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反****，捉程天放
“绵羊似的江西老表似乎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许多人都这样说：江西人太不中用了，江西终久是落后的。然而这一次——四月二日的暴动，南昌市民竟敢用革命的行动来答复白色恐怖的屠杀，江西民众的政治觉悟，真是出乎一般的意外。从这一天起，江西革命的历史翻了一个新的篇幅。这是江西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引自1927年《红灯》第9期刊首语·孟冰。
1927年4月2日，南昌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反暴斗争。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市民走在一起，怀着满腔的热血和激情投入这场斗争，和当时掌握党政大权的国民党****拼搏，一举直捣反动派的巢穴。驱逐了****恶魔魁首，扫净了笼罩在南昌城的毒气妖氛，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江西革命史上写上了光辉的一页。
这次是在反动派挥舞屠刀，准备血洗赣江的关键时刻，爆发的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搏斗。人民愤怒的反击挫败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阴谋诡计，增长了人民的革命斗志，扭转了革命形势，从而使江西革命事业能继续向前蓬勃发展。这一次斗争，由于自己亲自经历，往事历历，至今犹新，撰文为记。
1926年初冬，刚从北洋军阀手中挣扎出来的南昌，到处呈现着前所未有充满勃勃生机的崭新气象。原来骑在人民头上的军阀、官僚、豪绅、恶霸一时敛迹，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工商百业逐渐恢复繁荣。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来到南昌时，群众热烈欢迎，正期待着他继续挥师乘胜前进，统一中国。然而，事出反常，竟将总司令部滞留南昌，并将部分绕道赣州途径南昌前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领导干部留在南昌，不再前进。开始还耍两面派手法，手执橄榄枝，不久就拉下面孔，伸出魔爪，总揽党政军权，招降纳叛，使出撒手锏，以江西为基地，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共、反工农运动、反人民的反革命活动。本来，在孙中山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实行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以后，****力量削弱，日薄西山。但在孙中山逝世后，忽又死灰复燃，重整旗鼓。当******移师南昌之际，****分子又蜂集南昌，在以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卵翼之下，逐渐增长。矛头是指向江西国民党省党部，企图夺取国共合作的****政权。首先一着棋是派组织部干将、永新籍、曾领导过五四运动的段锡朋担任中央派驻江西省党部的督导员，以江西是新区，一切党务都要听命于段锡朋，段氏成了江西省党部的太上皇。他一上马，就提出江西省党部要补员，充实力量。赵醒侬牺牲后，原青年部长朱大贞接替常委，他就推荐曾在美国留过学镀过金的新建籍的程天放接替青年部长，原在青年部的秘书干事，一律让位（我就是当时被让出秘书职务的一个，其余的分配到市党部基层去）新人。****干将****头头陈礼江、洪轨、甘家馨等就“掺砂子”式地进入青年部，在江西省党部组织内打开缺口。又以新区急需派人到各县整理或成立基层组织，就在督导员办公室集纳了一批****干将，以省党部督导员的名义派赴各县工作，不仅省党部的工作受到阻挠，行动受到干涉，江西党务大权竟旁落在中央督导员段锡朋手中。由于段锡朋所派的至爱亲朋派到各地后，胡作非为，打击革命力量，招降纳叛，吸收一些豪绅官僚地主，制造了不少无理纠纷。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将魔爪伸入外县，企图掌握基层，大举进行策划“换马”——改组江西省党部的工作。