千万不能粗心大意，一字之差，有关得失影响很大，这使我养成校对稿件少出或不出错字的习惯。他在拟稿时，也是极为认真，一丝不苟，往往为修改一篇稿件，通宵不眠。我一觉醒来，他还是伏案改写，第二天又照常工作，我无限钦佩他过人的精力，革命的精神。他不仅善于斗争，也敢于斗争。听说一次陈启天的宣讲会，由于我们无从进入一师，主要靠他以锋利的口舌斗败了国家主义头头，使他狼狈而逃。在第一次召开的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用洪亮的声音、锋利的语言指责南昌的中央党部圈选执监委员是一个严重错误，是违反孙中山的民权主张的非法决定，敢于和老奸巨猾的中央党部、特派员段锡朋面对面的开展斗争。在1927年7月武汉召开的第九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上，他有胆有识严厉斥责当时身为武汉中央党部青年部长孙科扼杀学生活动，提出严重的抗议，与会代表莫不受到教育与启发，邹努真是一个革命干将。
在1926年“四二”南昌市反击****事件，事前经过党组织的周密计划部署，邹努是全面策划主持人之一，我则仅获分配到外线作战，领导学生群众向教育厅提出“给学生民主自由、减免学生学杂费用”，以示威形式提出要求，牵制****头头教育厅长程天放一伙教育界人们。邹努在百忙中，亲撰《江西学生的总要求》三十六条，还亲自指导我以对敌的策略。这次斗争，学生群众得到胜利，也同时在各条战线上取得全面的胜利。这都与邹努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情况不断变化，1927年6月5日傍晚，牛行车站开出一辆专列，“丘八”们前呼后拥，将二十九位忠诚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和****领导，送离南昌。用朱培德的说法，好来好去，以“礼”相送，实质上是武装押解逐出江西送到武汉。原来朱培德又向******卖身投靠了。其中邹努就是被“礼”送的一个。车上，都是曾经去九江欢迎他来当主席的人，唯一被遗漏的是区区小我，事关机密，上午通知，每人发五百元。邹努和我同吃同住同工作，两年多了，当看到他离去时，中心怆然。然又徒唤奈何。从此，学总、****只有我一手抓了，然而局势严紧，也只有孤守单位而已。
邹努被“礼”送到武汉后，他不甘过流亡做寓公的生活，而是要求组织就地安排工作。当我去武汉参加全国学生第九届代表大会开会时，邹努早已分配在全国学总工作，既是筹备主持人之一，又负责总务及接待各地代表工作，又是大会宣言、决议案起草委员会主席，在十分忙碌紧张工作中胜利完成了九大会议任务，并被选为留驻学总常务委员。我和他又重新在一起了，我没有住到代表宿舍，而是住到他的房里，异地相逢倍相亲，当时，邹努告诉我，他已向党申请到军队中去拿起枪来革命。临别在黄鹤楼旧址分手，竟成永诀。
在八一起义前夕，听从武汉被送来的同志告诉我，邹努已被派往河南省任共青团********。八一起义失败后，逃到上海时，听陈资始告，邹努就在1927年9月被冯玉祥杀害。20世纪80年代新干县党史办负责同志到赣州向我组稿时，方知邹在河南信阳武胜关被反动派秘密集体枪杀。享年仅25岁。
邹努的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革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