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赣南函授教育
1赣南函授教育的起步和进展
1957年，通过江西省教育厅在新建和进贤的在职教师函授学习试点工作，分配试点区的四位师范中学教师陈大钰、蒋超群、陈显经、吴焕庭来赣州组织函授师范学校。地区认为主办教师在职业余学习，事属可行，但暂不设校，附在赣州师范兼办，并确定主持人选。以我为轮训部主任兼任函授部主任，并抽调了一些教师协助进行。我当时年未过五十，精力正旺，欣然接受这一任务。于是，详细和省教育厅来员商谈，并虚心向参加过试点的教师学习，还十分认真地学习了上级开办函授师范的文件指示，翻阅了具有自学特点的各种函授教材，针对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先选两个大县（赣县、南康，人口在四十万以上，学校也最多）为试点，根据业余学习和单科独进原则，赣县先开数学科，由函授部派遣教师下乡利用星期日集中在区乡中心小学讲课，平时业余自学，教师、辅导员（选当地水平高老教师聘任）辅导；南康县则利用已经普设的有线广播网每月组织一次广播教学，平时也是在职自学，教师及辅导员辅导；两县在寒暑假一律集中在县中，由函授部聘请当地中学水平高的老师讲课，并进行测验考试。在职小学教师志愿参加，由学校保送，不收学杂费，北京编印的自学教材须自费购买，自学辅导资料则由函授部免费编发。经报请专署批准后，凭专署文教处介绍由我分向两县宣传部、文教科商洽妥善（南康并向有线广播站订好免费广播合约）。由于这项工作，是有效的在职业余自学的新招，既有利于在职教师的充电，又有利于基础教育的教学，深受小学教师们的欢迎。各地小学领导都热情欢迎，并表示带头领导这一学习，两县的宣教部门领导也都表示积极支持。我本来和这些领导同志很熟悉（过去我在行署工作时曾经常来往），而下来的名义又是代表一级政府，当然备受热情接待。很快就完成招生、聘辅导员、设置辅导站、发教材和广播稿的任务，全新的函授师范教学就蓬勃有序开展，学生人数占全部在职教师80%以上。我们函授部组织语文、数学两个教研组，由陈大钰（赣州高中派往试点的教师）、陈显经（赣州师范派往试点的教师）两人，分任语文、数学组长，并各自担负南康、赣县两县函授行政业务（正职则由当地县教育局正局长兼任，假期，任集中学习会会长）。我则集中力量参加语文教学组，重点放在南康（但赣县我也跑遍各乡）。由于这项事业新创，地区拨了一笔专款，省里也特别多给补助。本来，教育部委托北京函校编的教材，富于自学性，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而我们又不断编发《赣南函授学习通讯》《赣南函授辅导通讯》（供辅导员用），又编印了《函授快讯》（四开小报），并聘请专人编写了语文、数学函授辅导资料（都是三十二开本，厚厚的两大册，每次印数在一万册以上）。在这一工作上，我是花了一些心血的，一面参与实地工作，一面为《通讯》《快讯》写稿。当我们的工作开展以后，教育厅很欣赏我区的试点工作计划，特别认为开展有线广播讲课是一种好形式，由教育厅的函授主任袁世忠率组前来，把我区当作全省重点。充分肯定了我们印发的辅导资料及集中讲课的预发提纲（提纲中起到代替板书、纲举目张的作用）。而且，利用有线广播讲课后反应极好。每到假期，尽管当时政治学习任务很重，两试点县都安排了为期三周的集中函授学习。办了一年，反应特好，受到学员、宣教当局的欢迎。专署随之决定停止在职轮训，让我集中精力专办函授。由于全区十八个县市都竞相争取早办函授，专署仍规定各县须抽调优秀中学教师自我组办。于是各地普遍设立了函授师范。1959年，专署将原赣师函授部扩改为“赣南函授师范学校”，由行署领导（当时赣州专署改为了赣南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赵鸣魁兼校长，我任教导主任，负学校全责，调配了近二十多名教师，在文教处统一领导下，管理全区各县函授师范工作。这样，就函授教育在全区（赣州市除外，由于市里办有进修学校）普遍展开。那时，函授教育全面开花，形式多种多样，各放异彩。有的也试行有线广播，多数则采用每月集中一次面授，寒暑假集中讲习不变，有的地区则将星期日改动，便于面授教师轮流到面授集中地讲课。省教育厅特从上海买了两台钢丝录音机赠给我们，我们也采用过，将我校的教师讲课录音发到县里广播站，开始还好，很清楚，只是人们不太会使用精细钢丝唱盘，效果不好。