但由于共产党地下工作时期，经过多年的汗血斗争，基层工作是早就有了坚固的基础，有的地区如九江、吉安、德安、修水、永修和南昌都早已选择好出席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就是南昌市党部1926年春创立时被选为五人代表之一，当然不会再重选（其他的四人邹努、傅惠忠、黄作楫、傅兢仁等都健在，未他往，当然是理所应当出席的代表）。北伐军到达之后，我们早已分派人员去各地筹组县党部及各群众团体（如曾天宇、方志敏、邵式平、朱由铿等人就是早已奔向外县）。尽管段锡朋的魔爪纷飞，猖狂活动，仍有所收获。我们曾在开会前统计，两百多名的代表中我们还占绝对优势，当时不作兴“特邀”“聘请”方式，只能通过选举，选举执监委，认为我们定操胜算。临到大会召开，大会开幕之后，出我不意的是中央特派员段锡朋匆匆上台宣读了一个中央党部所发出的关于省党部执监委实行中央推荐，两次选举，最后圈定的法案，规定两次选举，第一次选出的执监委算是候选人，由中央介绍同额人士为候选人；第二次代表就当选与介绍的候选人中间进行选举（淘汰一半），选出的人员报经中央党部圈定，方能算是执监委。并说明这法案是应用于新区（指原来北伐军阀盘踞地区）。史无前例的选举，全场轰动，认为既然是选举，就该民主选举，这简直是破天荒的事。那天上午会议，就有李松风、王枕心等起立发言。王枕心暴火如雷指出：“这是强盗选举，层层设置选举障碍，干脆就不要选举了。”我们的代表中，都属于党组领导，党组书记是刘九峰，他虽然无言，我们自然也就是保持缄默。好在时间已近十二时，也没有听到散会的号令，大家愤愤然作鸟兽散，我们坐在前排的人也从边门溜出。午间党小组碰头会时，却听说是组织上决定还是委曲求全，不仅要我们退让，而且还要我们三人（邹努、傅惠忠和我三人）去做劝慰****人士的工作，以让步求团结复会。捱到了第二次投票，尽管我们的同志占多数，在大会结束前中央党部公告圈选结果，十七名执委中：共产党员一人为邓鹤鸣；****人士二人，为王枕心、刘一峰；监委中仅圈了方志敏一人，其余执监委都是清一色的****。分工的结果，执委共产党员竟被分配为商民部长。此后不久，总司令部宣布改组江西省政府（战争期间由总司令部主持），任命了省主席和各厅厅长，其中程天放为教育厅长。第一个回合，我们委屈退让，就让国民党****夺取了江西省的党政大权。
从江西国民党省党部大权由段锡朋窃取以后，首先更换了全部班子，除个别中间人物外，一律被排挤于外。接着改组了江西民国日报，派任刘伯伦为社长，将原总编辑徐先兆排斥掉，换上了刘拜农，轻易地控制了全省主要新闻机构，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进行反共反工农运动的反动宣传。更突出的是段锡朋、王礼锡、姜伯彰、程天放利用封建势力，联络帮派，拉拢旧官僚政客恶霸豪绅以及流氓地痞组织了一个以反共为中心的****，所谓AB是反共——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简称，表面上以“拥护国民党大同盟”的冠冕堂皇的名义公开号召，因而也会有些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的受到利用，哄骗了少数中小学老师和中大学生参加，有的是震于当时掌权的优势或被封官许愿，或被金钱收买，因而****发展迅速，而且逐步发展到外地。有的卖身投靠，豪绅地主摇身一变悬挂青天白日徽章回县办党，也竟有店面老板担负筹办工会工作，耀武扬威，到处为非作歹。这些人，成事不足，败事却有余，捣乱都有术，魔爪伸向四面八方，****右派便开始向我们进攻了。
在3月6日，南昌市党部召开全市党员大会时，段锡朋就以江西省党部头头身份亲带喽啰披挂上阵，由主将曾炯上阵，信口雌黄，抨击工人运动过火，抨击跨党及国民党****，叫嚣要救党，党权不能旁落。听言未竣，被群众吆喝下台。这群人就垂头离会。第六期《红灯》“如是我闻”曾报道，当段锡朋回省党部后，甘家馨见面就问：“今天有没有打起来？”在组织****不久，段锡朋就以重金雇用了一批“御林军”——名义上是工人保卫队（南昌市总工会早已成立了工人纪察队，这批“御林军”实际上是省党部的保卫队）。3月16日，段锡朋指派干将纠集一些国民党员（实质上就是****）在“御林军”保护下强行进入南昌市党部（当时未予警惕，未曾指派工人纠察队守卫），由于负责人傅惠忠及一些部长都外出，他们就集合了市党部人员，由尹敬让宣布，原南昌市党部停止活动，派由贺扬灵、甘家馨、熊大惠、黄北楫等人负责筹备改组工作。市党部干部愤怒抗议，竟被这群喽啰殴打，并将各个办公室捣毁，并在大门上贴上盖有省党部大印关于改组南昌市党部的通告。