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组学联，热心学运
我参加CY并在江西省党部青年部工作以后，领导即指示我配合邹努一起投入学生运动，策动改组南昌学生联合会，筹组江西省学生总会。南昌学联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有很悠久的历史，在推广新文化、团结教育学生群众，是起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那次改选，南昌学联，七个执委，二中就有四个，为邱贞森（兼总务部长，开会时的主席）、吴英荃、敖士英、余永言，其余三人为朱大贞（工专）、姜铁英（法专）及杨大膺（心远中学）。大规模学校一中、一师都没有执委名额，很有意见。朱、姜虽都是国民党左派，但在学联中无实权。当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南昌各界筹备追悼会时，学联几个主要人物在筹备会中表现得很不好，一份报纸副刊登载《国子、国孙吃国父》一类讽刺文章，他们也是其中被影射人物。在烧烟案件发作后，杨大膺被捕，其余执委外逃的外逃，回家的回家，学联即不被封，也只徒有其名。学生运动，陷于停顿状态。而军阀官僚，利用这一时机，对学生采取高压手段，严禁集会结社，不许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另一方面，由教育厅和各校校长，采取硬软兼用的措施，把学生引导到埋头读书、死读书、读死书的道上去。
经过团委研究，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新形势需要，决定立即恢复学运，全部改组旧学联，更新学联班底，以地下形式开展工作。这时邹努已经担任学委，一切由他主持进行，我则协助他工作。就以第一师范的学生自治会为基础，组织一些人力分赴各校串联。好在学校里都还保存着学生组织，有的是自治会，也有的叫作评议会。鉴于南昌第一中学人多，地位重要，邹努就指示我和李祖武转到一中高中插班。入校后不久，通过地下国民党区分部提议，我被选为评议员，并和评议会主席张维一起被选为出席改组南昌学联的代表。在私立中学方面，由也曾被捕的熊成进行串联，基本上都同意推派代表参加。甚至于从来没有参加学联的教会学校如豫章中学、葆灵女中也派了出席代表。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终于在1926年春开学后，在黎明中学召开全市代表大会，计到有一师、女师、一中、二中、女中、女职、工专、医专、法专、豫章、葆灵、启新、西江、鸿声、匡庐等大中学校代表。一般是出席两个代表，也有一个代表出席的。会由邹努主持，主要是改选学联。经过酝酿协商，选出了以朱由铿（一师）为首的新学联执委会，执委有十几个人，几乎每校都有一人。常委则大专及主要中学都各有一人，代表性较前广泛。本届执委，我和邹努都没有列名。当学总成立后，我们两人都参加了执委会。启新的熊成、女师的贺服丹、女职的于圣贞、豫章的万德昭、女中的熊大大都是本届的新执委，前届的一个都没有蝉联下来。改组后的新学联，在团的领导下，制订了工作计划，以加强形势教育接受新思潮为中心任务。执委会开得很经常，朱由铿处事也很老练，很快就把南昌各校团结得很紧。当团委决定开展反对中学毕业会考运动时，尽管是在地下秘密进行，而且事仅关系部分有高中毕业班的学校，学联通知一下达，宣言一发，校校都发现有反对毕业会考的标语，只不过将“反对会考”改为“支援反对毕业会考运动”的字样。上下呼应，团结一致。结果，江西省教育厅无可奈何地发出暂缓实施毕业会考的公告。学联工作初战告捷。
本届学联，历时不久，除了本身改组及协助整顿基层组织工作外，仅仅做了两件主要工作，那就是反对毕业会考及支应北伐战争工作。北伐军攻克南昌后，随着形势需要，部分同志派赴外地工作，加上学校的整顿停办，南昌学联进行了局部的改组，如朱由铿去赣南，主要负责人换上了安福的刘人，鸿声中学的傅铭第，工专的雷洪福、女中的张兆英、女师的邓婉儿以及彭学遂都参加了学联工作。从此，学联公开工作，在党的领导下，配合驻军政治部做了更多有益的工作，学生运动蓬勃向前发展。
