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浪迹余江，蜚声教坛
1939年7月7日，时年29岁，我到了余江。这次到余江，是我在江西搞教育工作的开始，也是我在江西教育界显露出较好的成绩的开始，是我在地方教育工作中发挥才智的开始。是我的姨父的弟弟——万沙仑（名字是万兆麟，是在新闻界一个略有名气的文人），曾在余江廖上璠县长手下当过短时的助秘，因病来上饶医治，具道余江县政府正缺一名教育科长，乃修书函介我就任。当然他知道我在浙做过教育局长、督学，也知道我大革命的历程，可能已说明我从事教育，不再搞政治。廖上璠缺少教育科长，可能看来我是块料，但又不放心，特约原在他手下任秘书的熊文铭约我会见。熊文铭是我在大革命时期报社的练习记者，曾接触过他，早已相识。但熊一见之下，认为我是合格人员，但须丢掉过去一切，也就是说不再搞政治活动。我早已向沙仑叔讲过。但熊说去余江，去做好教育科的工作外，还有两件事是代理部分秘书工作，一为写公务信，二为写宣传报道文章。我当时急于求得工作，便一口承应下来。但心里总想，教育科长事本忙，还要代理秘书部分工作（当时秘书正在交接），到时再说。我是7月6日动身，当天到达鹰潭，按沙仑告，步行40里来到余江县城。到时县长外出视察，由代理秘书陈崇谦（建设科长）接待，安置与民政科长曾远灵（寿和人，都是廖的老友）同室。下午就参加了各界纪念抗日两周年大会，会见了当地党政商绅及教育界人士，次日就开始到教育科工作。廖县长在一星期后才回县见到了我，为我接了风，我也在这五天内摸了摸教育科和县政府底。才知道廖是党阀出身（做过省党部指导委员，是复兴社人物，也是政学系铁腕手下人物）。来此系补偿他在党务工作卖力流汗的位置。他还年轻，这次出任县长，想干一些事业，做出成绩。县政府是说一秘五科，秘书新聘刘扫棘（原任县长），在病中，由四科长兼代。一科曾运灵，二科姚某（前任留任，平庸之才），五科长谭星灿（同二科）。其余人员非亲即友，不是同学，就是裙带，虽都有从政历史，但少英才。三科长熊适珂原系廖的好友，因回家远就离开，缺人已久。教育科仅有两个督学，一个科长，无科员。两个督学（原一个系廖的妻堂舅赵任飞，调一区区长，仅和我共事不到半月）都姓刘，一个是刘运培（赣县国民党阀），一个是刘绍禹（做过督学）。此两人也，都是想做科长，一见我来，自不高兴。无如廖求治心切，明知两刘平庸，一直是未予提拔。我来时，廖上璠已来了半年，工作还是毫无建树，城乡两派，都已拉拢，也只能相安无事。至于教育业务，我上任时，真如一片荒地。除三所中心小学还在正常教学，另一所天主堂设立真原小学独树一帜。全县三个区，保学似有若无，据说大多数学生不上学，老师回家找生活，薪水领不到，孩子无书读。凤毛麟角的有几所保学（原来是推行保甲制度，每保一学，或联保一学），城里也有几所保学，但学生不多，毫无生气，县教育科不管事，保学老师也不找上门。这样的教育科，当然是明月清风，既不下乡，又少上下公文。自然，教育科长除了陪陪“县太爷”，招呼邑绅，闲来无事，就是为县长写写私人公务应酬信，写点新闻报道，敷衍太平。这和浙江相比，何其天壤之别。虽然在战时，一切都服从战情，但这样奄奄一息，要教育科何用。我既来到，了解情况后，就决心整理一番，摆弄一番。县长已说要我撒手干，当然照办，真的干起来。
大事小事，创业难，守成难，守成更难于创业。然而开荒是容易，一开荒就见成效。这是我一生的最初经验。