不仅如此，还驱众前往封闭《贯彻日报》，这是****的一份报纸，曾经多次抨击****的暴行，竟被波及。从此时起，市党部立即公开对抗，反对无理改组。门口由工人自卫队站岗，在百花洲上的总工会、农民协会，均有工人自卫队和农民自卫队站岗，防止****袭击。与此同时，外县各地，纷纷出现了****的非法暴行。早在一月底，赣县总工会陈赞贤就受到反动派迫害，他来到南昌申诉交涉，二月开完全省工代会后回赣州，于3月6日被倪弼（孙文主义学会头头）和贺其察（省党部特派员，AB团干将）杀害，身中十八枪，血溅赣江。以后吉安、永丰、鄱阳等地相继发生强占县党部、杀害杀伤革命干部流血事件。3月15日，原江西省党部宣传部长张朝燮被暴徒杀死于永修县党部内。3月17日，九江市****纠众捣毁九江市党部、九江总工会、九江农民协会，九江****曹炳元遇害，很多职工被打成重伤。南昌市****更加猖狂，3月20日，****头头、女职校长曾华英强拉一些女职学生，外以金钱收买很多地痞流氓，在以****为首的领导下，在顺化门广场召开了所谓“南昌各界拥护国民党示威运动大会”，****在会上叫嚣，反对武汉中央党部改组江西省党部（武汉否认圈选的江西省党部执监委），指责被他们封闭的南昌市党部自行启封为“非法”活动。名义有万人，实际仅千余人。会后上街强行示威，原拟再次向南昌市党部及贯彻日报社捣毁封闭，不料队伍行经百花洲头，但见雄赳赳、气昂昂的省市工人纠察队据守三道桥一带，知有准备，纷纷作鸟兽散。压阵的干将洪轨、甘家馨、曾华英、吴大樽也只有徒唤奈何的哀鸣（详情，《红灯》都有陆续如实报道）。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第二个回合里，我们再不是逆来顺受，过去我们节节退让，敌人处处进逼，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若再忍让，便只有引颈就戮。鉴于局势严重，除了坚持合理合法斗争外，同时积极转入地下斗争。曾经组织过部分党团员进行了一次秘密斗争训练，了解当前形势与我们今后任务，从事秘密斗争遵守纪律，学会斗争手段与方法。散贴传单标语人员组成三人以上的小组进行，按规定进行上下左右联系，进会场时对口令，分次分方向进场出场，防止盯梢。我们还采用了以后所谓飞行宣讲方法，严密组织防守报信规定，在街头进行口头反****的宣传揭露他们罪恶与丑行，开展合理合法斗争，并且采取了防暴措施。在此期间，将1923年冬仅出版了一期的《红灯》重新恢复出版，由袁玉冰、徐先兆、邹努编辑，周刊，星期日上午由南昌明星书店发行，一平印刷局出版，以革命理论，据实报道，对反革命罪行进行抨击。复刊第一期刊首载有孟冰的《红灯的新使命》公开宣告：重新燃起我们的“红灯”来、“是为革命青年作革命的指导的”。孔生（即徐先兆）文中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历史时期。中国革命的势力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势力直接决战的时候渐渐接近了，便因这种缘故，国民革命运动营垒中……所谓温和和稳健分子……虽然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可是他们并不是十分积极的，他们在利用民众的时候，也许会说几句好话，可是一到民众真正要彻底打倒帝国主义的时候，他们便要皱起眉毛来说什么过于激烈了。”文章的矛头针对上自******下至乡村豪劣绅的暗交叉的反动逆流。《红灯》一出版，就被人们争抢购买一空，不得不加印发行。它引导了工农运动蓬勃的发展，也是向反动派心脏发射的一颗颗炮弹。工会、农会、妇会、学总以及所属基层工会学校反对****传单满街飞，标语贴满墙，我们的宣传攻势是压倒了他们。省党部操纵的《江西民国日报》当然也尽其可能作些反动宣传报道，在我们影响下的《贯彻日报》会及时予以还击。就在江西民国日报社印刷厂里，工人为报纸登载枪杀陈赞贤的报道，就在愤怒提出抗议。当3月20日****举行示威大会准备印刷《南昌各界拥护中国国民党告市民书》，出重价也被工人阻止印刷，只有改以油印散发。当赣州陈赞贤惨案发生后，曾组一个有十余人的请愿代表团来到南昌，我们立即配合请愿行动，结合纪念“三一八”烈士纪念会，开群众大会追悼陈赞贤烈士，并与代表团一起，组织由工人纠察队为前导，并以陈赞贤受害照片、中弹十八个孔的血衣举行示威游行，先后向总司令部（此时几乎是一个空架子，已向安徽行动）、总政治部请愿，要求严惩凶手。也到省政府省党部，只是递交了控诉书。此外，在各条战线上也都有独自的向反动派斗争的任务。