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支援北伐，光复南昌
1925年，北伐军在南昌经过无数次的浴血奋战，终于击溃了显赫一时的孙传芳苏浙赣皖闽五省联军十万劲旅，向吴佩孚敲了丧钟，使张作霖胆寒，取得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决定性的胜利。
南昌，襟三江而带五湖，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远的不说，近如朱元璋就在鄱阳湖与陈友谅交战胜利取得了江山；太平天国也在这里攻战，一蹶不振，退守南京，终致覆灭。北伐军为着攻占南昌，不惜付出巨大代价，全力以赴，经过多次强攻，战败强敌，占领这一战略要地，从而反弱为强，树立了绝对军事优势。
在北伐军与五省联军交战、围攻南昌的日子里，我曾被围困在南昌家中。在此以前，我曾参加过地下支援工作，北伐军初进南昌，我又曾参加欢迎工作，北伐军撤退，我又隐藏在围城里，直到当年11月18日，北伐军再克南昌后，我才脱离险境，公开进行领导青年学生运动。
兹将南昌围城前后及北伐军攻占南昌情况，就自己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叙述如下，并资纪念。
1926年7月9日，在广州市举行了一个惊动中外的北伐誓师大会，展开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序幕。
在南昌市，人们可以从申报、新闻报及大公报陆陆续续地获得北伐军事消息。当然，在地下组织的内部，早就听过两三次的形势报告，并且了解到北伐军当前是采取“联孙、讨吴、不理张”的七字策略，敌我形势已有具体了解。知道国民革命军分兵三路，第一路是主力沿粤汉铁路向湘鄂推进，另二路则分指赣闽。但这两路开始时都未出省境，缘以江西、福建都是孙传芳领地，既“联”了当然不会侵犯，也就是战争在湘鄂，江西福建无战事。这些时期，我们可以顺利地进行一些支援工作，主要的是宣传工作。当时，我们就以上海及广州报纸内部资料进行过军事力量对比：（一）张作霖的奉军入关后称“安国军”，自己任总司令，占着东北、北京及天津等地区，拥兵三十万。（二）孙传芳原系直军，后自成军旅。1925年起自称五省（苏浙皖赣闽）包括上海南京等富饶地区，拥兵二十万（事实上江西的蔡成勋，福建的周荫人，并不是他的直系，可是他以兵力强行威胁）。（三）吴佩孚直军，东山再起后，自称十四省讨贼联军，原在河南、河北南部，毒杀肖耀南后占有湖北，进兵湖南，收买叶开馨部，号称拥兵二十万。（四）国民革命军，仅七个军，第一军由******兼军长，大部分在粤闽边界上，仅王柏龄的一师参加了北伐；二军军长谭延闿，留驻广州国民政府，副军长鲁涤平，原为驻粤湘军，分兵参加北伐及驻军粤赣边界；三军长朱培德，原为驻粤滇军，全军参加北伐；四军长李济深，原为粤军，全军参加北伐；五军长李福林，原为粤军，留在广东；六军长程潜，原为驻粤湘军，全军参加北伐；七军长李宗仁，桂军，多留在广西；全部仅七个军，充其量七万人而已。再加上武器装备差，一般是广东自造枪械，部分苏联援助的武器（大部分在第一军）。几方面兵力相较，差距很大。北伐初时，吴佩孚认为北伐军不堪一击，张作霖和孙传芳也看作无足轻重，坐看北伐军与吴佩孚战斗。正因为如此，北伐军可以挥师湘鄂，直取吴佩孚，减轻了军事压力。而且在此之前，湘军内部唐生智与叶开鑫起了冲突，唐生智投靠广东，取得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称谓，长驱北上，被吴佩孚击败。在此危急关头，北伐军急起打援，终于挽救了颓势。以第四军为首的北伐军便沿粤汉铁路北上，攻克衡阳，进军长沙，占领岳州，猛攻汀四桥，所向无敌，直取汉口，除刘玉春以孤军死守古城武昌外，敌人全被击溃，吴佩孚已一败涂地，革命军大振军威。