可惜这两架录音机后来被搁在赣南师院教具室进了冷宫。由于我们函授事业发展迅速，可编发的辅导教学材料适合师生需要，行署曾在1960年在龙南县举行一次全区函授教育会议，会上除十八个县的函教干部外，省教育厅函授组负责人亲来参加。同时，还有来自江苏扬州、广东乐昌的函师代表，北京函授派了一个组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取得外界的好评。我们从开展函授工作日起，每学期全面总结工作，每年组织的全省评比检查（那时盛行评检），从赣州师范的函授部到以后的赣南函授，一直是全省六个函授单位的冠军，也就是说总在全省各区的前茅。1960年，被评为市、地区、省的先进单位，在全国文教群英会上，我们在北京取得百面红旗的一面胜利而归。获红旗，是顶点，过此以后，就每况愈下。可能是文化学习削弱了政治，函授风气衰退了。不久，连专区拨款兴建的赣南函师校舍（在拜将台旁），连同学校本身归属于赣南师院，校舍转给采茶剧团了。再过了不长时间，全国厉行精兵简政，赣南师院教师进修部被拆庙搬菩萨，全班人马，风流云散，流放各地，有的竟被下放劳动。以后，虽一度由我领三个师范函授部做过徒劳无功的恢复，然而已是回天乏术了。
因为在主办函授教学过程中，虽然享受到事业胜利前进的欢乐，但同时也受到“左”倾路线的迫害，不少的同事蒙受“莫须有”的罪状，虽然今都已先后平反，但苦难的伤痕，还是留存在脑海。
2金华参观未得真经，齿根留着火腿香
1958年开始不久，省教育厅召开全省函教会议，全省十多所师范中，举办函授设有函授部计六所，为南昌（后改宜春）、吉安、赣州、上饶、乐平等共六个函授部，各有部主任一人，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教育厅函授组袁世忠负责主持（组内有李惠、李龙翼等人协办）。这次任务主要是总结各地开办函授工作的经验教训。由各个函授部主任汇报一个学期来创办情况，从听取各处汇报，获悉艰苦创业，各显神通，都能胜利开展，收获不小。由于赣州是省厅重点，又新创有线广播教学形式，教学辅导组织又较健全，所编辅导资料有一定水平，备受厅里领导赞扬。会上研究了春节后开学前在各县县城集中讲习办法及下学期工作要项。教厅并安排我们六个部主任去金华参观教育，由袁世忠领队前往。我还是1940年间在贵溪时曾去过金华为鹰潭图书馆购书，已整整十八年未曾到过金华，心想参观教育，浙东那能比上浙西，随念反正出省一行，听之由之。
一行近十人（教厅有四人）乘火车抵达金华，住宿在金华师范内。此时食宿，仿如学习解放军作风，住在楼上摊地铺，吃在学校食堂。虽然诚意款待，但吃饭是自向食堂订购，较特别的是每人一个甲菜，价很贵，记得吃过几次当地名产火腿，很好吃。自付伙食，好在有途中补助，不需自己掏腰包。时近放假，仅略为参观了一下，听了几节课。只是，金华当时尚未开展函授教育，听到我们叙述情况，反而要我们将学校培养与在职进修双管齐下的办法，请袁主任作详细介绍。此行，只能说是去了一趟金华，而已而已，连街也没去逛。最后一天，大家自由作息，我和他人不同，并没有买服饰用具，仅仅买了一只金华火腿，并在小巷为绮云购回盐菜烧饼（特产，绮云爱吃的），两筒二十个。仅此两样，与众不同。在南昌，也没什么耽搁，就此登汽车回赣州。
买来了火腿，迎来了春节，全家都尝到了金华风味！
3遵命买票，“忍痛”看戏
1958年秋，函授师范教育在南康赣县已办了整整一年。在暑假，举办了集中讲习，分别由两县宣教领导主持，当地中学（赣县则加上了赣州师范）派优秀教师协助我们函授部专职教师讲学，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在讲习结束后，教育厅又在南昌召开第二次会议，基本上还是原来六个部主任和教育厅函授组原班人马，总结一年来工作及策划今后逐步扩展计划，袁主任和厅领导交口称许赣州工作开展得好，发挥了函授业余学习的特色。因此我在六个部主任中显得突出，当然其他五个部也有各自的特点。厅领导认为我们一年来工作很辛苦，假期仍然持续工作，特许我们去庐山避暑。到庐山避暑，是优异的待遇，可惜的是已快秋凉，上庐山，非其此时。但在会议期间，恰巧是梅兰芳剧团在昌演出，各天戏票早售一空，连站票也卖出不少。厅领导吩咐让我们看梅剧，说是机会难得。只是一，苦了办事人在售票困难以致每晚客满的情况下，不容易购到票，但厅长下令，只得勉力以赴。还有二，像我这个不爱京剧的人，特别是因为自己要付出两元钱（厅座，原为五角，梅剧团演出，提为二元，实质上一般人二元买不到，要经过剧场安排，听说门外退票已达十元），我有点不太愿意出（当时没有公家送票风气），曾经谢绝不看。可是袁主任、李主任（女，在江西师院新成立的函教处负责中学教师补习大专专业函授，我又被任为赣州辅导站站长）、李龙翼及其他部主任坚劝，袁、李知我情况，直接说明要我接收后转让给他，只好答应。谁知，第二天，票子送来了，刚好六张，注明“厅座1-6”数字。由于厅里很多人甚至科秘都没有买到票，我和吉安张主任商量，当然不好意思收钱，但又不能得罪人，自认了吧。这真是一次“忍痛看戏”。