学总和****与反动派斗争的重点是针对着以程天放为首的教育厅长和省党部的青年部长洪轨。虽然学总****基础深广，但由于当时有部分学生意志消沉，竟而在基层干部和学生中，甚至第一师范少数两个CY也被收买利用。我们除了进行内部整顿，CY叛变投敌的宣布开除册籍，采取措施，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学生争取民主和自由斗争，并扩大范畴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减免学生学杂费用，其目的一是争取教育并团结合全市学生，二是向反动的****进攻。这一运动，由于邹努担负了全市反****的主持工作，由我负责领导进行。3月20日发出的江西全省学生总会宣言《江西学生的总要求》，可还是邹努拟稿的，见《红灯》第八期（在前一期他用原名也写了一篇《为南昌学生进一言》）。宣言****提出三十六条要求，除上述外，还要求学校不得驻军、学生（代表）要参加校务会议，开除与惩戒学生须经学生会通过。关于减免费用，大中小学免缴学杂费，师范不收杂费。这一宣言，除在学总****执委会通过外，还召集了全市学校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立即召开全市学生大会（先后开了两次），印发了宣言书，事关学生本身利益，就把学生发动起来了。第一次是示威、请愿、游行。邹努作过宣传动员和组织部署后，即由我和刘仁带队上街游行，先到教育厅，程天放在会客室接见我们学总****干部，开始虽知来意不善，认为事确实难办，一再表示无能为力，一再磨缠，不少学生拥进会客室，实在挤不下去，就把他拖到大厅上（会客室外面）。学生几乎挤满了大厅，高呼口号。我们一再解说我们是正义的要求，合理合法。当时就这么想：有点过头，但这是斗争。经不起这样场面，程天放只好说：“我将提到省务委员会要求解决。”但我们说“口说无凭，须有保证”。反正已是开火了，就有学生端了一条条凳，要程天放和我站在凳上，逼程天放写下了书面保证。“我保证按所提要求，一去就力争。”写了这个字条后，我要他签名，他逼不得已，只好签名，保证书由我收存。把队伍带出，先到省党部，我们不屑与之对谈，仅交宣言书给收发室，到省府，主席李烈钧不在，说是在家里。我们便找到他所住的原张勋公馆，他允许派二三人进内。自然，我们也照办。当我们说明要求后，竟引发他讲了一顿大道理：说是军事时期，军费开支浩大，无法满足我们要求。我们就说教育厅长程天放已答应会提到省务委员会，他老气横秋说；“不能给，提也通不过。”态度极其傲慢，不像程天放那样怂包。我们纠缠了他多时，他最后勉强说：“那好吧，等开会时再说。”他的态度是十分强硬，对他这样的老干，又不是****——斗争对象，只好出来了。
就这样，各个方面都动起来了，连基层也纷纷起来参加反****斗争。就这样，双方你争我斗，****提出封闭《贯彻日报》、改组南昌市党部，我们则坚决拥护武汉中央党部改组江西省党部的决定，双方斗得火热，然而谁也无法取得胜利。我当时和邹努同住在一起，但绝少碰上他，他们情况事关机密，一切我都不知道，只意会到局势严重性，当然我只抓学生这一方面的工作。不料一场红色风暴就在我们学生示威游行之后三四天——4月2日发生了。
3月31日晚，团省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孟冰传达了省委决定，抓紧目前大好形势，对反动派进行重大的反击。并告诉我江西省务委员会已否决了江西学生的要求。那晚主要布置了我两项工作：一是纠缠程天放，千万不要放松，要再次给予打击；二是南昌市的儿童配合市总工会纠察队站岗放哨。而且还通知我遇有困难，立即到省总工会（有专人在那里）联系。虽然，我对于双方对垒情况和我方决策是不十分清楚，但知道情况严重，兹事体大，必须立刻抓紧。第二天，就召集各校代表会议，通知4月2日上午八时全市学生集中教育厅门口，要求程天放兑现，同时，将我所部署的儿童团上、下午均到指定地段配合纠察队站岗守哨。即从当天开始，我去巡查过好多点，下午都有儿童团在街上活动。4月2日，我吃完早饭后，便来到教育厅大门口，已到了大部学生。等好一会，集中了学总****负责人，进入教育厅内，到处找程天放，不仅没有见着程天放，而且各个办公室的职员也不见了，整个教育厅，除了个别小职员及侍役外，别无他人，空洞洞、静悄悄的。明明知道他们逃避我们，前次许诺，只是一个骗局。门外学生等得不耐烦，一拥而进，既无对象可斗，要闹事也无从闹起。我们就在厅长办公室里开了一个头头与领队会议，做出一个决定——封闭教育厅，按****封闭南昌市党部的方法，用大张写了两张封条，驱逐出了厅内的人员，十字交义封了大门，这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江西学生总会封闭江西省教育厅（其实，封也白封，有侧门有后门我们也不知道）。