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仓促返赣，赣州迎解放
在天堂——杭州做了两年零五个月的官，没有尝到什么甜味，却饱受忧患，备历困难，越随时间流逝，越感到在这人间天堂做官实在是不幸。更大的问题，蒋家王朝崩溃在际，再待下去，会成灾官，也许会家破人亡。很想回返江西就食，以免再次断粮饿饭，然而旅费难筹，呼天无应。
在人民解放军胜利结束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后不久，1948年12月5日起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以泰山压顶之势围攻平津，蒋家王朝临崩溃边缘，纸币贬值，米珠薪桂，杭州居不易，加以战云笼罩，风声鹤唳，浙江省市及南京中央驻杭机关，正酝酿疏散南迁，各觅去路。我所任职单位——考试院浙闽考铨处自无例外，正在筹划迁到浙闽山区。摆在我面前一个重大课题——留杭、随迁远走，还是返回江西，忧思万千，难以决断。我一家大小八人（当时绍明尚未出生），生活困难，全仗微薄工资，寅支卯粮，一旦失业，何以为生。杭州既无至亲好友，过去依靠的远亲蔡元培早在1940年去世，另一表亲李骏初商战失败，遁迹外地，无依无靠，借贷无门，点金乏术。随机关南迁，也只能苟安暂时。何况处长王讷言本是典型的政客，上拍下压，与我无亲无故，很难作为依靠。何况他的后台老板——“南无阿弥陀佛”戴季陶院长早已在1948年2月12日在广州死去（一月初戴由南京过杭州，即住在他家，曾发出绝望哀鸣），自顾不暇，患难时何能顾我。何况自己家口众多，迁移也非易事。半年前，曾见到追随熊式辉去东北任民政厅长的易希亮，他曾要我随他去湘粤，事实上也无法解决我的困难，远走既不能，留难过活下去。心念自己兄妹姐弟现多在江西，手足情深，当能得到照顾。自己青少年时期又在南昌参加革命工作，抗战时期又曾在江西主持过数县教育行政事务，故旧知交为数不少，在遇到困难时，可能获得帮助。于是回赣之念，油然而生。不久，即获八弟与十一弟自南昌来信，道及他们赞成我速回江西，并且征得某些巨公意见，可能为我解决生计问题，特别是竹马小友现任江西兴国县长吴光甲知我有素，而且兴国在昌参议长王有兰一再称道赞我过去在兴国工作情况，不管三七二十一，来函恳邀参赞县务，并随即汇来巨款作旅费，促我去兴国；再加上科内同事梁君（闽人，管册籍），为我弄到浙赣铁路职员优待车票两张，正是雪中送炭。就由于这样，下定决心，全家回赣。当时是寒冬腊月底，已近除夕，忧心忡忡，前途吉凶未卜，但离杭州回赣，总是较好出路。遂以送眷返赣名义，获请事假一个月，狼狈启程。时为1月23日（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踏上回程。
记得那天下午，由静寺对面寓所搭乘人力车经清波门到城站上车，时近黄昏，站上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挤进车厢，拖儿带女抢到一个座席，就挤在一堆，没有座位就坐在过道上。车票仅有两张，好在是路局优待票，站上乘警未曾刁难，绍丽只一岁多，由老大绍贤（十五岁）抱着，绍桂不足规定年龄，但绍棠、绍康、绍荣须购全票，绍棠至少也需半票，幸而车行中途，旅客越上越多，连乘务员也无法挤进车厢，更谈不上进车厢检票，这就等于一家八口，免费长途乘车。很遗憾的是送票的梁君救了我们的急，以后从未见面，无法报答他。车行了一夜一天，在第二天傍晚到达南昌站，八弟和小弟热情迎接我们，就到八弟家中居住，还拜见我的五舅父和五舅母。到27日，八弟以省田粮处处长胡运鸿名义（当时八弟在省田粮处工作，并兼民国日报记者），完全免费搭乘江轮（事实上等于专轮，并未载客载货），当天到达泰和（按八弟安排，到后即直接到车站旁边的储远处候便车，事实上八弟早已电话通知）。