入场券是最后一晚的，大轴戏是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我们进场得早（还是按平日工作老规矩），只见剧场座上人并不很多，触目的是正中过道靠右从前到后摆了六个大藤圈椅，比厅上特座既高又大，色又白，很显得突出，当然是我们六人的宝座了。我的票是“1”（是由于我在六个部主任中年龄最大，工作又出色，特作此安排），只隔一条通道，便是戏台（音乐在台右），当然是特座中的特座了。坐在当中，真不舒服，任谁经过，也得朝我们看看，看看究竟是何样人物，谁也没料到是六个穷老师。正如坐在我背后“2”号的吉安张勋定部主任对我悄悄说：“我们在扮演花烛夜的新娘子。”真的，确不自在。戏开锣了，开锣戏几幕，看得我真要瞌睡，坐在藤椅，有点昏昏然，及至快十点半，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上场，那种腔调，我实在听不习惯。可是场中爆满，除中间过道外，两边过道及后面站满了人（楼上也如此）。记得“霸王别姬”刚开场，台上台下电灯全亮，布景道具焕然一新，梅兰芳在欢呼及掌声中登场，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对京剧是门外汉，动作、腔调是“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也不懂”。由于我距台最近，演员是靠近台前，瞧不出已是花甲的人，扮小娘，还真不错，面孔是粉嫩的，然而我也看出他额上的斑纹。我只觉得他唱得好听，比我在留声机听过的腔调更好听。我感到有一点很特别，他个儿高，演项羽的（记不清是金少山还是袁世海了）是矮个子，梅的身段则常常弯腰，像两个人一样高矮，这很不简单。当全剧演完时，谢幕之多，谢幕之久，从来未有。这时有一个惊险的场面，当剧幕徐徐拉下时，坐在后面的九江勒源主任有经验，照顾我们（我和张胖）赶快把藤椅移到靠台，作挡箭牌。因为楼上、楼下后座的，因为坐在后面，看不清梅郎，按俗例谢幕时可以窜到台前观看，往往会挤坏或踏坏观众，我们坐在中间过道，首当其冲，好在勒源关照，我们月藤椅挡，还算有效。事后胖主任说：“今晚，好险啊。”当走出南昌剧场时，还存无数的群众正候在侧门演员出门登车处，打算再瞻仰梅兰芳风采。自然，我们无意逗留，回招待所了。
这是一个会议插曲，我名之“奉命买票，忍痛看戏”。
4秋风秋雨，初上庐山
入秋上庐山休养，也和“忍痛看戏”一样，是我负责赣南函授师范教育生活史上的另一个插曲。
游览庐山，是人们的向往，我何尝不是如此。我少年时代就盼望着，将来能登庐山。童年时代，曾随着父亲在庐山脚下（星子）转游过秀峰归宗寺，看到瀑布，也到过白鹿洞，那时不知道游山玩水，只在溪旁找五色灿烂的石头。以后，多少年来，经过九江，只能望山兴叹。如今，在南昌总结一年来函授工作会上，听到领导上念我们工作辛劳，安排了为期十天的庐山休养，这是平时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非其时也。已进入秋令，山上游客已准备下山，而我们正要在此时上山。无怪办事人说，平常安排山上住宿，是千难万难，和买梅兰芳戏票一样，却不料到这次一联系，就安排上了，毕竟上山人少，下山人多，变难为易。我们这一伙人，除了勒源是“地头蛇”（在九江工作），谁还管时间不时间，能去庐山就好。于是我们一行十余人，乘火车到九江，搭了汽车驶上了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深夜到达庐山。