教育科两位督学，都是师范毕业，都办过教育，都想做教育科长，然而却又都做不到。明知于我无关，即换别人来做科长，也轮不上他们。对我的到来，当然不是欢迎，但也无法抗拒，只是冷眼旁观。当我请问他们时，回答是“科长酌办”，“听科长高见”。利用他们无法抗拒这一点，我调了人马，从乡区学校调了精干人员三四人，加上两个督学，统一分成三组，分三个区会同区长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情况是这样：学校有教师在，学生也有，问题是教育经费被少数头头扣住，工资多半发不出，教师要吃饭，无法上学。学生也有因为教师时时不在校，干脆不来上学，导致50%学校关门，90%学校仅有几个小学生读书。我当时下了决心，第一步是整顿，就是初步要求学校不能关门，经费收不上，工资发不出，归我们教育科发，教师不到校，以渎职论处。从九月份起，在县财务管理委员会下增设一区一个专收教育公款基金员，负责向保学所在地公款会收回经管教育资产，不再让私人经管，规定保学教师月底到区向教育管理员领工资，不少教师工资分文，还养了三个教务管理员。而教务管理员，不仅收取公款公产，而且会兼管教师是否及时到校上课。这样做，无异和教师订了合同，你教书，我发薪，你不上课，我罚你。到十月初一次乡镇长会上，乡镇长报告，从九月份起，保学已没再发生关门现象，而且上学儿童众多，教育焕然一新。县长听了笑眯眯，我则等于饮了清凉丹。教育有新气象了，当然是我的成绩，立竿见影。在此基础上，我又拟了三个月规划（1939年11月到1940年1月季度规划）。规划规定，校产管理员成为教育管理员，专门在一个辖区内监督管理学校，一面大量清查被私人吞并的祠学、旗学基金，凡是学款一律由县征收，养三个专门人员还多余很多，以之提高保学教师工资。除教书外，还规定每个保学须设扫盲夜班，规定乡保长须动员文盲上学。而教育科三个人，每月分别下区保一次，巡查教育。巡查重点是：是否动员儿童、文盲上学？是否认真教学？这样，所到之处，保学教师热忱迎接，一天要查三四个保学，在农村吃饭，乡保长即使不在家接待，也会引我们到当地巨绅及地主家吃饭，不仅我们从没有发现学校关门的现象，连我们下乡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六个月来，余江教育有了很大的变化，开荒出成绩。两位督学也对我心服口服，有了好感。廖县长更不用说，在县务会议上老是表扬我工作有成绩，批评其他各科，要各科学三科一样工作。县长经常下乡，也会去看保学，这是破天荒的事，当然也带动了区长乡镇长大力协助学校。风气重教，是扭转过来了。至少，各科工作也得到了推动。县政计划、科政计划也就被提出来了（过去只有三科有计划），我就在1940年初，开始为廖县长歌功颂德，不要稿费，多样的报道寄赣东报纸，当然会刊登录用。首先是歌颂廖县长抗日救国，勤政爱民，经常下基层，体察民情（这是实情），着重从整顿教育，扫除文盲着手，保保弦歌不绝，生机勃勃。一篇《余江在抗战中前进》特写，为县长博得了荣誉，自然，其中有我一份努力。
半年的努力不是白费的，县长视我为心腹。半年后他不再麻烦我给他写私人书函了，知道我忙，在当地党部、商、会、邑绅群中，我也受到很大赞赏表扬。科里不再是过去的景象了，两位督学也成了我的心腹。另外还有在财委会开支的三个区教育管理员，各个中心小学，也在我的督导下，办得很有起色，不仅是比上了原来的私立真原小学，而且过之无不及。所有保学教师都是以我为依靠对象。趁着热火朝天时，寒假来到，于是破题儿第一次在过年后将所有小学教师（除了县立琴孙中学，校长县长兼，实际上我也在管），一律集中县城中心小学寒假讲习会（中心小学在一组，保学教师每区一组）对全县教师进行业务集训。这个讲习会，由两个督学分别负责中心小学组及保学组，我则全面负责。整整四星期，我日夜主持，除了开幕式由廖县长主持，并请县党部书记长上党务课外，我和两个督学分别讲授战时教育任务、学校行政管理、学校教育教学，其实是我主讲，两个督学辅导讨论，三个教管员管理生活（中心小学组另由校长主持），并当场发给了清查公款公产增收后的工资。发款日，欢声雷动，无异把全县保学教师吸引在我的周围了。这次结束时，我将整顿余江县教育全年计划，提了出来，供大家讨论，也对大家提出实施义务教育，强迫入学，扫除文盲，提高教育质量的三年目标要求。有视导教学评点表，一学期两次，提出教育教学要求，督学到时当面评分，满分获奖，不满分扣薪，得到群众的同意。于是，在1940年1月起，在余江县开始实行整顿教育，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强迫入学，否则处罚。于是，余江县的教育事业就在我的三年计划中前进了。