至此，被“联”的孙传芳已知形势变化，大事不好，就在江西东北陈列重兵，准备抗御，战云密布，政局险恶，加强镇压，鹤唳风声，逞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早在北伐军长驻湘鄂节节胜利之时，南昌人民是喜上心头，但在同时，孙传芳改变观望态度，调集直属部队进入赣境，道听途说，北伐军也派了部分队伍来到赣粤赣湘边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时，南昌街头巷尾突然广贴又长又宽的不署名的石印标语：“宣传****乃人类之公敌”、“扑灭****乃人类的天职”，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官方的政治宣传，针对北伐军而贴的。当时学校还在上课，仍然有我们活动的机会。这一时期的任务是团结学生，教育学生，揭露军阀的罪恶，宣传北伐军救国救民的主张。尽管当时当地的报纸，从不登载战事消息，但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及上海民国日报都每天刊布北伐军事实况，而且都是以头版头条，用特大字号发布，而且发行数量很大。
我们就以阅报室为基地活动，在人多处读报漫谈，也有意识地到各班发起读报，北伐战事消息不胫而走。由学校到家庭，大家都知道北伐军声势浩大，不拉夫、不扰民，所到之处，群众箪食壶浆，两方对比，十分显明。这为北伐军进入南昌奠定了思想基础。不久，又传来官方大举搜捕革命党人的消息，趁着放暑假机会，对学生进行了一次当前形势险峻，是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在前胜利在望的教育。组织确定，一般显露色彩的能回家的回家，组织群众，加强宣传支应北伐。家在城里者，隐蔽起来，有的住进外国人开办的医院，有的暂时移住到可靠的戚友家，坚持工作。在学校放假不久，赵醒侬被捕，黎明中学和明星书社同被封闭，此时邹努等人都已回家，我也惴惴不安，有被捕的危险，在亲戚家中东躲西避。9月14日，赵醒侬就义于德胜门外下沙窝，激于义愤，我就在我家——东万宜巷悼念，城外下沙窝就是赵醒侬就义处，我还上城头遥望（当时，醒侬爱人正在收尸），痛心无比，但又徒唤奈何。当然，我那时也为自己的险境感到害怕，我虽然不再到学校里去，但附近街上我还会遛遛，出家门，到巷口，便是德胜门，就偶然见了有兵士从城外抬进担架来，一望而知是伤兵。由于多天未看到报纸，不知战事发展情况，然可肯定，伤兵运进城肯定是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发生战事，以致有北军受伤抬回医治，这就明确知道，战火快要到临南昌燃烧了。出乎意外的是，在9月19日晚约莫十一点多钟，突然听到附近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但很快就平息了。天刚明，急于了解昨晚的枪声，出外探询，只见卖菜的卖点心的照常在街叫卖，以后听人们互相交谈，说是北伐军已经进了城，北佬全部跑掉了。急忙走到团委驻地，才知道真的是北伐军昨晚打进了南昌城，人数不算多，但还在陆续到来。听说当北伐军约一排人由德外进到大街上，碰上了南昌军联合巡查队，巡查队还询问口令，哪来部队。得到的是横扫的子弹逃散。他们告诉我，这次进城的仅有一个团，是横穿过江西的敌军驻点间隙，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城。南昌城里仅有少数留守部队，大部分都集中到几个大驻点，没有料到北伐军绕小道而来，连城门也是四门大开，守城部队来不及阻击，便被缴械，一直进到大街遇到巡查队才横扫机枪。就是这一阵机枪，以为北伐军大队进了城，北佬与官僚纷纷逃窜，可以说北伐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南昌。当然，我们对于北伐军的进来，无限高兴。不久，组织（党委）派往联络的人回报，进城的六军的一个团，听说有一位师政治部的宣传科长文星钰已经跟随部队进了城，正要找地方上的地下组织联系。到了下午再去时，知道已经双方会谈就绪。由于团委书记丁健亚已回去，我按联系人指示去找朱大贞，朱大贞很详细地交代我今后的工作。我先到一师通知在校的几个同志后，便来到一中，这时已来了好多同学，当看到吴士材校长时，他首先递给我二十元中国银行纸币（十元的两张），要我准备写贴欢迎北伐军标语。