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难民”还乡，欢聚杭州城
原来，绮云在南昌，经常找金华、兰溪同乡（金华、兰溪人重乡情），托汽车运送算是落空了，然而却提供了一个好消息。当时，国民党政府正请“山姆大叔”运用救济工具和物资遣送有家归不得的难民返乡（其实，此时已大部分有办法的已回乡了）。经办单位是江西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是叛变的原****首领张国焘，负责登记难民返乡。绮云知道张国焘是我大革命南下的老领导，但无法以我过去的名义找他，事实上这个大人物也难找。兰溪乡友告，善后救济分会是一个兰溪人何忆芳秘书负责，他专管难民还乡的工作。于是绮云以重礼登何忆芳的门。开始何是置之不理，因为难民并非自封，而是有组织的（到难民所住，有难民证）。而绮云则一无所有（事实上，我是抗日战争开始就来江西，没过过难民生活），绮云就上办公室找何忆芳，上何忆芳家找何太太，经过多少次回合，终于说服了何忆芳承认她们是难民。一是年多日久，难民证没有了；二是我确实是在杭州工作，个人独处。终于感动了上帝，感动了何忆芳，带她去见张国焘，绮云才开始说出我原来的名字，张国焘一听：“是他。”就提笔一挥，准许护送赵绮云母子六人赴杭。张国焘这个叛徒，八一起义后南下时我在他属下并无好感。然而这次却出乎意外，亲笔批准随难民返乡回杭，这值得我感激。何忆芳本重乡情，就格外通知难民收容员负责人代办一切手续，从南昌登记车的一天起，就作为难民发衣发粮（美国面粉，一袋26斤白面），发生活费。转车换船，完全有人招呼照顾孩子。这样，就一直来到了杭州。别说金条，一文没花，白得救济衣粮，送我一家人来到。真是奇迹。虽然不是绝处逢生，然对我来说，对我们一家七口来说，算是喜从天降。总结此行成功，首先归功于绮云，没有绮云的努力，乡友的帮助，事必难成。
一路上，长途跋涉，一个人走已非易事，还要携带五个孩子，绍贤和绍康稍大，绍荣只八岁，绍棠只五岁，绍桂只两岁，扶小抱幼，还要基本上带齐旧衣被及应用物件，记得那时破皮箱三只，铺盖三个，网篮两只，大小包件，连同四五袋丐粉，浩浩荡荡，五部人力车，我和绮云，她抱绍桂、我带绍荣两辆（车上还装着零碎物件），三个小孩子坐一辆，另两部车装行李满满的。到旅社后，房间堆得满满的。不由人不佩服绮云的能量与毅力。处长王讷言夫妇乘车（轿车）来看我们，也夸绮云是女中少见的能人。我真是十分感动十分佩服。
下面，分别叙述一下我家在杭州的生活。首先，讲讲住。这里的房间要近十元一天，饭在外边吃，七个人要花四五元钱一天，住旅社不是长久之计。天事地事，找房子是大事。在杭州，官衙巍巍，空房颇多，但只有主管和主管的一家才享受住在官衙的权力，主管以下的大小官员，须各自开门庭。当然，考铨处不能给我一家一个小空房，这是从无前例的，自不能有所祈求。杭州大厦林立，里弄楼房也很多，20世纪30年代初我二妹来杭时就租了栋带小玉居住，那时只须付三个月房租押金就能租到。到抗战胜利后，就实行了以金条作押金，大楼每栋须付押金二三十根金条（十两一条），里弄每栋至少也须十根金条，即平房瓦屋每间也得付一两根金条（房租虽然稍贵一点，但我们还能勉强负担）。我在杭州一年的工资合计也不超过半个金条——即五两。绮云平时节俭治家，虽然也有金戒、金耳环、金镯、项链总计也不过半个金条，在住房问题上我是个穷措大了。租房是无法租到，杭州庙宇虽大，园林虽多，街道很宽，但由于名胜管理，决不允许蜷缩庙角、街头。我又想到，我们的处长除机关里的宿舍外，在静寺附近长桥曾无偿借用的花园别墅（处长假日是乘汽车来别墅度假的），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陈大齐的私房，基本上空空洞洞，无人居住，我自愿住在门房代他保护房屋，尽管我过去在他逃难时接济他住在我住的民教馆客房内，想必会怜念我的困难，然而却不获允许。