由于形势发展需要，按照全国学总要在各省成立省一级的学联组织。经过团委研究，由邹努负责筹备，一方面发出通告，要各地团委在有学联基础的地方推选出席代表；一方面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主要是邹努、朱由铿和我（也是南昌学联推举出席学总的代表），安排食宿（仅限外地来的）、会议日程、场所。其实，也不用我们费心，食宿、吃饭是在黎明中学，开会地点也只有在黎明中学，我们只是对外地来的代表接待而已。不知何故，这次吉安却没有派代表来（吉安学运有基础，曾派过代表出席八届全国学联），其余的如九江、德安、鄱阳、上饶等地都派了代表来，有的如南昌三人，九江的两人，其余都是一人。代表绝大多数是党、团员，鄱阳却是一个例外，派来的是齐振兴（德兴人，后来进了蒋介石办的中央政治学校，当了反动派），也还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记得那次会议，还有一点派头，共开了两天，由邹努同志主持了这一次会议，团委书记丁健西还到会作了讲话，分析当前形势，针对日益发展的形势需要，必须发扬五四运动精神，争取进步，团结一致，追求光明和真理。在各地汇报学运情况的基础上，就当前和今后学运问题进行反复的讨论。会上先后通过了维护学生本身利益，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帮助工农及开展平民教育的几项决议，还通过了学总成立宣言，号召全省学生团结起来，为实现新的任务而努力奋斗。最后，选举执委，执委中互推常委五人，没有专设主委，总务部长是邹努，总的负责会务；我任组织部长；朱由铿是宣传部长；并由齐振兴做调查部长。从此，南昌兴联和江西学总合在一起，内部分工则朱由铿掌握南昌学联，我负责对外地联系，处理日常会务，而由邹努总其成。
学总成立后，学运更活跃起来，特别是和吉安、九江两地学联关系沟通了。如反对毕业会考，吉安、九江两地都有高中，立即响应，造成浩荡的声势，显示出学生团结的力量。
1926年，两件大事，一是改组南昌学联，二是成立江西学总，学联与学总合在一起，上有全国学总（由上海移到广州），下有团委的领导，学运面貌，焕然一新，为江西学生支应北伐军奠定了工作基础。
在旧学联被军警封闭、学运转告停顿后，江西的军阀政客，为了巩固反动统治，加强对学生的高压和愚民政策，采取软硬兼施文武结合的方法，来使学生就范。除了严禁学生集会结社以外，教育厅长朱念祖为了使学生埋头读书不过问政治，从1925年下半年就组织大中学校学生讲演比赛，先后举行了多次。第一次是事先预定的唯一的讲题，题为“读书与救国”，每校推出一个代表，比赛时却要全校学生整队参加。各校代表所讲，不外“读书不忘救国，救国最重要”的论点，讲完后，朱念祖作结束讲话，记得大意是“国当然要救，为了救国必须读好书，学生时代，唯一的任务是读书”，实质要学生只能是读书，不应过问政治。以后几次是当场抽题并抽次序，讲题不外乎是一些关于宋儒主张的关于道德修养和埋头读书的内容，每次讲演结束，都必须由厅长作一次讲话，灌输精神麻醉剂，引导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不仅此也，教育厅还特别制定了一个中学毕业会考办法，规定无论高中与初中毕业考试，学校只能作为预试，要经过统一会考及格，才能毕业。报经省署批准，并公告1926年暑假先举行高中毕业会考，以后再搞初中会考。会考由教育厅办理，名义上是为了督促学生学好功课，实质上就是把学生拖到埋头读书的圈子里去。这一举动，并非朱念祖所首创，而是做过教育部长的甲寅派章士钊的提倡。开始时，虽仅限高中，涉及面虽不大，然而一经实行，马上就要普及到初中，关系到全体中学学生、教师、家长的切身利益，引起非议。当时，少数人赞成，大多数人却认为不当。
团省委曾经就这一事，作为专门议程，进行讨论，分析当时情况。由于拘捕过学生，家长有戒心，不少学生也存在着害怕心理，加上当局倡导埋头读书，学生思想出现沉寂甚至于僵化状态。加上学联被封，虽在地下改组重建，在学生群众中还没有威信。为了教育学生，团结学生，决定组织一次反毕业会考斗争，打击反动政客官僚，维护学生利益。做出决定后，学委邹努立即召开学总学联联席会议，确定开展反会考运动方案，先从南昌开始，再联系外地。南昌又先由一中着手。由于南昌仅有一中、二中、心远中学、豫章中学办有高中毕业班，豫章系教会中学，由美国校长掌握，不易发动；二中校长系心远中学校长熊育钖兼，熊虽系国民党员，但因为是老同盟会员，倚老卖老，本来就赞成读死书，也不易攻破。剩下的只有一中，一中好在有一个国民党区分部，系左派所掌握，刚好学生评议会是张维掌握，我转学一中后又进入评议会，就正好以这一基础开展。当印发一份告同学书后，学总、学联和一中学生评议会就尽可能派员四出串联，二中、心远、豫章等中学，校方虽很强硬，但学生心目中对会考是反对的，很快就得到这三校的支持。接上学联学总就铅印发告全省学生同学书，号召全省中学生团结起来，支援反会考的斗争。一面组织了包括四校在内的反会考委员会，领导这次斗争；一方面将告同学书寄发全省各地，一致反对会考。反会考工作是由邹努同志具体领导，朱由铿负责其他学校联系，邹努则负责与外地联系（主要是通过团委发动各地），我则专搞一中。