在余江，整顿小学工作已告一段落，三个中心小学校长在廖县长的安排下换了人，都是新手，更易听我的指挥。我一不向他们介绍人员，二不打搅他们，只是经常听听课，提提意见。在保学是防止关门，在中心小学，则是提高教学质量。我采取了学校与社会结合的办法，开展童子军工作，强调抗战时要重在社会战时服务实践，除向全国童子军总会登记有五个军团，三个中心小学，一个私立真原小学，一个私立培德妇校（两所私立学校都是天主堂办的，天主教在余江属江西主教区，主教、属于美国系统，主教神父各一，都是美国人，教民占全县人口的5%，权势很大，他们拉拢官绅，为所欲为）。办的一男一女两校，有的是钱，可以聘请好的教师，购置设备，把公立的中心小学压了下去。经过我一年的努力，换了校长后，重用师范生，拨款添置设备，这才转变了形势，中心小学有了地位。我就在这基础上，向童子军教育下功夫。按规定，童子军教育分高初中三级，各有七八门课程，由初到中，由中到高，团旗由总部发，童军徽向总部买，教练要童子军总会审批。五个军团都依程序办了，只是课程却不分高中初，由我选定，先学六种，理由是根据战时需要设置，计分搭瞭望台，河上架桥，通讯旗语，烹饪，救护，结绳六个课程，前三种高级，结绳是初级，其余是中级。无他，这六种课程操作可以比赛，引人注目。结绳共十个绳结，有平结、称人结（称人）、双套结等十种，可以比赛，谁快谁好，而且评判时，可以现场应用核正。救护则有止血、包扎、杠抬以及临时用童子军棍穿上两头童子军衣搬运到医治地点来，这不像结绳，一个人，而是要五个人，除一个伤员外，四个救护队员，由主考出题，伤在何处，是臂是腿，止血包扎，逼真，两人做担架，有条不紊，既要正确又要抢速度。烹饪，锅菜自备，主考出题，炒菜煮肉，临时洗切，也是四人，一人洗，一人切，两人挖穴作地灶，生火只限三根火柴，对风向，引火须十分熟练，以后就是分别煮饭、炒菜、装盘，运到中心，供评判员评（一般是县长和邑中大绅评尝）。生火不易，切菜要精细，炒菜要调味，防止生饭，分开男女（童军男女分开）进行，广场之上，十处烟火，十分紧张热烈。架桥与搭瞭望台系以一队为单位（十二人），桥按划定的石灰线（约五米宽）架设，队员脚不能过河，架桥仅凭一个基架，四条大竹，对岸须将基架竖起，这边铺桥后（绳用童军绳，桥棍用童子军棍十二根），对岸的须从基架上放过大竹两根后，才能逐步推进。木板是一块一块放上去，全队过河后向中心报告，证验无人下水，无人落水，脚棵牢固的基础上再评时间快慢。瞭望台则用四根大竹，外系以童子军棍（不限定十二根）、绳绑扎，上铺木板后再全体攀登，安全返回地面后再评高低。这两项和旗语，只限男生，瞭望台落成后，通讯员四人，两人登台，两人在中心发报，题目系发报文字，由主考官出，发方一挥旗，一发报，台上一念旗号，一抄报。旗语系用方位（左中下右）、笔画（点线撇横捺钩）、动作号（开始，结束，收到，重复）收发。收报下台交验时，才评定正确与速度。这六项课程，表演精彩。表演之日（外区中心小学也来），盛况空前，领导巨绅毕至，不仅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天主堂神父，他们是希望教会办的学校得奖），真正做到万人空巷，破余江历史纪录。一来显示了小学生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显示小学教师的殷勤教练，还有一方面，这是战时，体现了抗日救国教育宣传任务。就在广场上露营了三天，也比赛搭帐篷，开阴沟，布置营地，第二个晚上还试行了半夜紧急集合（其实，他们都知道会有这个项目，虽系表演，也有奖惩，事实上童子军及教练两晚，直到检查完毕，才安心睡觉，是我害了他们），第三天拔营，也举行了比赛，主要是检查地面清洁，地面是否还原，有无遗物，一切按规定进行。这次大会，私立真原小学落在一区中心后面，列为第三，主教也还高兴。记得第三天，主教托请名绅****影来要求，批准他们几个美国神父到营地真原帐篷里和队员教练会一次餐，外国人也不横行霸道，规规矩矩地请求，自然我高兴批准，出营地时还到司令部（我住地）前来致谢，并伸出大拇指说“Very good！”****影说，外国人服从中国规定，看来这是第一次。我想，这发扬了国格，又获得美国神父的称誉，心中自是无限高兴。