安排我们住宿的地方，是湖南江西合办的招待所，规模是中等的。据那位女所长说，住房现还紧张，但比炎夏时是淡了点。她很热情接待我们，房舍设备还很不错。我们分住在相连的两个大房间，伙食也很不错，早上面包、蛋糕、油条，午餐和晚餐菜也丰盛，虽不如酒席，但比便饭好多了。当晚平安无事，不料第二天早上下起雨来，气候突变。在平地，一雨成秋，来在庐山，应加码为一雨成冬。别说上不了山，连街也不能逛，一是我们没带雨具，我们无诗人骚客的高雅，又无艺术细胞，无法领略庐山云雾，听取雨打芭蕉声，更主要的是衣服单薄，无法抵御风寒，正是“罗衾不耐秋风力”。只有拥被摆龙门阵，好在有天可谈，有话可说，前晚看梅剧的韵事，更是畅谈资料。雨下个不止，怎么办，于是袁主任出面向所长代借衣服，由于天过冷，又不外出，男披女装也不在乎。房间大，摆有方桌，于是每房一桌，打起游戏麻将来。人多了，就轮流做庄，有时听听收音机。当然每天三餐，吃得很好。庐山上，开始以为缺少蔬菜，后来一问，不会少，是山下调来的，副食与主食一样，都是公家调配，价并不贵，这很难得。女所长还代表湖南，请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餐湘菜，说是湖南江西是一家。这里用水很困难，所以每星期只能供两次洗浴水。
好在上天还保佑我们，最后三天，放晴了，于是我们有机会去各处畅游了。使我们惊叹的是，庐山上竟有一个很大的湖泊。我们中有人到过庐山，便与勒源分做向导，带我们游山。往日，看照片仙人石几乎可以从上跳到对山，实际上距离远得很，不止隔一百米远。山上到处是花香鸟语，花径更是奇花异卉。我最留恋的地方是植物园，从标牌上认识许多树木，这是胡先骕博士（世界上植物分类杰出专家之一）创建的。我对于庐山曾驻足过的古今学人留迹并不特别欣赏，而对于植物园则深有感情，一来是我对于学术上的成就是有所偏爱，我深欲获取农林业知识；二来是听到省参议长王有兰告，胡老曾一再表扬过我（情况不很详），平凡如我，受人知遇，焉不感动。一连三天，跑遍了负有盛名的各处，够累了。
我好喝茶，可是庐山的云雾茶，太使我失望了，比不上龙井，比不上南康东门茶、崇义砀岭茶、赣县清溪茶。庐山风景虽好，名胜古迹多，但出产除森林花卉外，很贫乏。我家无处栽花，虽爱花，但又无法栽培。后来还是两元代价买了一盆（小盆）昙花，这是，想看看昙花如何一现，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一直回到赣州，下车不小心，把盆子摔碎，原来并不是幼苗，而是一株剪枝，好在已生了一个芽，心知可以栽活，于是换盆栽培，很快长成，开花很大很香，但仅能两三小时生命，而且我培植了很多，送给别人。昙花，我栽的可能是第一株，以前未见。以后多了，然而一般人家是不会栽它的。这是游览庐山一件不可忘怀的事。
5龙南现场会放异彩
1959年，为了巩固与扩大函授师范教育成果，由行署文教处长赵鸣魁亲自主持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函授师范教育现场会议。
由于1958年下半年起，根据各县的自发要求，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开展函授师范教育。为了适应需要，按照实际情况，确定由各县文教局自组力量，设校开展函授教育。按原规定，单科独进，语文、数学为必修科，为期两年；专修科一年，分别设置生物、理化、史地科。函授学员须学完必修科课程及专修科的其中一个课程，经考试合格，凭三科结业证书取得师范函授学校毕业证书。教学任务，聘请就地中学师范老师兼任。此时，函授部已改组成为行署教育领导下的赣南函授师范学校，调遣了不少新的教学力量，校址仍设在原赣师改升的师院内。函授学校除协助县校教学外，以培训辅导老师（主要是各站辅导员）、编发辅导教学资料为主要任务。不久以后，又从函校老师调选了18人，每县一人，分赴各县协助函校教学工作。由于这样，各县都积极把函授教学开展起来，生机勃勃，搞得热火朝天。需要提到的事，各县在开办时都先举行集中讲习（南康赣县开展是在学期开学以后），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了解函授特点，狠抓自学，心中有底，自然会学得更好。这个时期，函校教学力量多而强，教学任务主要放到县校，自然有更多时间编写印发函授教学辅导材料，将原编的语数教学辅导资料，重新改编并补充。记得语文教学辅导材料是分论文、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童话、民间故事等类，就函授课本内容详细分析其特点，并举例剖析，深受欢迎。此书，本是为教师及辅导员而编写的，不料在全区教师中闻风向函校采购，经文教处同意，又重新翻印销售（每本成本约七角八分，以八角一本售出）很快销售一空。