在一夜工夫，我和张维、李祖武等人写贴了好多标语，连同印刷品星夜在百花洲本校与皇殿侧分校，到处是反会考的标贴。尽管第二天被撕掉，当晚又贴了上墙。以后不仅在学校里贴，也还贴到羊子巷、磨子巷、洗马池大街上去，而且还把告同学书寄给教育厅。接上，其余三所中学也行动起来了，连一些仅有初中的学校学生组织会也贴了支援反会考的标语。在此同时，邹努同志就以国闻社通讯记者名义接连发稿，公开发南昌中学生反对会考的消息，吉安、九江、赣州、上饶等地有高中毕业班同学的学校也发来了一致响应反对会考的通电，说明全省的学生已发动起来了。这时，反对会考委员会的工作，不仅做到了初中、师范、职业学校学生，而且也做到了家长头上。渐渐，当地报纸上也偶尔出现了要求暂缓进行会考的呼声。在这时刻（可能是四月底五月初之间），我的班主任（理高二）万维章老师突然来找我谈话，他传达了校长吴士材的话，主要是教育厅长朱念祖在中学校长会上点了我的名，列为反对会考的主要人物，要我提高警惕，悬崖勒马，防遭迫害。他本人也劝我，本身不是毕业班学生，这次会考是试行，明年会考不会考也不一定，何必自讨苦吃。万老师是学问较好也较进步的一个学者，同我的师生关系一贯好。我首先谢谢了他的好意，但一再向他说明，这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又是学总集体决定，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决不能止步。后来，吴士材又以校长身份找我两次谈话，我就理直气壮地回答，除非停止会考，我们的反对将一直进行到底。一师的朱由铿也受到校长黄光斗的约谈，既然师范生无须介入会考，师范学校又何必参与这一事件。听说，朱由铿和校长几乎是吵了起来。
我们的反会考运动进行得很顺利。由一中扩大到其他三所完中，又蔓延到全省其他几所完中，又得到专校、师范、职业学校和其他初中的支援，而且由学校到社会，经过通讯社和报纸的舆论宣传，声势之大，团结之固，是过去所未有。朱念祖通过手下的一批校长进行干预、压制、破坏，几乎完全失败。学总学联联席会上又做出明确决定，高中毕业生罢考（拒不参加毕业会考），师范、中学等举行罢课，反会考的浪潮汹涌澎湃，进入高潮。
当时广州正在酝酿大举北伐，吴佩孚与孙传芳两派军阀矛盾重重，大局动荡不安，面临即将来到的罢考、罢课高潮，山雨欲来风满城，迫使江西省教育厅无可奈何地发出暂缓举行高中毕业会考的公告，运动取得胜利，学生高唱凯歌。
反会考斗争，是在党领导下改组学联成立学总后和反动当局第一个回合的斗争，很快地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通过斗争，教育了学生，团结了学生，使学总与学联在学生群众中树立了威信，成为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这是一次有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改组南昌学联，成立江西学总，恢复发展学运以后，我们逐步开展校际的联合，走向社会，主要有以下的几件事：
（1）成立江西青年互助社
江西青年学会是南昌很早的一个青年组织，过去有着光荣历史。由于负责人的离去，接替者又没有很好的继续抓紧，到大革命前夕，长时间没有具体活动，仅剩下一个空架子。我们几经考虑，必须有一个联系青年的群众组织，是旧店新开呢，还是重起炉灶，最后的确定，还是另行组织好，如果青年学会恢复活动，双方共存，互相协调，那就更好。发起人主要是一师与一中，一师是徐光栋、杨培勋等；一中是我和李祖武、张维等，由这几个人串联二中、心远中学、女师、女职、女中少数几个比较进步的同学，共同进行筹备工作。提出团结全省有志青年，互助合作，互相砥砺，造福社会，共求进步。推出筹组办法，分别同上述几所学校学生自治会联系，取得同意，然后召开筹备会议，由各校发起人联名印发组织江西青年互助社倡议书，广泛征求会员，由校内到校外，还将倡议书分送到几所印刷厂和照相馆（当时印刷厂及鹤记照相馆有联系人士）。出于意料之外的，愿意应征入会的人很多，当时我们生怕应征的人少，而现在报名的人数却达到近千人，把我们登记选册的人都累苦了。内中绝大多数是中学生，还有极少数的青年工人、店员。中学生中破例的有不少女生，一般都是女师、女职、女中的在校学生。当时入会的要收常年会费，而且入会时每人要缴入会费。由于这样，还没成立，就有了经费收入，方便了我们的工作。在1926年11月间，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皇殿侧第一中学分部召开了江西青年互助社成立大会。记得当时到了约莫有六七百人，会场容不下，有的就站在廊下。会上通过了成立宣言和工作计划，选举了理事会。理事会主席是一师的徐光栋，我是副职，还选入了两名女理事。其中之一是女师贺服丹，鹤记照相馆的青年职工李某也被选进理事会。就在成立会那天，在本校门外皇殿侧体育场照了一张成立纪念照。这次成立大会，一中分部主任姜维祥（曾带过我们检查仇货）同情我们，支持我们，为我们开展成立大会帮助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我们是多么感谢他们，江西青年互助社宣告成立，引起了南昌全市的轰动，也是被压制多时的青年运动获得了解放。