在此以后，我加强了在一定区域内学龄儿童及成年文盲（50岁以内）不上学的惩罚条例，开始实施，罚金的催收由保甲长负责，收入应用于添置校内设备。这样一来，上学的儿童率增加了，文盲上学率也提高了，尽管教学质量不佳，然而总为学校提高了地位。我又提出1940年暑假通过识字写字考试办法初次验收被扫除的文盲，全县同一天，中午在学校进行，考试方法也特殊，由小学生主考，规定初考后，进入复试，写自己姓名、年龄、住址，读一封短信。考试结果，有20%受试者，给予脱盲证书，余均重读，区只派人抽查监考。我也去了一个保，应试人纷纷入场，景象很生动。由于这样，总算减少了一些文盲，算是我的成绩。
在这一年，江西省为了培训县政府科长（县长则分批去重庆受训），江西由江西政治讲习院甄训，地点就是今天的赣县梅林。我应召去了，按规定甄别不及格者及不赴训者均不得任用，饭碗大事，焉能不去。好在我和一位新到任的建设科长何健，甄审及了格，口试也及了格，受了训镀了金回来了。另一位民政科长曾运灵，却因甄试口试不及格，被清洗了。当然，镀金归来，县长又对我另眼相看。刚好上面分发了一位受训来的王瑞，只有屈就做科员了（在我以后他也做了科长）。
劳动没有白费心血。1940年初，江西省教育厅突然来了一个下县视察的义教视导员李炳文（后来做过县长），他路过余江，本来不是他的计划视察区域。在住旅社后，见到旅社服务员提书包上夜学，而且不少同伴。店主告诉他，她们现在在附近大厅上夜学，不去要缴罚款，其实她（他）们是高兴去的。听到不上学要受罚，引起他的注意，好在了解在附近，就独自前往。灯光照耀下，大厅内有四五十个学生，听教师念书，都很一本正经。回后老板还告诉他，新来的三科长好认真，儿童不上学要罚，文盲不上学也要罚，现在是大家都在读书了。李视导员便逗留下来，视察一番，感觉战时有此种好现象，实为他少见。于是视察结果，当然满意。不久，廖县长和我都得到通报，各记大功一次，并通报全省。这一来，余江扬名了，六区专员也随之召集会议，要我谈整顿经过。不久还从陪都来了一位视学万辉鹤，听专员介绍，又特地前来专访一次。时间较长，认为是下了功夫，可以通报。不久教育部下令表扬了余江，这一下，余江和我成为“热门货”了。就在验收扫盲过程中，教育厅又派了视导员郑均亨（也许是徐由监）及时视察了验收文盲情况，余江又第二次获奖，县长和我又记了功，一年两次，曾所未有。这一来，我有点飘飘然，自我赞赏。当然，敢想，敢做，敢担风险，不仅教育事件，民政禁烟，建设水利，我也会去搞，而且由于无私人得失，秉公办理，深受当地开明人士赞赏。还有一件值得提的事，和天主堂洋主教洋神父打交道，不屈不挠。学校无论公私一律看待，天主堂设立培德女中，坚持按程序办理，在天主堂后院边建筑余江公园，天主堂多方阻挠，我坚持人民义务劳动创建不可改变。一些洋神父虽心中不满，却无可奈何，并专门指定一新自教会学院毕业来的神父陈惠民和我打交道，终于经过不少纠折后竟成为好友，到我离任后还不断通讯，在此期间，洋人送东西，我不收，但请去吃西餐、西点，从不谦让。有时还约我们几位督学们去“吃洋饭”，我们一来，主教一律以餐点相待。我落个名利双收。
在余江任教育科长，刚好一年有半，廖县长调到贵溪大县，他自然少我不得，重金资送旅费，另加津贴，我自然乐于随任。就此结束了余江一年半的有生气的生活。
这里，还需要讲一下和天主教堂的交往的事。