我则和陈大钰、蒋超群编写《赣南函授通讯》《赣南函授辅导通讯》及报道消息的《赣南函授快讯》。除《赣南函授快讯》每周四开油印出版外，余均为铅印三十二开本，函授教学就此全区全面展开。各县又各出新意，百花齐放，尤以龙南、瑞金等县分外出色。为了巩固成果，提高教学质量，在南康赣县单科独进，快近两年行将结业转开新的必修科之时，行署文教处决定，开一次全区函授工作现场会议，考虑着选择一个优秀县为开会地点，举办现场会议。最后决定选择龙南县，虽然地近广东，偏僻一点，但由于龙南函授生普及率高，辅导体制完善，教学效果佳，而县里宣传部及文教局又力争到县开会，并担负会议场所及与会者的食宿全部事务工作。最后确定会期为三天，分别举行工作汇报、提高教学质量、加强考核的讨论，并举行教师示范讲课、辅导站现场辅导活动，并借县委礼堂展览教学辅导成绩。展览会在开幕后即展开，除总展室展览赣南开展函授情况图表、各种辅导教学资料。包括龙南在内的赣州18个县均有展出，其中龙南县展品最多，除铅印有《龙南县函授教育在前进中》小册子外，有详细的开展辅导照片图表及教师、辅导员备课笔记和部分学员作业。赣南函校全体教师，除留会计尹建仁一人留校外，均全部参加盛会，我则在半月前就来龙南与龙南函校负责人廖光烽一起进行筹备工作。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我们并没有邀请外人，然而却来了不少。首先是北京函校（设在教育部内处理函授教育工作）代表教育部来到计二人，一为校领导干部，一为老语文教师，与省教育厅袁主任等一同来到龙南。不久得到邻省乐昌函师的函请，由校长和一位女教师前来。近开会时，突然省里转介江苏扬州函校两位教师（到江西参观听讯要求来会参加），他们两位到赣州时，住不上旅馆，在浴室过了一夜，当留校的尹会计获悉后立即接待转车来龙南，其情令人感动。后来，我曾受到领导批评。这样，我们又多了一件任务，接待“外宾”工作。好在龙南函校设在龙南师范内，县里宣教部门又很重视这一会议在龙南召开，绝大部分招待工作包括对省及北京领导，都由他们安排张罗。
会议是按期举行了，开幕式仅由赵处长致辞并介绍北京及省领导暨“外宾”，就开始参观展览会。在总展室及龙南展室由龙师选派女生担任解说员外，其余17县都由各县函校自行派人解说。展会上展品相当多，百花齐放，琳琅满目。下午，是由我报告两年函授教育办理经过，由于已经印了小册子（铅印），说话从简。接上就是龙南函校廖光烽主任的报告，比较长（也印发了小册子）。当晚是听广播课（教师在广播站讲），辅导员在教室给学员辅导。我们参听了整个听课辅导活动，明确了辅导员与教师作用的不同，教师仅提纲挈领（函授听课是在自学课文的基础上进行），课数较多，较概括，较多启发的讲述，辅导课则仅就其中一课，根据学员的叙述，予以归纳，并解答问题。第二天与第三天上午，都是会，安排了瑞金函校（比较办得好的）、龙南辅导站一个辅导员对函授学员的辅导及学员学习收益报告，更多的时间是讨论函授管理及学籍管理、作业批改，成绩考试及今后转科的办法。一连两晚，龙南县安排了剧团及县城中学师范、幼儿园教师（函授学员）的文娱节目，会议开得有声有色。临时决定，在赵鸣魁处长总结之前邀请北京函校、乐昌函校、外地代表和省厅袁世忠主任讲话，使会议胜利结束。
这次会议，包括赵处长在内和函校教师都很辛苦，开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议真不易。而我是忙中更忙的人。从开始写开会小册子，作会议计划起，就苦时间少了，两个辅导刊物要编印，会议材料要准备，多亏龙校廖光烽和本校陈大钰与蒋超群的协助，及时提供资料。使我最感快意的是会议期间前一日及后一日共出五期《函授快报》，每日一期四开版，报道消息，写评论，按期印发并发向外间。报纸是重磅道林纸，虽是油印，却比石印的还要好看，字小如米粒，个个宋体，这是一位函校文书田老先生（田中玉）的杰作，善于写蝇头小楷，工绘画，能装帧，能加色彩，标题用各色的字样，十分醒目，为人啧啧称道。内容又比较充实，文字由陈、蒋二人修饰，北京函校同志和袁世忠主任赞为鬼斧神功，宣传精品。
会议期间，我除了主持会议外，整天写稿，又要关心会议大事，心力交瘁，每日丰盛伙食，却难咽下。每夜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但由于情绪高涨，乐此不嫌辛苦。而且，还必须安排时间，为“外宾”介绍情况，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他们问到专修科情况时，我心中无底，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只能说一个教师除须具备语数基础知识外，还必须掌握另一门学科，详细情况只能要现在编写生物、史地函授教材的丘浩宇及陈崇鼎等函校老师解答。开完三天会，送走客人，我与北京函校及袁主任同车回赣州时，在汽车上睡了一个好觉。