江西青年互助社成立后，做了不少工作。曾出版了两期《江西青年》四开报，充分应用了社员的两角钱的入会费，邹努、徐光栋和我都在这报上写了文章，免费发给社员，也发了一些到学校、报馆、印刷厂。互助社理事会下设了一些股，其中之一的是扩充教育股，这一个股办了一所平民夜校，地点就在一中分部的楼下教室，招收市民和工人，免费发给课本，到的人数很踊跃，坚持了很长时间，保持了一定学额。当时南昌的平民教育促进会会长桂汝丹曾经多次不顾身份地来参观，最后找负责人见到了我，给予很大的鼓励，当时还发给了补助费。
江西青年互助社社员主要是分组就地活动，或以学校，或以地段（印刷厂、照相馆职工们主要都在百花洲一带，分成一个组），都有组长负责，有调查联络股专门抓这一工作。由于有人抓，互助社是活动了一个较长时间。在此期内，参加了济难会活动，发表过纪念二七宣言、五四宣言，声援中学生反对毕业会考。而且，介绍了不少进步的社员去广州黄埔军校和农民讲习所去学习。还记得其中之一是宁冈人谢汉昌，“富田事件”中曾有过这个名字，不知是否就是此人。印象最深的是三、六军就是不少营连级干部回到南昌时还专门和我拉扯关于江西青年互助社的事。只是，江西青年互助社的活动，在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因已无存在的必要，无形中停止了活动。但是，江西青年互助社在江西青运史上的史实，是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2）斗争醒狮派，轰跑陈启天
大革命前夕，地下的革命力量占主要地位，国民党右派是不会在军阀统治下干冒险工作，其他的政治派别不曾发现，要有，那就是国家主义派在江西，特别是在南昌是有深厚的影响。当时大中学教师多数出身于武昌高师和东南高师，长期受着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的熏陶，思想中毒很深。尽管还没发现过国家主义派这一组织活动，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调子在南昌是唱得很高，各校的阅览室里，醒狮刊物是很多陈列，进步的《响导》《中国青年》是从未见到。不少校长教师老是高唱“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的歪调，同情国家主义派。在那个时候，国家主义派的论调确能麻痹青年、毒害学生。有鉴于此，团的组织生活中多次开展关于批判醒狮派的讨论，也学习过当时明星书社出售的有关抨击国家主义派的刊物小册子，在团员与进步的青年中，对国家主义派的反动实质，已初步有所认识。
偏偏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国家主义派大头目之一的陈启天教授，不知道凭什么手段，竟获得江西省军政当局的青睐，特邀前来江西讲学。首先安排在省教育会对正在举行讲习的中小学教师系统地讲授教育课程，然后到其他大规模大专学校及大规模中学对师生讲演，消息灵通人士说陈启天早有意在江西组党，这次亲自来到，可能下手。不管是组党也罢，讲学也罢，这位大人物的光顾，必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有好心，必须给他以沉重的打击。经过多方面的打听，安排在省教育会中讲演，要连续好几个下午，一师黄光斗校长一马当先特邀在第一天晚上到校礼堂对师生讲话。我们就确定先在第一天，从下午与晚上的两次讲演会上来个下马威。并由曾天宇、邹努、朱由铿和我组织了部分黎明中学、一师、一中学生前往执行，开展了一场戏剧式的斗争场面。