余江虽是一个小县，然而却是天主堂主教区的驻地。教区范围很大，包括赣东南各县，教徒有好几万人。教会势力很大，独霸一方。在余江，人人都知道这么一个事实，曾有几个地痞流氓出面将城隍庙卖给天主堂，由天主堂付给几百块钱，凭一张字据就收买下来，当地绅民不服，报请县衙交涉，终于因为已经付了款，持有收据，莫之奈何，洋大人威风十足，可见一斑。
我到余江工作不久，便逢新当选的主教司徒光（美）就职仪式，仪式隆重，一连三天，每天盛宴相待（中国式酒席），招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教民和一些高级地方官员、绅富。设有观礼台，教民在台下（经常要起立跪拜），官员们则在正中观礼台上就座观礼。开始两天，都由各地来的主教（其中有几个红衣主教），轮流在教台上讲道，以外国讲道者较多，呜哩哇拉的说一通，有的用希腊语，旁有翻译，只见到台下教民经常跪拜。我们是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也不懂，当然不得不勉坐一会儿，观礼应酬，只坐了一会儿，便借故离开。最后一天，是主教就位的日子，新主教不过三十多岁，在未当选前是副主教，我们见过他几次。就位时可风光，登台时台下教民伏地跪拜。由一个红衣主教讲了一通话后，便授予权杖，旋即就坐上有轮的宝座花车在台下教民间巡回，只见主教与教民相互挥手，都是上下左右各点一下，我问陪我们的大绅士****影（主教委托他招待我们）。他告，他们是对划“十”字，不过动作熟练，好像是点一点。****影陪我们去看教民的献礼，五花八门，有什么饮食品、日用品、衣服，还有为洋主教奉献的黄包车、长胶鞋，居然还有中国式的水烟筒，应有尽有，陈设了两个房间，宗教迷信，达到如此狂热程度，实令人惊叹。三天盛宴，我们科长秘书午晚必到，“县太爷”仅最后一餐午餐来到，都由权绅****影代东，副主教司密斯则仅在那天来向我们这桌举杯敬了酒就走。他们这批外国神父主教和一些中国神父吃什么，我们不知道。我对宗教从来不感兴趣，认为是精神迷信。但来此仅是为了应酬，观一下礼，一为好奇，二是顺便看看主教加冕仪式，三是观察一下中国教徒的宗教迷信情况，既不须送礼，更谈不下奉献，只是饱饱眼福，图点口福。正如桌上我们中有人说：“不吃白不吃。”我则说：“他吃教民我吃他……”因为那餐饭，咱们的县太爷也在座，他仅来到一次，我有所顾忌地咽住下面一句：“不吃洋人是傻瓜。”至于那位陪客权绅****影，他又不是教徒，说这番话是无所禁忌的。
像这样具有权威性的大主教，对于地方上的专员和县长是从来不太理睬的。但对我来说，官虽不大，但有几件事是在我的职权管理范围内，经过几番较量，正副主教，也不得不服。余江天主堂为了传宗接代（信教者一人受礼，全家都是教民，要发展到后一代），在县城办了两所小学，一为真原小学，专收男生；一为培德女校，专收女生。为教民培植子女，还设有圣经专课（当时，教育部规定，校长须中国人担任，课程设置照规定。校长是中国人，但仍设有宗教课程，这是违反规定，但未公开列入课程表），多数是教徒子女。由于教会有的是钱，学校设备好，颇有吸引力，县办的中心小学却相形见绌。我到任后，首先充实县立中心小学，集中优秀师资，大量增加设备，很快就超过教会小学，争了这口气。我还施了一招，在全县完全小学组织童子军，一切都按照中国童子军总会章程办理，按规定着装，按规定配备并申请批准任用教练员，按规定训练课程。经过一段时间，就在县城举行一次前所未有的（这指在江西全省来说，在苏浙是常见，我在浙江主办过因而搬到余江来）全县童子军大会，进行检阅与露营，还就三级课程中选择了有关战时任务的“结绳”“救护”“架桥”“搭瞭望台”“旗语”“烹饪”六项进行比赛，雄赳赳、气昂昂穿着童子军服装入场活动，引起了全城的轰动。童子军训练是移植于美国，引起了主教的兴趣，两所教会学校也都参加了检阅、露营和各项课程比赛，并请我们派人指导。我不仅派了人去，而且自己还亲到这两校视察，一切的一切，都一式一样。大会检阅时，主教还来场地参观。场地露营搭好帐篷后，营场派有总的守卫，营棚门口也有值岗，规定外人不得进入。而那两位洋主教却提出要参加真原小学营帐的晚餐，特请权绅****影向我们提出请求，发了一张入营单，让他们几人在营地真原小学营棚里午餐，听说洋主教除了慰勉真原带队的教练员外，还伸出大拇指夸奖我们主办这一活动做得好（教练员听后告诉我们）。从此以后，这两所小学争取县里督学和中心小学辅导主任的辅导，课程和县小一样，宗教课程摆在星期天就学，我们也就听之任之。