初到杭州，全家住了几天旅馆，每天房租须四五元，却再也无法住下去。山重水复无路，濒临绝望时，还是我的大哥（他是在静慈寺里的国防部青职训练班的少校教官，尽管他机关在寺，但寺里却不允许别人住，住家更不可能），想方设法，千托万求，才了解到静寺对面靠湖有一座小楼房，房主全家住在上海，房屋委托一对老人看管，除后房由老人夫妇居住，楼房锁闭外，靠街的厅堂还很宽敞，厅堂背后还有一米多宽二米长的贮藏室，正好暂时利用一下。先是向管房人说情无效，大哥被逼得无可奈何，只有派了一班卫兵和青年军学员闯门进去。并亲自指挥，将厅堂及贮藏室杂物完全给他搬上楼去，并且和管房人说定是暂住，房东回来，当然搬走。管房人很怕老虎皮（制服），无话可说，只有说明，他们绝不收我们一文房租，电灯费照算。就由于这样，不花一分钱，不出房租，获得了一个暂栖之所。大哥立即和我把绮云孩子们用人力车接到静寺对面房子里的厅堂上，经过绮云的安排，储藏室正好铺一张床，但须由床头上床，就作为我们的卧房。厅堂上摆两张床，给五个小孩子睡，正中放一张方桌（桌床房东都有，管房人许我们借用）供会客，吃饭、读书之用。在厅堂中间木壁上挖一个小洞，把电灯挂在洞口中，一盏灯照两间房。烧饭呢？那就简便地在我住房小天井旁搭一个灶。这样，住房是得到免费的解决，解除了我初到杭州无房可住、有家等于无家的天大困难。尽管我每天考铨处上班，须走一个小时的路途。绍康上皮市巷小学、绍荣上珠宝巷小学，路同样远，好在是顺路。但每逢下雨飘雪，我们父子三人同样是日出而往，日落而归。毕竟有了房住，其乐也融融。后来，大哥大嫂离杭时，又将他们一间临街玻窗到地的大房让给我们住，整整两年住白房。至今，我还深深感谢我的大哥的照顾。
现在，说说衣。马要有鞍，人要衣装。杭州人重衣服，就是穷得出奇的人，宁可缩食节支，穿也要得漂漂亮亮的。真的有人就是这样，一生家当有九成花在衣着上。杭州西湖荷花大少就是这样得名的。尽管我的底子薄，收入又不高，本来衣服就不多，青年时代未结婚时置备的西装绸衣，早已破旧不堪，可怜孩子们的衣着更是差，一件衣裤哥哥穿过弟弟穿，补补缝缝穿几年。但到杭州后，进入中央级官衙，又不得不打肿了脸充胖子。处长太太又好交际，无伴侣，自然又要找绮云去玩，也常出入官衙和她所住的别墅里。人凭衣装，破衣旧衫，也会被人看不起，连衙、墅的门卫也予以轻视。无可奈何之余，我们夫妇和上学的绍康、绍荣也不得不卖了金戒换了几件衣服。那时绍棠以孤儿名义进了浙江保育院，有衣服发，绍桂还小，绍贤在家管家那就马马虎虎了。当然，衣服质量和数量是比别人差，比别人少，也都是单套，正和荷花大少一样，晚上洗、白天穿。
这里，当时有一件新事。美国在战后给我们一批救济物资，其中之一是各地捐献的外国旧衣，在其他各地是救济贫民，在杭州因为杭州人口多，想出一个棉粮易衣的办法。就是把救济衣服陈列在西湖浙江省民教馆楼上楼下，按规定时间进馆选看所需衣服。衣服上有双联标签，都是标的本衣需缴的棉布（尺）、棉花（斤）。选定后可撕下第一联，随缴规定的棉花或棉布后，凭此联取回所选的衣服。据宣传栏上说，收回棉布价值不过十分之一，主要是以此限制而已，并且每人限选换两件。这是天大的好事，幸逢好事何乐而不为，并且打算大为特为。省民教馆是我抗战前工作过的地方，地形很熟悉，此时还有旧同事在，正可为我帮忙。于是在选换那天，大清早起，就溜到西湖公园前民教馆中，这里大门和两侧已是人山人海，可见想要衣服的大有人在。我从侧门进到馆会，见着同事，据说这里已和选衣处隔绝，无能为力。好在我熟悉情况，翻过短墙，爬到二楼窗口，从窗口进入。奇怪，只见陈列衣室中不少男士、女士，济济一堂，距开门时间还有半小时，他们是从哪里进来的？再看陈列衣服，天啊，凡是稍好一些的呢绒衣服都是仅存存联，第一联早已被人撕去。从楼上到楼下，人多、衣多，但好的衣服标签都只留下一半。苦命啊，我来晚了（其实还算早来），也只有在次中选优。我不仅选了四件（按规定是两件），而且这时急中生智，看到好的呢质绒质衣服尽管是被人撕去领衣联，然而我却把另一件的完整联撕下，和我所要的衣服调换一下，将完整联贴上去，再撕下第一联。