陈启天第一次讲演是在通俗教育所的礼堂里，礼堂就在杨柳依依的东湖边，环境清幽，风景宜人。到达时已坐满了很多大中小学老师，已经开讲了。主持人李祖武（一中校长）见我们这么多人突然到来，十分惊讶。当我们说明是来听讲，没有座位，站着听听也可以，无缘拒绝。由于来的人多，委实坐不下，又要我们自己动手从里面搬一些长条凳来，安置我们坐下。这位学者，正在鼓如簧之舌，滔滔不绝地讲这讲那，看见我们的到来，可能还以为南昌竟有人慕名前来的听讲人，从他的眉飞色舞声调提高的情况，可以看得出，他显得多么高兴。开始讲还只是讲一些大道理，我们也没有触动他。不久就转到了他的正题，转到了攻击苏联实行共产主义，赤祸横流，为了拯救中国，必须竭力抵制。就在这个论点上，提出国家主义的救国救民的陈词滥调。他不说则已，一说闹剧就开始了。狐狸露出了尾巴，豺狼露出獠牙。抓住这一机会，曾天宇同志立即起立，提出原来已准备好的几个问题，要他解释。他无可奈何地很勉强地进行答辩，而我们的同志，即如放射连珠弹似的对他提出质询，揭批，甚至于有人竟走到讲台边驳斥他，一个接一个发言，讲解人竟无发言机会，讲堂顿时变成文斗场，宣讲国家主义变成批判国家主义，陈启天恼羞成怒，夹起皮包下台，既不答复我们的质询，又如此没有礼貌地走下。我们以此为由，大呼反对国家主义派的口号。陈启天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一场讲演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以后再没有讲下去了。
陈启天不甘心他的失败，再加上一师校长黄光斗的担保，说明教育会之所以会场受干扰，乃是外来人所干。学校关防严密，校长又是有名望的老牌，他满以为晚上一定可以有一场称心如意的讲演，仍然按照既定方针去作讲演。自然，校外人如我们当然是进不了校门，因为校长黄光斗早就布置过，今天晚上，非本校师生一律不准进入学校，大门口有校长亲自派的人把守着。事实上，他们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当时的一师，基本上革命实力雄厚，江西学总和南昌学联的负责人就是一师的学生，其他如冯任、袁亚枚、王立生、徐光栋都是团或青运学运的骨干，他们的组织号召力也十分强，光是一师本身力量，对付这场斗争，绰绰有余。果然，第二天一早就获得辉煌战果的急报。晚上一师的战果比较白天更见精彩。据说，上半场很安静，几百师生在那个礼堂里静听陈启天教授讲“比较师范教育”，但下半场竟转到教育与政治时，又宣传起国家主义理论来，当即引起一个一个的诘问，当拒绝答问时，全场响起惊雷的轰声，台上校长黄光斗急忙到台前劝阻，不识时务的陈启天竟厉声指斥：“你们这是捣乱！”这样一来，不只是轰声、嘘声，而且无数的石块、砂子向他抛掷，好不容易由校长黄光斗和几个教师、保镖护着，从后门溜了出去。据目击的校工说，陈启天连眼镜也摔坏了，一副狼狈相。
陈启天毕竟是一个狗才，无智无胆，经受着第一天的两次打击，难以忍受，原定讲学一周的计划，就此告吹，暗暗地搭上火车溜回武汉去了。
国家主义派在江西，一露头就受着严重的打击，从此，再无它的销售市场了。
这里，还有两场记忆很深刻的大事，补充叙述如下，这就是：
（1）参加了先后两次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有件怪事就是江西省国民党换届选举的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竟开了两次。第一次在1926年11月，第二次在1927年5月。所谓怪事真是空前绝后，空前的是11月份换届，创立了史无前例的圈选执监委，但也仅仅这一次，以后再也没有出现，所以说是绝后。我是在1926年秋成立南昌国民党市党部会上就与邹努、傅忠、黄作楫、傅兢仁和我五人被选为出席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的南昌市代表，先后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两次大会，躬逢奇事，并就亲身经历，将个中实况予以披露。
先介绍一下历史情况。江西省在建立国民党组织后于1925年春在黎明中学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了赵醒侬、张朝燮、方志敏、许鸿（后参加了AB团）、涂振农、朱大贞为执委，王环心、曾天宇为监委。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是在1926年2月召开，地点也在黎明中学。选举了赵醒侬、张朝奕、方志敏、朱大贞、涂振农、邓鹤鸣、陈灼华为执委，曾天宇为监委。1926年8月，成立南昌市党部时，就推选了出席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代表五人，准备开会时参加大会。此后不久，北伐军进驻南昌，国民党工作由地下转为公开，未曾有国民党组织的县、市，如雨后春笋地在各地出现，情况变化很大，召开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完全有必要通过换届选举促使党务工作随着形势前进。