大家认为此会开得好，我也认为好。
这次会议，由于是现场会议，主办会议的龙南，认为是给龙南带来的荣誉，乐于承担会议任务，所有招待食宿、会场布置以及宣传、演艺均由当地宣教部门负责，经费也是由他们负担。我们函校二十多人，都只是空手而来，连函校的会计老尹也留在学校未来。我从这次会，尝到现场会议的味道，也体现了现场会议的价值。
北京函校代表教育部的来到，袁世忠主任的亲临指导，赵鸣魁处长于百忙之中，丢开工作主持这一次会议，而且经常会给我出主意，并对我很大鼓励，十八县函校与我校教师的努力，使我至今心还十分感动。这次会议成功的召开，是我举办函授事业的大事，办得热火朝天，一直潆洄在我的内心处。
6喜获全国群英红旗
1961年6月1日至11日，全国文教群英会在北京召开，被江西省文教群英会推介，赣南函授师范学校为参加单位之一，夺得了百面红旗的一面。作为身负全责的我，自己努力事业获此荣誉，该是多么高兴的事。当然，我是高兴的，然而也同时带来了委屈与愁苦，虽不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人非木石，受到委屈，哪能不愁。主要是被宣布参与的同时，通知函校代表出席的不是我，而是另派一位教师代我前往。在此之前，都是由我代表赣南函校参加赣州市和赣南地区文教群英会，并在会上发了言，为什么就不让我代表赣南函校参加。自卑感又涌上我心头，不言而喻，是因为自己有历史问题，过去的文教处长现在的地委宣传部长钟志仁对我就一直有成见，把我三次贬谪（从文教处下放），绮云在嵯峨寺任教也被他驱遣回家（奇怪的是同一校任教，同时被遣的左老师又被允许回校任教，以致绮云终生抱憾）。一向关怀我的文教处长为安慰我，故作违心语。赵鸣魁对我说：“你现在负责函校工作，大半个月时间不能虚席；我身任函校校长自不能去，但也管不到函校业务，看谁能代表前往？”我心中早已明白，明知我不去北京只能由数学教研组长兼党小组长的刘秉刚去，其他较强的人都有历史问题，乐得应口推荐刘秉刚去。于是，刘秉刚便代表函校去南昌、北京开会。回来时，带回省奖大锦旗与中央颁发的红旗（百面红旗，函授师范仅我校一所获奖），在赵处长和我谈定代表人选后，本无功利心的我，心情早已平静。在与同事欢迎刘秉刚归来的途中，刘将两面大红旗交给我，念及赣南函校已被中央树为国家唯一典型，自己多年来的汗水并没白流，也就心满意足。
在1960年6月11日，赣南函校获得中央奖发红旗以后，各地函授单位纷纷来信，要求寄发辅导资料，建立通讯联系。尽管工作日益繁忙，我也只得挤出时间办理通讯联系，当然我们也希望能获取他地好的经验。这一时期，各省及自治区和我们建立联系的约有四五十个。互相学习，是搞好业务的一个基本条件。
为时不久，江西日报社专派冷秋（女）来赣州组稿，地区宣教部门自然欢迎，立即指定刘秉刚（党小组长，数学教研组长）、陈大钰（语文教研组长）为首组成一个写作班子配合进行。第一完成稿，冷秋认为“不行”，又到外面请了几个人参加，写好后，冷秋还认为不行。我过去是写了不少报道文学，大革命时期做过国闻通讯社通讯员，跃跃欲试，又怕伤害别人自尊心。当冷秋向我诉苦时，我才知道她仅是来组稿，而不像别的记者一样写稿。她遇困难时，找到我这个有名无权的负责人诉说，我才自告奋勇地为她做参谋。知道打算搞一张四开全幅版面，我便提出，首先要写一篇概括报道，然后分别从县校、辅导站、学习小组及个人自学经验，照顾全面。要求少而精，富有故事趣味。她要我试写，我就很快写了《赣南函授教育在前进中》和两个小品《古寺书声》、《雪夜携手听广播》（见1961年6月25日或26日《江西日报》及两天后的《光明日报》，都刊在第三版上）。冷秋看后，拍手称赞“对了，这就对了！”当赵处长面，要我负责写完。全部约一万余字，赵处长认可，冷秋没有改动或增减字，就带回去了。在当月报上刊登了，接上《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这并不等于说我写得比他们好，主要是能针对报纸要求特有的文式、体裁写，所以能一写中的。当时任何人写作，不能标名，要标只能标××集体。整个对开报一个版面的稿费，仅仅人民币二十四元，《光明日报》占便宜转载，一文不花。这二十四元稿费寄来后，我将此款为全校教师加餐，谁知此事又引起另一场风波。全部稿由我写，本应由我支配，却在“左”风猛刮下，为大家加餐引出风波。