在厅长办公室也没找到厅印，只找到了几个条戮，但也把它当作印信带走了。在走出教育厅时，我们还布置午后再来教育厅寻找程天放下落。当我和少数学总干部及几个归家学生折返学总会时，在翠花街遇到卫戍司令部的巡逻队上街巡逻，很奇怪今天为什么出现平时没有的巡逻队。路上还遇着总工会的黄昆，他告诉我，今天一大清早，****头头狼狈逃窜了，程天放想必已经逃走了。我看到他手上有短枪，问他枪哪里来。他说：“组织上借来的。”又说，“今天巡逻队出动，主要是配合我们的战斗。凡是****的枪支一律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照常可以使用。”他是行动队员，并告诉我，武汉政府已任命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江西省主席，李烈钧在前两天就去南京了，我们和现在的驻军是默契合作了。不禁心花怒放。可当我走过磨子巷口时，正面来了一辆三轮车，座前盖了蓬子，这时不下雨，好奇怪，掀开蓬子一看，正是我们今天主要斗争的目标程天放，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勒令停车，和几个学生把他拉住。由于斗争决策，我没参与。我们并不想过分为难他，便拉到附近的西江中学礼堂里，因为过百花洲省党部时怕被****的枪队抢回去，西江中学有的是学生，一方面通知各校干部到西江中学集合，准备批斗他，还要逼迫他实现我们的要求。当时西江中学校长大个儿魏元还对我们扣留厅长，并扣在他的学校里，向我提出抗议，生怕连累学校，要我放掉他或者移到别处去。进不能，退也难，按规定派学生去总工会，立即（总工会同在一条街道上）林梦生带了几个纠察队员一律持盒子枪前来。林告诉我，这正好，段锡朋等人一大清早就溜逃了。刘伯伦已经有人管住，可被孔生放走（后来为此事开除出党，他也在报馆，任务是分配给他的）。他们还带了绳索，就把程天放五花大绑押到省总工会去了。我当时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大胆到无法无天，扣留教育厅长；另一方面是有幸抓获一个****大头头。路过省党部时，已是寂无一人，门窗破碎，似经捣毁。我回到学总吃过中饭后，立即又到总工会，只见玉冰、邹努都在办公室内，他们这才告诉我们今天的革命行动是和第三军、南昌卫戍司令部商量进行的。无怪总工会的干部们个个身上有短枪，巡逻队收缴****的枪，而不缴工会的枪，原来枪是他们供应的。只是这次行动，显然对我是保密，我事前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今天上午抓了一个空，仅抓到几个次要的****头头，如罗时实、黄相樨、舒鸣、巫启圣等（曾华英是后来女师学生会主席贺服丹在曾的亲戚中抓住送到总工会的）。程天放是个大头头。我到禁闭室去看他们龟缩在几间小房里，门外有持枪纠察守着。我先前正怕自己胆大乱动会受到批评，到此后玉冰向我伸出一个大拇指表示赞赏，我才放心。本来原定早上开会时把他们一网打尽，谁知打草惊蛇，被他们从后门逃走，有的在单位上被人偷偷放走。****大头头除程天放、曾华英是从未经布置过的学生手中抓到外，都被漏网。由于斗争胜利，心花怒放。晚上我又去总工会（学总距离数百步），正巧碰上由安徽脱险归来的郭沫若同志，他在安庆曾发表过反蒋独裁文字，******正拟加害他，他逃来南昌，正遇上歼灭****。获胜之时，相见之下，我和他竟长长地握了几分钟的手，相见倍相亲。后来我们邹努和他一齐去看俘虏室的俘虏，他逐个指斥，特别是到舒鸿身边，旁人介绍他原是共产党员，郭沫若怒骂他是个叛徒，并亲见他掴他的耳光。这是生平第一次看见领导打人，当时内心不以为然，但毕竟是他出于正义感。当到女室看到熊大慧时，他叹息着说：一个女大学生，走上了错路（熊是熊育钖的孙女）。郭沫若的来到，短时的叙谈，他是激于义愤，的确是我们的同路人（那是他还未曾入党）。
接着，我们还继续在进行肃清****残余工作。江西省政府改组，以朱培德为主席，委员有姜济寰（民政厅长）、王实（财政厅长，三军参谋长）、萧炳璋（教育厅长）、李尚庸（建设厅长）等等。由于朱培德人在九江，我们群众团体推派了代表十多人，其中有傅惠忠、邹努和我，一同乘火车到九江，朱培德正在迎候我们。第二天，就坐上欢迎花车回南昌。车上，朱培德还请我们吃了一餐丰盛的中饭。回后第二天，我们学总****代表护送新任教育厅长肖炳璋前往教育厅启封（实际上封条早没有了），并将前缴长章交回。以后，三十六条要求再也不提了，这是斗争的手段。事过境迁，真正所谓对人不对事，闹了一场滑稽戏。