换届工作当然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主要任务。当时，国民党县、市基层组织主要是在赣江两岸及南方铁路附近，成员多是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北伐军占领全省以后，在清理组织的同时需要快速发展，于是一批一批的督导员从省党部派往各地，全国军队政工组织进行大量的工作。恰恰就在此时，包藏祸心的蒋介石坐镇南昌，已经撕下面具公开反共，当然不愿意异己分子在江西活动，决心以江西为基地，取得突破口，独霸山头，实行独裁政治。留驻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要求，集结西山会议派份子，招降纳叛，首先派李烈钧主政江西，掌握全省地方政权。接上就打算通过江西省召开第三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将党权从左派手中夺过来。为此，耍了不少的手法。先通过中央党部组织部名义，特派籍属江西永新的段锡朋（此人曾在北京参与五四运动，老奸巨滑）担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督导员，并规定江西党务必须通过督导员进行，这已经卡住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脖子。还趁着党部常委赵醒侬遗缺（在北伐军进攻南前夕被军阀逮捕牺牲），由青年部长朱大贞递补，由右派干将程天放接充，青年部原来两个秘书——袁觉苍和我也同时离职（我回学总，袁到市党部），塞进了陈礼江（后来做过江西教育厅长）、甘家馨、洪轨（这两人后来调到中央组织部）三个干将，整个青年部处在段锡朋的手腕下，使江西省党部内部埋伏了定时炸弹。接上，便由段锡朋亲自部署委派他的同学、同乡、同事如王礼锡、姜伯彰、刘伯伦、贺其淼等人以江西省党部督导员的名义到各县，明的是督导党务，实际上是四处串联，招兵买马，集结在野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发展党员，成立基层组织，扩大声势。尽管当时这一小撮人的疯狂活动，也捞到一些油水，毕竟是得到的少，失败的多。由于多年来江西的国民党务在左派与共产党人的合作上经过艰苦的奋斗，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何况在这一竞争过程中也付出巨大的劳动。总的来说，国民党江西全省党务基本上还是左派占优势。而且在外地回江西的知名人士中持正不阿的也还大有人在，如王枕心、李松风、肖炳章等人不仅没被段锡朋拉拢，甚至还靠近到革命人民一边，王枕心不愿同流合污，坚决退还江西水利局长委令，就是明显例证。在召开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前夕，中央党部还发布了一个绝招，由于江西是新区，换届改选应实行一个所谓介绍、圈选执监委的办法。按照过去的办法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实行民主选举，但新办法却不然。换届选举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选出来的，仅能作为候选人，由中央党部另介绍等额候选人。加起来进行复选，复选结果还不能算数，须由中央党部圈定，才算正式当选为执监委。这一通知下达，舆论哗然，明摆着中央党部争夺江西党权的狼子野心，也真真亏了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的天才运作。这个通知是在11月召开的代表大会开会后才正式传达的，事前只听到要改变推选办法，不知道详细内容，也正因为这样，大会才能如期召开。当时由特派员传达后，大家才感到情况不妙，然而这是上级规定无法抗拒。根据我们代表数量的优势，我们还认为圈选结果还不会处于完全失败地步。我们代表中的党团员，应该是听候党团书记（省委组织部长刘九峰）的指挥，事前获悉党中央暂时忍耐稍作让步的决定，满腔愤怒也只有化为唉声叹气。待这样一个强奸人们意志的大会，委实不愿参加，但又不能缺席，只有漠然视之，坐领每天开会车马津贴。不仅是我们忍气吞声，而且党团书记要我们同志去做劝导别的左派代表的工作，这一工作真不易做。邹努、傅惠忠和我三个人一道，向着具有较大影响的王枕心兄弟（永修人）李松风（吉水人）等五六个人说明当前局势险恶，必须退让求全，劝说后李松风拍案而起，大骂右派，王枕心咆哮如雷，义正词严，当时还都参加了选举，选的执监委候选人中而且还有少数几个接近他们的人，约莫选了近二十多个人。