我收下后，便邀了学校评议会几个同志从系马椿到达文星钰的驻地，初次会见北伐军的一个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当我告诉他我是代表南昌****与江西学总欢迎大军时，他的心情和我们一样十分激动，足足握了几分钟的手。只见到身穿军服，挂着直皮带（是当官的标志，士兵仅有横皮带），显挂三民带，脚登大马靴，姿势相当英挺，态度又很谦和，像久别亲人一样的会见。他给我们一些宣传单，要求我们尽管组织学生干部，配合师政治部开展安民、宣传工作。于是，以一中为基地（当时，邹努、朱由铿还未回来），南昌市内学生闻风而来，群聚一中，由我具体安排分赴各校，组织学生写贴标语与进行街头工作。实际上，北伐军进城那天，市面依然热闹，居民也纷纷出来静听政治部宣传队与各校学生在街头的宣传。我也来不及在校搞工作，以大部分时间参加了国民党省市党部及南昌总商会的欢迎与****工作。我在此时才和总商会几个头头会见，但这一切都是按朱大贞的意思办。这时，中上学校的负责人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家都对北伐军都有一种好感。在这十分忙碌紧张的****活动、拥军宣传的筹备工作时，出于意料之外的，形势已起了巨大的转变。为期不到四天，在9月23日晚上，我已经入睡了，被枪声惊醒，既多又密，心知大事不好，又听到巷外人们惊呼“北佬打回来了”。就这样，南昌重又落入军阀的手中。
北伐军退出南昌，这里由于第六军从高安孤军深入，后援无法及时赶到，而北军——原驻江西的军队和新近开进的先遣部队孙军以合围之势反攻南昌，众寡悬殊。只有迅速突围脱险，然这一来，却给南昌人民特别是南昌的青年学生带来了莫大的灾祸。第二天早上，就组织了空前的挨家挨户进行搜捕，全城几乎关店断市，家家闭门闭户。主要是报复，口口声声是“抓南军”、“抓学生”，实行“抓”、“杀”、“抢”，全城人家，很难幸免。
就在这天上午，我家先后三次被北军光顾，几乎是受了三次洗劫。喝令开门，先问有无收留南军，再问有多少青年学生，有无和南军勾结，有没有留藏南军枪械弹药。盘问后就逐个进行人身检查，看头发是不是剃光，还是新剃光，再看额头有无帽纹，手上有无有茧，把南军与学生同等对待，说是因为学生曾和南军勾结。除抓学生外，还抓南军。好在我家老人、女人多，不过只有我们两弟兄是学生模样（那时我们不过是十五六岁）。盘问过后，就进行搜查，翻箱倒筐，凡是金银首饰、手表闹钟以及银圆钞票（铜板倒不要），就顺便装在口袋带走。先后三次，几乎洗劫一空（吴校长给我的二十元钞票，我放在鞋底里未让搜去）。同住几家，也同样被搜劫。在有学生的人家，如果搜到了钱财贵物，也就放过；如搜不到财物，就要带人走，这时不定是青年人，也许是上了年纪的也会带走，但只要献出了钱物，一样可以放人。后来说，在市中心和北伐军驻地附近，抓走了不少人，也杀了一些人，其中有些是青年学生。据说这次北军回城，曾宣布“放假”，这就意味着可以自由洗劫。也是人们互相转告，一般搜捕者来叫门，尽可不开。我家住的是石库门墙，门上包装铁皮钉和铁钉（住了好多家人家，上学读书的人少）。从此关上大门，叫门不理，听到枪托击门声，敲了一会也就另找其他家了。24日家里惨遭搜劫后，关门闭户，提心吊胆地过去了两天。好在家里还有米，有咸菜，水从井中汲取，等于与世隔绝。
北军进城不到三天，北伐军又兵临城下了。只听到双方战斗的步枪声、机枪声，也还夹杂着迫击炮声。还听到子弹飞过头顶的声音，迫击炮声也真吓人。后来知道，北伐军来的不止一个团，而且是分路来的竟有好几个师、几个军，在城中北军也有两三个师，关城守卫。炮火十分猛烈，子弹飞落屋顶。我的家背后就是高高的城墙（虽然高，但可以设法爬到城墙上去。当然，谁也不敢打开后门往城墙上爬高观看）开始我们把堂前的方桌叠起来，将席被堵得厚厚的，大家就坐在里面侍着，避免流弹（后来，听说不济事，有的人家这样做，还被流弹击伤，幸而我们还好，平安无事）。这样过了两天，分驻所警官来敲门了，这样就不能不开门了。据说是沿城墙脚下的民房里，都要驻军，家家都要驻，仅住官兵，吃饭他们自理。随后带了一个军官来，说是步兵连长，是来看房子的。由于我家的房子较大较好，他看中了北边一个大房（邻家姓万的，经商），他说堂前做连部，这正房给家属住。明知道他带了姨太太来，要房子，我们各家同声赞成。