以后先开了追悼陈赞贤烈士群众大会，接上开了个南昌各界庆祝克复郑州大会。在会上曾对****程天放、曾华英、罗时实、舒鸿批斗，并让他们戴高帽子在街上游行。
在此后不久，重新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会议（前次圈选会议无效作废，重新召开）。代表中当然已有部分****AB团分子换了人，我们南昌市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代表，当然出席，以民主选举方式选出刘一峰、李松风、黄实、方志敏、王枕心、李桂生、罗石冰为执委，邵式平等为监委。省党部大权当然落在我们和****人士手中，总算把党权夺了过来。自然，市党部平安无事，再也没有人提改组的事。因为任期未满，也无此必要。
美中不足的是，关于审判****罪魁问题，虽组织了一个审判反革命分子委员会，我是其中要员之一，其中有王枕心、李松风等，由王枕心担任主席。会虽开过一两次，但仅仅是分配人员整理他们所犯的罪行，因而拖了一段时间，其中主要原因可能是朱培德有意拖延，但到快要开审之期，仅仅开过了一庭，朱培德却改变了态度，不同意再开庭审判。直到后来礼送共产党员出境，被囚禁的****罪魁被朱培德释放。我只做了一次挂个空名审而不断的委员。****从此成为历史的名词了。
七、群星灿烂，光耀洪都
在北伐军克复南昌以后，由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一度常驻南昌，外加******把中央党部扣在身边，一时古老的洪都，冠盖云集，无形中成为政治、军事中心，也就成为敌我争取力量的场所。新旧军阀、官僚政客、豪绅资本家以及帝国主义分子，蝇集南昌。但也有不少的革命领导同志，或以兼国民党军政公开职务身份，或仍以地下人员姿态，活跃在这古城。前一部分人，给江西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祸；而后者则显露革命的锋芒，放射出真理的火花。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南昌过了甚至留驻了不少革命风云人物，很多人是一直革命到底，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仅仅在南昌短短的时间里，也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形象。至今还深深地刻印在我们脑海中。
首先，国际工人代表团来到南昌，真是万人空巷，夹道迎接，并在皇殿侧体育场受到了南昌数万工农群众、学生青年的欢迎。南昌人民首次瞻仰第三国际工人代表的风采，台上坐满各国的男女代表，群众通过翻译聆听代表的讲话。散会时，台上、台下，国际歌声响彻云霄，何等的激动人心呵！在此前后，只要是看到和听到空中的飞机、水中的飞艇飞来，那就知道不是加仑将军就是邓演达主任来到。来来往往，次数频繁。我们有好几次在群众大会上见到邓演达高大的身影，真是一个魁梧的英雄，也多次听过他的精彩讲话，尽管是带有广东口音，但声音洪亮，大家都能听得懂。郭沫若副主任住在东湖边的总政治部内，经常接近群众，大小会都会到，到必讲话，讲得一定使人动听。我们组织报告会，要求他讲演，是有求必应。何香凝同志也和南昌群众在大会上见过面，讲了话，要求大家继续廖仲恺先生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李富春、蔡畅、朱克靖、林祖涵等领导同志在南昌驻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并且一直和南昌群众保持接触。朱德同志来到南昌后，就任省会公安局长，后兼军官教导团团长，和我们经常见面。在内部，中央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先后派了罗亦农（中央委员）、陈潭秋（************）、汪泽楷（湖北********）担任江西********，我就听了他们好几次报告。到八一起义时，敬爱的周总理、叶剑英委员长也来到南昌领导起义。中央和各省市地方革命领袖如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李立三、恽代英、贺昌、高语罕、彭湃、周逸群、贺龙、叶挺以及彭****、韩麟符、许魁魂等纷纷来到南昌，参加起义，更是群星聚会，真是一时之盛。
在这里，我就记忆所及，将下面几位革命老一辈的英雄印象，作简要的回忆。