加上中央党部推荐的同样数额候选人名单，再次进行复选，选的结果，左派进步人士名单仍然保留了近半数。结果是“你选你的，我圈我的”。中央党部却圈定了段锡朋、王礼锡、程天放、刘伯伦、熊育钖等十多人为江西省执委，执委中仅保留我们复选中的邓鹤鸣（却被分配做商民部长）、我方提名的刘一峰、王枕心（左派）二人，方志敏仍任监委。就这样通过换届选举，省党部大权落在段锡朋的手中，并且成为江西反革命集结的大本营。1926年的首次三代会，我们是完全失败了。
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由段锡朋掌握实权后，立即组织反共的AB团，成立所谓工人自卫队（实质是重金雇佣的队伍），在各县制造反共、反人民、反工农运动的勾当，惨杀共产党员陈赞贤、张朝燮，屠杀革命工人群众，到处出现惨案。并且声势汹涌地下令改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未成事），终于引起革命人民的怒火。就在1927年4月2日，愤怒的工农学生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对AB团进行反击，消灭了雇佣的工人自卫队，捣毁了段锡朋的巢穴——江西省党部，反共反人民的AB团被击垮，段锡朋、刘伯伦等右派分子纷纷逃窜。经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此时，蒋记中央党部已移往南京）确认，1926年11月所开的三次代表大会是非法的，所选执监委员无效，重新派了一批特派员为朱培德（三军军长）、李尚庸、刘一峰、邓鹤鸣等人为中央特派员，整理党务。在此同时，改组江西省政府，由朱培德任省主席，妖氛逐渐扫净。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县党务整理基本就绪，重新选出参加省三代会代表，我们——南昌市五个代表原班参加1927年5月的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从20日起接连开了九天会，畅所欲言，一反过去被压制的情态，真正实行民主的选举，重新选举了国共合作的第三届执监委，选进执委的有刘一峰、李松风、黄道、黄实、方志敏、王枕心、李桂生、罗石冰等，选进监委的有邵式平……从此把被右派夺去的省党部大权重新夺了回来。
这就是江西有史以来的先后开了两次的全省代表大会始末情况，也真是少有的奇闻怪事。
（2）关于《红灯》杂志与红灯社
当蒋介石露出狰狞面目在江西伸出魔爪以后，以段锡朋为首的老右派联系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派，搜索一些大地主、大土豪，组织反革命的AB团，打起反共的白旗，依靠国民党中央党部这一个后台，夺了江西省党部左派的权，指派爪牙，分赴各地进行破坏捣乱，改组报社，占领宣传阵地，反动气焰，甚嚣尘上。根据形势的变化，为了指导青年在反动势力猖狂、反革命阴云笼罩大地的情况下，明辨是非，胜利走上征途，省委确定要在全省范围内出版一种青年刊物，由袁玉冰同志（当时是宣传兼团省委书记）负责筹办，并由徐先兆、邹努、汪群、曾天宇协助办理。团省委为此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出刊计划。当时除负责办理的几个同志外，还邀了王立生、徐鹤琴、徐光栋，我也参加了。为刊名事，大家提了不少设想，如红光、红风、惊雷、新赣、江西青年等。后来，确定还是恢复过去曾经一度照耀着光芒的《红灯》，那是1923年江西共产党出版的刊物，由袁玉冰和崔豪等几个同志负责编写，只出了一期。这次出刊，就恢复《红灯》刊名，但复刊仍从第一期起编印。用原名，既有历史、政治意义，又有现实斗争意义。确定为周刊，组织一个红灯社，由袁玉冰、徐先兆、邹努编辑，曾天宇同志负责发行（事实上由明星书社负责人办理），稿件以社写为主，适当征求外稿。就在这个会上分配了写第一、二期稿件的任务，连《红灯》的封面图画也提出必须体现灯光或灯塔照耀出来的光芒，要一师一个擅长画图的同学绘画制版（以后，他设计了两个，都先后用上了）。当时学总设在南昌市党部内，邹努和我同住在办公室内。邹努写稿、改稿，我都在场，有时还会向我们征询对稿子的意见，有时也要我做些取样、校样的工作。邹努写稿，为了吸引人们注意，曾经想了好几个笔名，后来他采用我提的“雷特”，主要是应用英文“Ready”（准备着）的译音，加上“女士”两字。就此，很多文章都写上“雷特女士”的名字，如果因一期有多稿，或写本名，或另化名，但多数都是用“雷特女士”署名。他也和玉冰同志一块讨论稿件修改稿件。第一期一篇王立生作的诗，就经过一改再改。《写在编后》虽说明仓促出刊，实质上是花了他们几个编者的巨大精力。第一期是在二月中旬出刊，轰动了南昌城，的确是一盏明亮的红灯在天空发出强烈的光芒，很多青年学生茶余饭后念《红灯》上的佳句：