这样，取衣时这件衣服自然是我的了。这当然是弄虚作假，为了需要，也就顾不得了。这样搞了两件，连前共六件，欢天喜地地出来。谁知第二天，我按照规定购进了棉布（就在那里可以购），到取衣处取衣，谁知领到衣服后，令我啼笑皆非（当然我是说代别人领四件），没有一件是优质的昵绒服，很显然的是被人换包。在此时，领衣人群也吵闹起来，说是被人调包，换衣弄虚作假。当时我心中既难过，又有气，好在衣值总比付的布值高得多，洋人衣服也大，反正不破不烂，缝缝改改也可以当作布衣穿，照样领回。但我对此次换衣，结果如此，心实未甘，凭我当时能写，又凭我工作在一个中央机关，就写了信给善后救济总署浙江分署，叙述此次领衣受屈经过，义愤不平地提出强烈抗议，并寄东南日报要他们支持正义。发信后不久，就接到分署来信，叙述前次换衣，确实混乱，为致歉意，允许我到分署再送换两件衣服。第二天就跑到里西湖找分署，他领我到一间房子里选换，桌上陈列的很多，但好的已是没有了，幸而为绮云找到一件花条呢大衣，我的一条呢西裤，和头一次一样，缴了棉布费，换领了两件衣服回来，只是花了我们八分邮资和远到里西湖跑腿，稍有所得，我也就罢了。
当年棉布换旧衣的一场闹剧就此结束了。
再说一说“食”。在“食”的问题上，天堂杭州也有我的甜酸苦辣史。
杭州人讲穿也讲吃。也有人说：“玩在杭州，吃也杭州。”吃有两种，一种为生活的吃，一种是为享受的吃。当然，对我来说，后者是次要的，前者是主要的。“民以食为天。”好歹在杭州我都经历过。
当绮云携女带儿到杭州时，团聚的欢乐，首先是想到吃。那时还算有钱，在旅馆住着的时候，早上去吃功德林的素包子，午晚就是到西湖区的大馆子吃米粉肉、家乡肉或到楼外楼吃醋溜鱼。以后住到静寺后，只靠有星期天（那时绍棠在保育院，作孤儿，星期天可去接回），去西湖第六公园（儿童公园），游玩后又会去上顿馆子，全家加加油。口味自然比江西好。就在平日，我在回家时也会到馆子店买包粉蒸肉或现做素鸡，去作晚餐。当时情况，由于绮云之来，领回了三袋救济面粉，于是天天做烙饼。吃面粉也好苦，必须加加油，还不断吃点零食，本地的花生米比外地好吃，昌化的小核桃以及外省外地贩来的应有尽有。可惜，一年以后，纸币贬值，物价高涨，这些“奢侈享受品”也越来越少，专靠一天三餐。
关于吃的美国救援物资，西点西菜，街头巷尾到处有卖，可能由走私得来，价较便宜。因此，我们一家也能够享受外国餐点。记得那时，浙江省政府意外地在分配救济食品中照顾我们考铨处，处里每人以两元代价换得军用食品一大箱，其中一大箱中又装有两个箱（纸），内有香烟两包，酸枣糕十条，饼干两大条，烧鸡一罐，火腿蛋一罐，奶油、果酱各一罐，咖啡精一罐，糖水梨两罐，红烧牛肉一罐，外火加柴及洁水药等。听说是两箱可供十个军人在战场上一天两餐之需。真划得来，当时处里有的人未曾登记付款，未买到而后悔。我则后悔当时为什么不多买一箱（可以多买），美美地让我们全家多吃上几顿。
从以上所说是甜的方面，苦的都在后面，而且是极其酸、极其辣、极其苦的情况发生了。
由于内战重开，蒋家王朝腐败无能，经济崩溃，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米珠薪桂。杭州也是这样，特别是在杭州市民发生抢米风潮以后，人民惶惶不可终日。我记得抢米那天，我听人说，米店被捣毁，米谷被抢，就出处门走出街头，到一个大米店观看，果然是见到米店前拥了不少人，在侧门有不少壮汉背着成包的米，或是用篮子盛米将米抢走。杭州市已两三天没米卖了。据店里说，无米可卖，只有关门。事实是劳动者每日必须依靠劳动所入购买食米，无米可买，不甘饿死，官方、商会置之不理，只有铤而走险，毁门而进。米粮满仓，群众愤怒抢米，军警无可奈何。在此以后，官方实行限时限量售米办法，然而仍然无法解决米荒。在我家呢，当米桶米缺少时，也着了急，为减少家里食用米，我只有带康荣两儿去平民饭店饭摊上吃板儿饭，这是贫民车夫苦力的食所，像我们去吃是有失尊严，但为了果腹，顾不得了。