1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
我从小就爱读新文艺作品，对于当代的文艺作品特别是郭沫若、郁达夫的作品，早已读过一些。当总政治部驻南昌后，才知道郭沫若来到，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当我和邹努同志一道前往东湖边总政治部驻地拜谒这位大文豪时，心情是何等的激动。特别是他亲切的态度，洪亮的声音，简明的语言，豪爽的风度，使人一见生敬，给我永远留下了一个值得崇拜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同志虽是副主任，实质上邓演达同志精力主要放在军务上，我们经常到总政治部，从未看到邓演达这位主任。部里工作，是由郭沫若同志全权处理。当时的政治部，不论军、师，除抓部队政治工作外，都要兼做民运工作。总政治部设有宣传科、民运科，都是和群众团体打交道的。每逢群众团体会议，或者是筹备什么的会议，都会邀请军、师、总政治部派员参加，一般的是派干部来，重要的郭主任亲自来。筹组工会、农会要在学生干部中派员参加，更免不了邀请各级政治部参加。那时候，皮带绑腿满天飞，也很吃香。这样，我们和各级政工人员都很熟悉，和主任打交道的次数也不少。我们开展工作，郭主任总是大力支持并帮助我们。我记得我和郭沫若同志头一次见面，正是按照政治部涂士渊的通知要我随邹努介绍学运情况，门口也没有设置警卫，楼下的同志们问过来意以后说，郭主任在二楼会议室等我们。上楼后，会议室里正坐着一个身材高大、天庭饱满、鼻架眼镜的穿军服的同志，见到我们到来，立即起身欢迎。他肥大的手用力紧握我的小手，几乎使我忍不住叫痛。四川口音，开门见山要我们介绍光复南昌前后的学运情况，由邹努同志汇报，他静静地听着（那时他的听力正常），并且随时把情况记入笔记本内。邹努讲完后，还要我作一些补充。随后他又提出一些问题要我们回答。最后，他指出，尽管形势好，然处在转折关头，情况是十分复杂，应该是根据当前具体情况，加强宣传教育，团结群众，共同把工作做好。他还指出，除了做好本身工作，还必须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发动工农群众，组织工农群众，壮大群众力量，才能把革命推向前进。也只有这样，学运才能更好开展。并表示，各级政治部都会支持群众工作。而且还说：“以后如有什么困难，或是需要我们协助的事情，不论早晚，可以随时来找我们。”态度十分谦虚、和蔼、诚挚，谈话如此有力。初次会见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从此以后，我们和总政治部的军政治部建立了联系，来往频繁。总政治部有很多的石印、铅印的小册子、标语、传单、画片，无条件发给我们分送到学校；无论我们开什么会，搞什么活动，总政治部同志是逢邀必来。总政治部的一般搞宣传和民运的同志，不仅和学生干部打交道，而且常常和学生交朋友。当时和学生接近的有涂土渊、谢仁钊（后出国留学搞过重庆时期的外交协会副会长）、廖兴仁（此人一直随政治部到上海，在******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时逃离，新中国成立后在南昌三中教书），他们都是代表总政治部的，遇有解决不了的事或有所要求，都会带到郭沫若同志处请示解决。总政治部与群众是心连心的，真正是军民一家。
我们麻烦郭沫若同志的事，主要是组织讲演会，请他作报告。本来，是安排了不少军政领导同志轮流讲演，基本上每星期或隔一个星期就有一次讲演会。原来邀请了邓演达、郭沫若、朱克靖、李富春、蔡畅、林祖涵，并且事先由邹努和我登门请求。虽然一般都是谦虚而乐意的承担，只是他们工作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甚至于去外地。每当发生讲演者缺席时，听众散处各地，又无广播，又不能改期，只有请郭沫若同志临时代替。这样的事，记得有好几次。原定是朱克靖——三军政治部主任讲演，可是中午宣传科长史良（不是上海的，是四川人，男性）来告，朱主任外出，而我们的邹努同志确巧又不在家，我缠着史良同志代讲，但他无准备，不肯，真是急煞我也。无可奈何之余，急忙跑到总政治部，硬着头皮去见郭沫若，可能是看到我满头大汗，笑着说；“你又来抓夫了。”我老实告诉他，已到了无可奈何的田地，只有请他帮忙。并且说明可改换讲题。他二话不说，同我一起走到新舞台，舞台已坐满了人，见郭主任来到，欢声雷动。他不用打腹稿，照原题讲，出口成章，言之动听。我真五体投地地佩服他的写文章和讲演的天才，解决了我的危难，又是多么感激他啊。