不久，余江天主堂申请开办培德女子中学，虽然立案批准手续权在省教育厅，但必须经过县里批准转报。当时有县立琴孙中学，但只招男生，按理说是可以办的。我们批复是允许先行试办，主要从课程设置及教师人选上审查，并且坚持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几经谈判，除同意暂不设校长，由校务主任（中国人）负责，还同意保持严禁外人入校（女中设在天主堂后院），基本就范，才转报了省教育厅。于是，培德女中就这样办起来了。后来，外间纷传，正副主教经常和女生打球，拥抱自所不免。这时我正在开辟余江公园，地点在体育场侧边空地，可以看到一堵天主堂的围墙，围墙后面就是培德女中的操场。我们联合县里党政公团和锦江镇（当时余江县城不是在现在的邓家埠，而是在锦江），组织市民和公务人员好几次的星期日义务劳动（平时是由锦江城指派民工），就在天主堂围墙后面挖泥开塘，以泥填山，塘中有阁，山上筑亭。山土本来堆得高，比围墙高出一米，培德女中师生在体育场活动，从山上看，看得一清二楚。这一来，气坏了主教大人，提意见，先硬后软，托权绅来和我们商量，要求毁亭，降土，自愿出资为我们迁山堆筑亭。请了我们去吃酒，吃当然去吃了，我坚持是县里人民劳动成果，谁也无此权力。可能是县长被说动了，他们围墙加高了，土也铲了些，亭子移到山前边腰上。当然，钱是由天主堂出。
靠近鹰潭约五六里地方，余江县境内，天主堂办了一所神学院，用心培植未来的神父，学生来自各地，范围很广，房舍也很大，有精致高大的教堂。在这所神学院周围一二十里处，有几处教民子女的读书处，形同私塾，但主课是圣经，既非小学，又非私塾。我是欢喜多事的，余江去专区上饶开会，必须先行到鹰潭搭火车，我听见书声以为是私塾，跑去一看，才知道是这样非驴非马的学校，当然按规定当作私塾取缔。听说还有几处有同样学塾，自然我要派员查禁。这就涉及代管神学院的余江天主堂的教会权益问题，又引起了一次冲突。他们有他的教会权益，我有我的法令依据，他们最后派了一个中国神父陈惠民和我打交道，陈比我还年轻，态度很谦虚，和我多次商谈，确定了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法。有的并入附近保学，有的由保学作为巡教点，一律作为小学生，应用规定教材。宗教课程和县城真原小学一样，在星期日进行。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影响不小，称王称霸的天主教堂也不得不就范，按照法令办。
尽管我和天主堂两位洋主教有过几次摩擦，然而还是和平解决。平时相处得也还好。我曾经有几次邀着我一两个要好的同事会到天主堂去看两位主教，名义上是拜访他们，实际上是图点口福加加油，吃他们款待的西餐、西点和上市的水果。这点，两位主教从未怠慢过，从未在我们的期望——“吃”字上落空过。至于那位陈惠民神父以后是和我常来常往，做朋友。我离开余江去贵溪任就职时，他还按俗例为我送行，而且在我转职贵溪后一直和我保持友谊通讯，直到贵溪沦陷日寇，我逃到赣旅店后才停止通讯。当年，我有一首小诗纪念执教余江处理当地教区美籍正、副主教违章办校，依法力争，终于立案，取得胜利。诗曰：“山姆主教恁猖狂，仗势办校犯规章。依法抗争斥洋奴，扬我国威志气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