父子三人各吃一碗，饭堆得高高的，尖高约有一倍，饭是蒸谷米（当地将早谷蒸熟再磨米，煮出的饭要大一倍），再吃凉拌韭菜，上倒胡椒，可以吃得饱。但吃了几天，不对了，板儿饭逐渐缩水。到以后，缩得仅剩半碗，父子们吃两碗也吃不饱，最后连板儿饭摊也停业了，无处可吃。我只好又同孩子去冠生园买饼干当饭吃，虽然贵点，也无法可想。不料限价以后，冠生园等食品店也关门了。市场上买不到可以果腹的东西。想来想去，好在番薯已经成熟，市场上当然没有买，我和绮云两人借了一个手推车，到十多里外农民家里收购了两三百斤番薯。此后，好长时间就以番薯当主食了。好在我和孩子们都喜欢吃番薯，又甜又香。另外，杭州缺米期间，我就向弟弟们求援。不久，步青为我从河口托运了两袋白米，欢天喜地从车站运了回家。正是雪中送炭，解了我的危。
在这场经济危难时期中，随着工资贬值，我的经济情况已不好，只有随大流。每当发工资，除购进物资外，就和市民一样，立即在清和坊（很多金店门口，我由处回家必经之路）换回银洋，以免再贬值。亏了绍贤在摘茶时节跟着邻女去茶山摘茶，有所进益，补助家用。杭州柴炭价格过昂，我们和市民一样，买进树兜（此间砍树挖树兜为生的很多，经烧，价也便宜）。更多的是到外面园地上捞树叶，这树叶到处都是，只需付出劳力。我们全家都出动捞树叶，连小小的绍桂也能做，虽然烧火时烟多点，用量也大点，但毕竟不花钱买。屋后即西湖，我学绍良样，也会去钓小鱼小虾（开始我不知道钓虾不待出水就要捞取，后学会了），也会钓到一些鱼虾食用。在吃的方面也从艰苦劳动中闯过来了。
在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蒋政权为了稳定物价，在中央银行实行抛售黄金，借以平衡纸币价格，规定每天上午可以定额出售。这一招，确起了一点作用。我每天早晨到处工作，傍晚回家，都必须经过中央银行门口，知道这么一回事。到后来以纸币申请兑换黄金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市上黄金与纸币价值超过五六倍时，晚回时常见到中央银行门前排了长长的队伍，原来是央行搜集额少，申请人多。按过去惯例，一般是在央行没开门以前，有管事在发给一张申请兑换书，凭书填写姓名，缴币100元，可换取黄金一两（即小黄鱼一条）。利息高，数额少。为了领取一张申请书，必须在前一日当晚排队等到次日天明。谁不心头热，眼红，我亲眼见到也动心，只是没有这么耐心守夜排队。有一天早上，我路过时，看到侧门人群蜂集，钻到人群里面看到一个管事正在发放申请书，由于人多，硬挤，突然我被挤到前列，凑巧那管事竟也发了我一张申请书，意外的大财喜降临我身，心花怒放，急忙挤出人群，由于未带现钱，急忙回处。在路上，有不少人看到手里的申请书，羡慕似地请我转让，允许以200元的代价售卖这张申请书。当时心想，一张天外飞来的财富，就让他分得一半多，没这便宜事。我立即到处，借了一百元，请了假。八点半钟到中央银行一看，人群骚动，说是今天挤兑，闹了银行，银行挂牌从本日起暂停黄金兑换，等待另拟兑换办法。一场飞来之财又飞掉了。从此央行再不兑换黄金，一张申请书白白作废，悔没有在路上卖给人家，落个获得200元，但也坑了别人。一场黄金梦，醒后落了空。
在杭州，算能聊聊自慰的，就是绍丽在1947年生于杭州，家中添了丁，绍康、绍荣先后考取了杭州市的名牌小学，而且并没有因学校质量差距降低了班次，两人中又以绍荣学习成绩好。绍棠虽由处长王讷言说情，以孤儿身份进入了浙江保育院，尽管餐餐吃南瓜饭，可是读到了书（初小程度），总算受到了教育。我自己则每星期天必上湖边电影院看两场免费电影，这里有好几所电影院，为免伤兵闹市，放映免费专场。我则穿上大哥的军衣挂上证章混入场中，很少缺席，从未买过票。只有在下午或晚上同绮云孩子来看时，才会买票。其实票价并不贵，不过这两年看的电影多，一般是头轮放映的中外新片，这也是我的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