当时，学生群众组织还不是很严密的，报告会是事前安排的，到时学生自动前来听讲。好在都有求知的欲望与进步的要求，听讲的人相当多。特别是请郭沫若同志讲演，那就更多。所以每次重要讲演，总是请他来讲。记得有一次，安排请郭沫若同志对中学生、大专学生进行一次反对基督教的专题演讲会。原因是南昌教会力量雄厚，有名的“南昌教案”志书上是有记载的，流氓赌输了可以画押向教会卖庙堂，教会付了款，收了字据，就有主权，无能的官府也只有默认。教会中学如豫章和葆灵，特别是葆灵女中，当局竟然对学生实行压制手段，而小金台的青年会利用办电影、搞文娱活动，组织青少年团体，大肆放毒。团省委中没有非基委，由我负责。为了教育学生，特别是教育教会学校学生，选择了青年会大礼堂做会场，组织一场反基督教的讲演会。下午，到时郭主任来了，先在黑板上写了题目“帝国主义与基督教”。首先申明今天讲两个小题。第一个题目是帝国主义与基督教的性质，滔滔不绝地剖析“帝国主义”这个词，从鸦片战争讲到五卅惨案，揭露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性，魔王似的凶恶无比。再分析基督教，从教义到行动，引圣经被打左耳光要把右脸迎上去挨打的典故，说明基督教的可怜奴才相。一个刚性，一个勇性，都被利用在一起，刚柔配合，文武兼施，使受侵略受苦难的人民永远不能自拔。讲啊，讲啊，第一个题目，讲了多么久，眼看壁上大钟只差五分钟到五点，而主要角色葆灵、豫章学生（住宿舍的占绝大多数）要回去吃饭了。又一次把主持会议的我急煞了，怎么办呢？正打算悄悄地上前对他说，改期再讲第二个小题。谁知啊，他老人家不慌不忙的宣布：“现在我来讲第二个小题，‘郎’办呢（学南昌地方音是怎样办的意思）？那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要打倒基督教！完了。”讲完时青年会的大钟正鸣五下，掌声如雷，经久不息。我听这样的好报告，虽不能说绝后，至少可以说是空前。特别是第二个小题，两句话扼要概括，言简意赅。这事，我是终生难忘。
春节过后一段时间，郭沫若同志随政治部去安庆，离开了南昌。以后，直到4月2日，南昌人民正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取得胜利那一天傍晚，我们大伙儿都聚集在关押了一些反动头子的总工会厅上。忽然，郭主任又出现在我们身旁。亲切地和我们一个一个地紧握双手，并告，已和******干了一仗，脱险回来了。大家都经过一些苦难，在这紧张时刻，重又相见，真是悲欢交集。我们又随着他去看战俘，对着这一批坏蛋，引起他的恼怒，大骂乌龟、王八蛋还不够，他竟给几个坏头头以响亮的耳光。像他这样含蓄，从来不骂人的人，也居然忍不住心中的怒火，我暗暗地体会着他与南昌人民一条心，患难喜乐与共。
我与郭老，还曾经在南征时在一起过。以后，一度路过武汉，我到第三厅拜访过他。这时，他耳朵已失聪，听话很吃力，但见面是很愉快。从此以后，我只能从照片、电影上看到他了。
2八一起义军中的朱德
朱德，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早在大革命时期，已经是很赞佩他，崇敬他；八一起义南征中，他又是起义的高级将领；以后啊，报纸上从来一直不断地登录他的英勇革命的事迹。******悬重赏捉拿****。可是****红军粉碎了他的一次次围剿。而且和毛主席在一起，把红旗插在延安；抗日战争，八路军纵深发展游击战争，大壮军威；到了解放战争，更是秋风扫落叶，所向披靡，捣毁蒋家王朝；新中国成立以后，治军治国，为国尽瘁。所有这些，掀起我一层又层的钦敬高潮。在大革命时期，我曾经一度和他接触过，并在他的领导下做过一些工作，他的印象对我来说一直很深刻，而间接了解的情况也不少。就个人回忆所及简述如下。
关于朱德同志的情况，玉冰同志早就向我们介绍过，说他出身于旧军阀，在四川做过混成旅旅长，但对旧社会不满，卸去军职，戒了烟，到德国留学找寻真理，就在国外参加了革命。回国没多久，曾一度被派往四川，现在来到了江西，担任了江西省会公安局长。当时，他总是穿着便服，接待来客。瘦长个儿，满脸胡子，外貌温文尔雅，态度谦和有礼，像个学者模样。虽是管理千百警察的局长，却没有一点官架子。
我记得在四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正是打垮****肃清残孽的日子里，团委通知邹努和我去省会公安局，我估计到可能是要求我们协助搞一件有关学校的事件。到时，朱德同志和秘书杨达（1928年在南昌被捕牺牲）正在等候我们。果然，那就是协助公安局去搜捕熊育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