大地是这般的黑暗，弥漫！
人们是这般的昏迷，沉睡！
有谁呀，能够这样热烧狂燃，
大放光辉，刺激深深？
啊，只有通红的红灯，
只有通红的红灯。
正如玉冰同志发刊词上所写：“……重新燃起我们的《红灯》来，为江西青年提供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行动。”就在这《红灯》的照耀下，培育了青年的革命理想，引导江西革命青年学生、工、农走上了革命征途。《红灯》又像一颗射向敌人的心脏的炮弹，又像发出了投枪、匕首，吓得故人丧胆。后来，又给反动派AB团敲响了丧钟。难怪当时有人说：“《红灯》冲破了黑暗，放射了光芒。”
《红灯》第一期在明星书店发行，不到三天销售一空。这三天中，忙坏了明星书店的老板（吉安人）和另一个助手。买完后，不少前往售购的、问讯的、甚至于要求订阅的，络绎不绝，可惜已经拆了印版，无法加印。以后各期，虽增加了印数，总是供不应求，后者向隅。每逢《红灯》出刊后，向来冷落（店虽在百花洲，但要弯进一条巷子里，不是人来人往的闹市）的书店变为门庭若市。因为买《红灯》，也会顺便买些进步书刊，因而也增加了专售新文化书刊书店的营业。据说，购书者，青年占大多数，但社会上各色人都会买，甚至于AB团也托人代购。有人说，反动头头——吴大樽校长案头就摆了好几期《红灯》。无疑，《红灯》文章和反动派命运是密切关系的。
《红灯》印刷，纸张质量是相当差劲，这是从现在的标准来看。当时，有这样的印刷品，在南昌，算是不错的了。就是在工商办理的报纸也是这样。至于内容安排、文章体裁以及排版格式，都是经过一番学习研究确定，每期封面还是套色印刷，在当时是十分新颖的了。特别是内容方面，结合现实，对症下药，歌颂光明，诅咒黑暗，起着响导、先锋的作用。提倡写短文，短而精练，有的放矢，生动幽默。往往三言两语，似投枪又胜似投枪。当时，有人说：“《红灯》文章，有骨、有肉、有血，掷地有金石声。”
《红灯》发行后，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大家都欣赏、爱读“雷特女士”的文章，认为她的文章，不仅流利、精彩，而且现有风趣又有点发辣，觉得这位女士不平凡，但从未没听过她的名字更没有见到这个人。于是出现了“雷特女士究竟是谁”的问题。就有人到处打听，到明星书社（发行所）打听不着，到女师（收稿处）一样得不到消息，当然也会来学总探询，同样是无可奉告。有的认为“雷特女士”不是当地部队干部也必然是外地返乡青年。根据文章分析是思想好、学问高、有胆识的女性，很多人想结识“她”，因而投稿箱中每天总有很多写给“雷特女士”的信，其中竟有一封署名“爱雷”的部队朋友，甚至于有一个外来部队要物色“雷特女士”参加工作。像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常常引起我们这一伙人哄堂大笑。
《红灯》共出刊了十五期（其中第十二期和第十三期系合刊），前十多期基本上做到每周出刊，以后稍为延迟了些时候。莫道刊物小，事实上是花了不少的人力，特别是玉冰、邹努、徐先兆等同志是煞费了心血，虽然也约了外稿，但不多；也收了读者投稿，但极个别；主要还是他三人搞。白天，他们三个人都有其他重要的工作，多半是在晚上，而更多时间就在学总邹努同志住所，这间大房子仅仅住了邹努和我。我经常看到他们的辛勤劳动，有时各自伏桌书写，有时又互相争论，修修改改，甚至于校样一个人校了另一个又校，校了又校。我好几次夜半醒来，还见他们在工作。为了《红灯》，他们三人都绞尽了脑汁，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玉冰同志、邹努同志，早就为革命牺牲。徐先兆同志患难余生，现尚健在，可能也是八十以上老人了，办理《红灯》经过，估计他会专门写出来。
《红灯》先后出刊十五期，都是在1927年内，第一期是2月13日，第十五期是7月16日。应革命的需要复刊，在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停刊。不管怎样，《红灯》的确是尽到了照耀青年前进的职责，是它，给国民党右派、AB团、国家主义派、官僚地主阶级、帝国主义者给予了有力的打击，首次提出了镰刀斧头，打起了红旗，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炼红了青年的心，吹响了走向社会、投身革命的号角，对于江西革命史上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