有一件事，我不能不说，就是我曾被暗中审查经济账，开始我还被蒙在鼓里，一点也不知道，直到事件结束，肯定了清白身，才了解到事件原委，事后想来哑然失笑。
起因，是由于会计尹建仁出主意，在收取粪便费中提出款项，宴请江西师院一些来校讲学的讲师。当时，一般不设宴请客，公款不能报销。由于有人参加了宴会，向上密报，款从何来？以后还逐步升级，怀疑我利用负责人身份，与会计有勾结贪污嫌疑，继当年****，“有山必有虎，有虎必须打”的逻辑，组织了一次审查。由于不肯定，所以在暗中进行。情况是这样的。从1958年起，江西师院与省教育厅分工，由江西师院函授处举办在职中学教师函授大专班学习，在赣州市设站，由我兼任站长，每月派专业教师面授两三天，假期集中讲习。我负责行政管理（学籍由师院直接管理），组织场所，安排住宿，场所安排在中学，住宿安排到交际处，那好办，省事。假期，江西师院会派专人来管理。在此时也，孔原教务长来此讲学，中文系赖（副）、沈主任（正）讲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熊大×（女）讲戏剧，我借此机会，参与听讲，获取新知。当然，大教授来到，行署会有所招待，但联系还需要我。他们地位高，情很挚，我是争取机会和他们打成一片，尽我所能招待他们。他们对我，特别是对赣州很热情，争取来赣州，不怕整天坐汽车的劳顿。赣州教学成效也好。记得在与赣南函校夺取红旗同时，赣州四中也获得全国文教群英会百面红旗之一。论师资，由于赣州四中由私立中学改成，教师素质一般较差。获得红旗时，曾归功于函授教育。四中教师参加江西师院函授人数最多，函授生曾在教师来讲课时，大宴致谢，我也深为之感动。由于我与江西师院的关系，我们办函授教师辅导员培训时，曾向江西师院要求，蒙派六七位优秀教师协助教学。由于江西师院当时教授不多，来人多为讲师（如谢本良等，后来都是知名教授），鉴于他们的热情，苦于无法表示感谢。凑巧尹会计作了此建议，就在赣县第二招待所（在大公路，今尚在开设，主要是方便讲课，有讲堂）备办了一桌丰盛酒席，宴请他们。当时仅我和党小组长刘秉刚作陪（记得为了便利买汽车票，车站赖站长送票来也参加了，于是又添上了一条罪状）。当时，我并不在意，谁知几个月后，参与过审查工作的数学教师肖思培告我：“组织上让我告诉你，你在经济上是清白的，只是请客还是不应该，你可以写个检查，也可以不写。”简直是闻所未闻。后来尹会计才告诉我说，他们已查了几个月的账了，又把账本调去又送回，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直到肖思培讯问请江西师院客费从何出，才了解了这么一回事。终于尹会计向赵处长说明此事，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自然，我问心无愧，当然我没有必要作检查了。
事过了好久，尹会计告诉我，江西日报二十四元稿费添菜吃，也作了处理，参与吃者每人扣去分摊费。尹会计怕我不舒服，他又将我应摊的垫缴了。天下之事，无奇不有，区区小事，却斤斤计较。好在并未伤我一根毫毛，也未损我一分清白。反正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左”风吹来时，只有逆来顺受！
友谊是长存的，并不是说，请吃一餐，就增进了友谊。我每去南昌，即开别的会，也会去江西师院访老友。某一天，快吃中饭了（那时，还是1960年），他们坚留我吃饭，在食堂吃客饭（不知是谁付款、粮票），竟有两菜一汤，正要吃，师院住校老师来吃饭了，把两张方台并起来，接上每一个人带着自己的饭菜又再加上一个菜请我吃，两桌坐满了，菜也满了。还记得黎龙（黎国昌）和谢本良等纷纷以茶向我祝酒，那种热情，真的感动人，这比一桌丰盛酒席好多了，情义重千金。特别是在我被贬以后，他们来到赣州公干和讲课，总会在夜间来探访我，这是办函授业务的留念。
7拆庙搬菩萨，函授教育付东流
从全国文教群英会树立赣南函校为全国红旗单位后，经过《江西日报》及《光明日报》以全版幅报导，赣南各县函授教育，加紧狠抓学习质量。赣县、南康已结束为期两年的数学、语文专业转为选修其他专业，其他各县也加强了辅导力量，兴旺继续了一个时期。但为时不久，便起了变化，由此变化使函授教育事业风流云散。