由于次日即为大年除夕，运粮司机都因过年不愿出差，储运处长似乎感到棘手，无可奈何之余，就在车站摇通兴国电话，吴光甲县长听说我已到泰和，热情表示欢迎，并向储运处保证车到后当晚装满粮食运泰（也许还许了其他优惠条件），于是第二天即除夕派专车把我们一家送到兴国。在路上，我记得我父常常说一句话“船到桥头自然直”，就因为八弟的安排和吴光甲的诺言，渡过了难关，否则真正要在泰和客旅生活中度年。我的寓所是在民教馆（我过去的住地）。为我的到来，吴县长就赶来看访，民教馆的周百垒、徐正湖两主任就帮我卸行装，安排卧室，住在馆内的周主任办了一桌年饭，吴县长也送了菜来，美美地过了年夜。愁云惨雾，几小时内一扫而空，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与四天前的杭州和几天来旅途的穷苦生活相比，真有云泥之别。这种欢乐的情景至今还潆洄在心头。
在兴国，全家快快乐乐地过了一个春节。春节无事，我又不曾上班，旧日友人同事纷纷前来话旧，或邀至家欢宴，或同游当地附近名胜，过去我在这里两年多，从来没有和现在一样去欣赏名胜古迹，而且这种游兴还很高，就在城郊附近有一胜景，在河中乘舟沿一小洞摇进，里面别有洞天，是河上湖泊，是仙人深洞。兴国邑绅及机关首脑，像平时一样邀饮春酒，饱沃郇厨。兴国近广东，菜也富广东味，著名的食品有粉笼鸡、肉、鱼、豆腐，名菜有蝴蝶鱼，备极可口。尽管战云密布，然而当地人士还在大唱后庭花。还记得一位财政科长黄某，当地四大富翁之一，还大庆新厦落成，办席三天，我与吴县长是当然贵客，好在宅在近邻，每天必去应席。光甲在无人处对我说：“这是蠢人办蠢事，转眼解放军渡江来此，定是消灭对象。”我确有此同感。过了春节后，我就上班，名义上是教育科长，实质上是顾问性质，吴光甲对我也极为热情，殷勤照顾，为我过去所未享受过的待遇。三月间，廖上璠又出山，任赣县县长，坚邀我去佐治，吴光甲不放，我亦无可奈何，只有暂时不动仍留兴国。但不久，解放军已攻克南昌，即将南下。吴光甲此时已感到应悬崖勒马，辞去县长职务。当然，他不再挽留我，而是厚赠程仪，在他卸职的同时，我也卸去兴国职务，一叶轻舟，一家八口经于都来到赣州。
来到赣州，县长廖上璠是极表欢迎。他是我回到江西工作后在余江、贵溪、兴国、瑞金、新建的老上司。他很精明能干，是江西名县长之一，他同我相处得很好，是主宾也是知交，对我是高度信任，也备予优待，照顾无微不至，不仅让绮云挂名领干薪，还另致津贴。在他身边，我一直生活过得很好，我对他也是竭力相助。记得他在新建因陈启英纠缠坐狱时，是我极力进行营救，在贵溪保十三团团长汪怀仁挟持他时，也是我和吴敏迢迢远程前往专署行走呼吁。当然，我的到来，自然是十分欢迎。而且其中多系旧日同事，虽然兵荒马乱，但仍不时照顾。到时，由蒋超群君安排在赣县宿舍居住（在今赣州电影院隔壁）。当时廖上璠打算仍要我搞教育，拟于暑假时公布。先在地籍管理处负责，实质上，我于此一窍不通，主要是为了解决生活安排。太约是在四月底、五月初到职。我首先说明，我将在赣州迎接解放，不再到外地移动，也决不跟他下乡。由于多年交谊，他是应许我这样做，他也明知我过去曾在革命阵营工作过，这样我才心甘情愿在地管处上了班。我的企图是，我从大革命失败后即在国民党主政下的教育部门工作，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忍辱”从事，然而“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也曾多次下决心回到革命阵营，自认为并未有背叛革命行为，明知重回会遇到不少审查、麻烦。在抗战时在南昌曾回新四军办事处，涂振农表过态（此人后来被捕投敌），又曾去武汉找过第三厅的郭沫若，可是他仅接待闲叙，而并无用我之意。当时马当失守，武汉处在前线，人心惶惶，无法久留。又想投奔延安，家口谁养？