因为作连部、住连长太太当然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安全，于是我家腾出一间小房给万某家，万某立即空出大房来。说来就来，下午连长就带了一个花姑娘来，不过二十多岁，湖南醴陵人，却嫁给四十多岁的侉子连长。当然，我们是十分欢迎她，而且热情地给她搞了一餐饭（以后是连部送来）就这样住下来，一个司务长、一个司书就住在厅堂上，后院也有士兵休息的条凳，上城处就砖块缺损处挖挖填填，好像似成了上城的阶梯。就这样，我们的家便是一个防守部队的连部，再也不需关上大门了。换班的士兵也需从大门进来。住了一些时候，有些士兵和我们熟悉了，连长和司务长也经常和我们大人聊天。叨他们的光，在围城期间，不仅保障了我们的安全，而且他们也透露了一些战士的情况。不仅如此，虽然油盐柴米还是早就购成，但菜蔬却难买进，连部自炊，可以买到小菜，顺便也就捎上了。我这时鞋袜底藏的两张十元大票也取出来供家庭应用。我妈告诉我，搜捕时虽有点损失，但还不大，首饰和大钞都缝在三弟的内衣里，大兵不会向这个小孩子搜检，亏了妈的计策，也亏了三弟，给我家保存了一笔家用。
就是那位连长对我的父亲说：江西的学生好坏，和南军是心贴心的，勾结在一起，趁我们正在醴陵防堵时，钻了空隙常到南昌来。他这一连进城时曾遇到抵抗，死伤了一些人，但我们也杀了一些南军和学生。听说城里还藏了一些南军和“坏人”，等南兵被打退后，就要进行大规模法办。而且告诉我们，这里的督理现在换了人，是孙传芳派来的邓如琢，这人可厉害。我听此言，当然是胆战心惊，但当前炮火漫天，不足为虑，虑的是以后……这位连长说，你们不要怕枪弹，外面打过来，有城墙抵住，南军大炮少，而打过来，经过高高城墙也飞到远远的地方去了。尽管家在炮火线上，炮弹飞过尖锐的啸声是从未停过，特别是进入黄昏黑夜以后，及天明时，清楚听到冲锋攻城声音，也许是因为听长久了，也就惯常不足为奇了。在此期间，德胜门城墙外即是北伐军重攻地方（还有沿江的章江门、广润门一带也是）常常听见守城北军在晚上狂叫“北伐军攻城了”，一时便密集地响起步枪声、机枪声和大炮声音。北伐军冲锋的枪声，我们听得很清楚。北军还击也会吹冲锋号。听连长说，北伐军扎了好多云梯爬城墙，都被北军消灭了。约莫半个月左右，城上燃起熊熊大火，火光冲天，从德胜门到广润门，把所有店铺、民房全部烧毁了。名胜滕王阁也就在这时被火毁。据连长说，北伐军好坏，他们利用民房、店房掩护，扎云梯，等到我们看见时，云梯就在城边了。火烧民房是他们的军事部署，可怜多少人民受灾，财产损失，向谁要赔偿。而且他说，北伐军来了三四万人，守城的不及他们的三分之一，但是南昌城又高又厚，好守。还告诉我们一个消息，对方的蒋司令被我们打伤，是在攻城时督阵受伤的（开始我们以为连长造谣，后来攻占南昌后才宣布了曾经故意放出的假消息），因为城外烧光，可以远望，他们说还曾经见到过在前线骑白马的指挥军官。约莫围了十六七天，有一天突然听不到枪声，怪静悄悄的。连长喜洋洋告诉我们说：“敌人被我们打跑了。”这对他们是喜讯，而我却是灾难的到来，一为北伐军被孙传芳打败而发愁，另一方面怕局势安静后会在市里大肆搜捕，当然我是在搜捕之列。
好在当时围城达十六七天之多，店铺一直关门，食粮食品及日用品大致已消耗殆尽，民以食为天，日用消费品不可少，然而北伐军撤围后商店迟迟不开门，即开门亦无物品供应。因为不时发生敲开店门，争购物品事情，秩序很乱。于是警察和商会出来交涉联系，白天开城门，让人们进出，物品上市，勉强各商店开市设法进货售货。但粮食问题还很大，因此，就有不少人趁城外乡间稻田成熟之际，自行去割禾，或向地主稍缴款子，有的就趁机收袋偷回，反正那时是天下大乱，谁也无法。我家的娘姨黄妈也就去割了两天禾，运回过两袋米，向农民借了风车净粒，还是照价付款。在北伐军撤去的七八天中，形势变化很大，大批部队调进调出（住在我家的连部好在始终未动，当然也是好事），城防很严，黄昏就关了城门，白天开城搜索很严，街上不时有巡逻队伍。我们兄弟一直待在家里，连大门也不敢出。我们各家（住在一个房子里，有好多家人家）其中有做小贩的，有做坐商的，父亲托他们设法购进了一些食品，主要是战争还在进行，预防再一次围城。果其必然，仅仅安静了七八天，城门又全部关闭，北伐军重又围城。第二次围城，听枪炮声估计，北伐军来了很多，把南昌围得紧紧的。又接连打了半个多月，打得很激烈。听说，城墙被打破了缺口，但很快就修复了。