1961年，赣南函授学校移并赣南师院设函授部办理，美其名是加强教学辅导力量，实际上是另有原因。先还由我担任副主任，率领原班人马工作，不久就派了原在龙南任宣传部长后调文教处秘书的蔡宪銮任部主任，后决定调出。调来没多久，便决定设置函授及师资培训两个科，我不再任副主任，而是改任函授科长，另调前龙南中学老师王源熙来任培训科长，作为骨干。我是听从组织安排，随遇而安。但到后来，才清楚他是下山来摘果子的。以一事为例，函校原编辅导材料受到外界欢迎，他则改头换面，以赣南师院教师进修处名义重印，对外出售。就我所知，仅《语文教学辅导资料》重印一万份，很快销售一空，并不按我们原来做法仅取成本费，而是每本1.00元（以前照成本每本0.78元），凭这一项净利两千多元，这就成为他自己掌握的小金库。但他大胆每人发给钢笔一支，我也只有领受，此笔我搁置未用后来转给黄河，说是辛劳纪念。在他任内，在职培训是没办，函授辅导员训练却办了多次：一来请教师讲课，主任科长陪吃饭；二来结业开学设盛宴，大家欢喜。他还喜欢巡视，得意受人捧场，自己花费也很大。部内积有烦言，而蒋超群已结束了《赣南教育》编印，调回处内，对头相聚，自无好事。1962年，全国进行精简机构，所谓进入“拆庙搬菩萨”时期，可能是由于函授教育重文化，因此削弱政治，函授机构首先被精简，而且是精简办法中最彻底的瓦解，被“拆庙搬菩萨”。主任接办赣南一个剧团，他主动留部办完精简工作。教师蒋超群，由于不久前曾回乡为行医的地主父亲祝寿，确认为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决定遣回老家——五云桥劳动改造；新教师刘湘灵，江西师院数学系毕业，分来不到两年，他是广东人，好吃食，假期回家，会将当地土产带点给大家，构成“投机倒把犯”，送回广东原籍劳动（在20世纪80年代，蒋超群调回学院退休，刘湘灵平反），老教师陈大钰回崇义中学任教，带着海外关系身份（兄是台湾警备司令陈大庆），不久被清洗，后来政策宽松了，复职并安排到政协，可惜很早就病故；老教师陈显经全家都一直住在赣州，偏要他一个人回于都家乡岺背中学任教（连于都中学要也不给，说回家才能更好改造，20世纪80年代调回赣州市教育学校）。而我呢，自然是待宰羔羊。处理意见是“一向办理小学教育，有经验，派到赣州市一个最大规模的小学当校长”。自然，不是中山路小学就是厚德路小学。可能，因为我是个民主人士吧？反正，谁敢抵抗。奉命第三天，我立即前往市文教局报到，一向熟悉的钟局长（后任九中书记）接见我，笑嘻嘻对我说：“你暂时休息几天再说。”似乎是不欢迎，我摸不着头脑。一个不做工作浑身难受的我，游荡了近半个月（不是失业，而是等待，工资一文没少），文教处通知，我仍回文教处工作。处长赵鸣魁已调任赣县********，局长毛晶波原是我的老领导（做过专署文教科长）。从此，我又像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样，获得了安慰。尹建仁已早被文教处调来主管全区教育经费，秘书钟凤森原是老战友。精简乌云，消散殆尽。我是安然无事了，可是战友啊，遭难的在苦难深渊中，一般都飘散各地。有时见到前处长赵鸣魁，谈及往事，都很惘然，也无力挽回。
此后的工作，毛晶波是支持我的，也愿意再在赣南继续把函教事业搞起来。开始，由三个师范的函授部举办函授，后来又新分配本科生就语、数、理、化、外语等由我负责主办业余教育。只是函校撤销，前由江西师院后移江西教育学院的函授处也被撤销，函授教育经过一番大摧残，已难振兴。
虽然，函授是一个好的教育形式，当前广播电视又如旭日之方升，所以从报纸上看，函授之花还在璀璨放光。可是，与我是分手了。
但我一直在内疚，愧对赣南曾参加函授学习的老师们。因为，办了近五年，没有一个毕业生。不比江西师院语教两科，时间是一样，他们是五科结业才毕业（语文是******文艺思想，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戏剧、诗歌），长的仅一年，短的半年，已经因而复始，有凭五科结业证书换取一张大专函授毕业证书。当然，也有遗失结业证书，由我证明，仍可向省里联系取证。不少人有了毕业证书，而赣南函授中师却没有发，因为仅仅赣县、南康办了语数两个专修科的结业，没能得到三科结业证书换毕业证书，准确地说，没有人一个得到毕业证书。学员当然是失望，我是抱愧于心。这，怪谁呢！我忏悔，我在这里做了一个函授皮包公司的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