只有徒呼负负而返。抗战胜利后在杭州为三弟投奔革命设法引进，目的是为了通过三弟证明自己，可是不久三弟避祸四川，不知音讯。这回可遇上变革时机，策动廖上璠起义，他好我也好。然而廖上璠却碍于方天关系，又因不明****政策，畏首畏尾，几次谈话，虽使他动摇，但他始终下不了决心。当时还有一个情况，我事先不知道，就是地下组织派了他的女婿曾宪铭来转向对他做策反工作。事实上，他们两人都见过多次，如果知道他们的意向和他一起做工作，凭我和廖上璠的情谊，也许可以有助于下决心。然而，一拖再拖，到七月底，解放军已迫近吉安，方天临行派下了军事副县长，监督廖上璠返向大埠负隅顽抗，形势逆转，无法了，也只有留城静待解放了。留城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公开表示不去大埠者除主秘黄尔艾（湖南人）外，尚有不少本地中低级职员。当时廖上璠表示，去留任便，留则停供薪米。大多数返回家乡去了。跟随廖上璠去埠者，骨干则仅有刘良丞与胡重子，其余多系廖的乡亲。依稀记得当年8月10日黄昏，我还送廖上璠他们经南门口去大埠。从此和廖上璠永别了。心中怅惘的是自己仅留下一条静候解放的路了。凭过去也许能参加工作，也许失望，只有听之任之。
概括我这次由杭回江西的动机，主要是求生，基于此，回到江西当然比在杭州更能解决一些困难。开始还期望能依仗自己能在暂时偏安局面下在教育工作上试一下浙苏模式，所以还打算在兴国、赣县躲着。但不久，解放军南下，又萌生一个动员廖上璠起义的心念，可是又落了空，最后只剩下一个办法，静迎解放。效狡兔三窟，忍辱偷生，留居赣州。
我还记得自8月10日廖上璠率属去大埠后，保安大队也随去，赣州形成空城，但也平安无事，有商会派人在市巡逻。直到8月18日，听说解放军进城，我只身由阳明路、中山路出城，就见到解放军进城队伍，高举红旗，但是服装欠整，想是一路进军辛劳所致。解放军进城后，工作人员随着前来，我曾经率领留城未走的职员中，向驻原县府的新任干县县长张汉城报到，我则因待遇问题——供给制仅我一人有饭吃有衣穿，家口为之何，徘徊在外。然而生计逼人，一度在中山路曾运买米粮店门口摆摊，然而无济于事。墉弟在南昌为我奔走，我自己也投书申请，终于在当年11月下旬到赣南行署教育处工作，此时邵式平省长亦因接墉弟申报，要教育处为我安排工作的函件也已到达。
记得赣州解放后的不几天，旧友兴国人徐正湖邀去文清路的一大院，在厅堂里，见到了新任赣南党委书记杨尚奎同志，他正与在座的三四人谈笑风生，见到我握手相迎，热情得很，我向杨尚奎同志表达来意，并详细地谈了我自八一起义至今的漂泊衷曲，汇报了新中国成立前十多年从事教育事业的经过。
杨尚奎对我说；“事情已过去了，凡此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生，你既然身在曹营，心在汉，今天回老家，回到老家一切都好办。国家新建，百废待兴，百端待理，你应当继续当年的勇气，重新更好为人民工作。”他又告诉我，朱德、贺龙现在北京、林祖涵（八一起义时任财政委员会委员）、李立三（八一起义时保卫处处长）也在北京，郭沫若、李富春也在北京工作，并希望我同他们通通信息，或去北京看望他们，我说：“正如项羽羞见江东父老，我也无颜见他们。”
这次会见历时三个多小时，给我莫大启发。我一不可能去北京，二也不愿去南昌看望老朋友邵式平。远水救不了近火，靠人不如靠党组织。我写好详细自述并述家庭经济情况，当即由处长刘瑞麟接见，他热情洋溢，亲切交谈，正如杨尚奎书记所说：“回到老家，一切好办。”过了一段时间，就通知我到行署文教处工作，并将我大女儿安排在赣南造纸厂工作，两个大男孩安排在中学读书，从此我开始重新为人民办教育工作。
春风解冻，枯木逢春。解放了，我也重获新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