终于在11月8日，北伐军在外线胜利了，城头上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住在我家的连长与司务长和全连士兵到指定地点集合缴械投诚去了（唯一的留下那个姨太太，开始还住在我家，不久攀到北伐军一个湘籍军官，被藏娇了）。我极高兴，大胆上着城头，遥看城外的北伐军营，只见一个北伐军约十六岁的号兵，竟然从城外缺口攀上了城，和我们聊天，满口湘音，大家都很热情，还邀他到家里来喝茶。到午后，北伐军就分别进城，雄赳赳气昂昂，受到人们的拍掌欢呼。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店铺立即全部开门，工厂继续开工，学校恢复上学。首先国民党省市部挂出牌子来了，省党部先在省议会（后让给办学），后移佳山庙（即督署），市党部设在百花洲一幢公房里，都开始办公了。全省学生总会及南昌****也亮出了牌子，挂在南昌市党部内（邻近的总工会也挂出了牌子）。由于当时学总、****的同志尚未回校，由我负责邀集了各校学生几个头头办公。我已经在家里幽闭了两个月了，此时正是扬眉吐气的时候。从此时起，我就不在家里住了，有时会回来看看爸爸妈妈。可是****、学总的干部都是无给职，没有工资津贴（原来我是省党部青年部秘书，北伐军进城后，不知怎的被调换了，我也没有向组织申报，但毕竟少了几十元钱进账）。但在此时，吃饭住宿都在市党部，吃了当然我不付钱。这时忙得很，跑东校，进西校，有时要跑总政治部和三、六两军政治部，联系工作。好在邹努等人不久就回南昌来了，那我的担子是轻了不少，也不累得那么苦。由于南昌****干部有缺额，学总召开校联会补充了一些临时干部，并聘请了一些老****执委参加活动，新老结合，力量更加强大。11月中旬，曾在钟鼓楼的新舞台召开过一次全市学生大会，由邹努宣布了学总制定的《关于新形势下的任务及几项工作的决定》，内容要求大致如下：
（一）恢复健全学生组织（一律设学生会）开展活动；
（二）调查在北伐军离城时死难同学情况；
（三）配合政治部宣传队到街头宣传（按总政治部所发宣传提纲）；
（四）联合组织讲演、文娱活动。
以上各项工作，由于学生积极性高，进行得很好。学生会全部改组（一中评议会撤销，改称学生会），豫章、葆灵等教会学校也开始按规定办理。就调查结果有近百名学生在北伐军撤离后死伤或失踪。除此以外，有好几百学生参了军。有的学校学生会还配合宣传调查队查获私藏敌人弹药及财物，多次受到政治部奖励。开始时，是组织小型街头宣传，以后改用文艺表演方式进行，除参与欢迎北伐军大会与****工作外，还由学总联合各校组织了几晚军民联欢晚会（都在新舞台举行）。会上，有姜铁英等演出的话剧，葆灵、女师、女中的歌舞，还请当地名演员刘艺舟父子上演京剧。此外，学总与****组织了多次名人专家讲演会，先后请郭沫若、朱克靖、林祖涵、李富春、蔡畅等人主讲，主要是宣讲北伐大好形势，说明当前任务，启发思想，积极投入革命工作，也同时让学生群众认识一下当时国民革命军领导人的丰采。
这一个时期，是我最忙碌的时期，也是我开始活跃在南昌的一个时期。因为组织讲演会之便，邹努和我一起遍访各军政治部领导，各军政治部对我们也都热情接待，因为学生总会当时无经费，二军政治部李富春便从农民运动经费里拨出二百元给我们，方便了我们组织活动。总政治部和各军政治部都给了我们不少宣传文件，经常派民运科股同志来学总指导工作，相处得很好。
在此时期，党为了充实团的力量，派袁玉冰主持团委工作（此时我已参加了团委会），丁健西负责组织（原书记），对****学总工作抓得很紧。不仅整顿了学生组织，而且派了一部分学生干部参加市党部的组训店员和青工工作。不久，南昌****换届，由刘仁主持，与学总一起，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北伐军攻南昌，是付出了重大牺牲的。9月14日冒险突入，撤出时也有不少损伤，但也有例外，一个营长来不及撤出，留在居民群众家居住，由居民保护，后来安然脱险。
攻克南昌后，对被俘的孙军师长岳凤歧、唐福山，组织了人民共同审判（邹努是代表学总参加，为审判员），在顺外开了一个公开宣判大会，处以死刑。这是他们在南昌放火杀人应得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