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0年走出牛棚后，一直就在赣南师院图书馆供职。当时我已过花甲之年，但“白发难掩老骥心，不甘伏耕奔新程”。除了组织分配外，由于我爱书，我爱读书，爱藏书，从童年到老，书就是良伴。当然，图书馆事业是我憧憬中的理想事业，尽管一生坎坷，老年归宿是在图书馆，一直工作十五年到退休，我为此感到庆幸。
所以爱书，还是从孩提时期养成我读书的兴趣，吸引我的书，是一部父亲交读的《三国演义》，使我一读就上瘾，这比读“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更有味。以后又接上读了一些，也多是《今古奇观》《水浒》之类，到后来进到读林抒的译作和郁达夫、巴金、茅盾写的小说，读的可不少；在此基础上，也阅读科学、哲学作品。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无事可做时（地方不靖，局里无公可办），通读第一集《万有文库》。因为这样，我就宁可省吃或不吃零食去买书，当然也托亲长买（实质上是白要）。还是普遍的心理，买来的书总是暂时搁置，主要是向人借书，向图书馆借书，有时一夜看完。而且买来的书，堆满书架的书随着灾难，在南昌、在杭州、在贵溪有过三次大劫，几乎全失，然而我还是买了藏放，现在藏书还不少。由于这样，我一生也与图书馆结不解缘。20年代在中学读书，为了能多看书，愿为校图书馆整理图书；30年代初流亡在浙江、嘉善住了近半年，因借书（当时，借书只要店保，我是怡和钱庄作保，能大量借阅），就此认识了嘉善县图书馆许振东（此人后调浙江省图书馆，30年代末已是专家），他很欣赏我的读书，极为友好，他的办馆事业风味高人一等。他曾回答我的问题，办馆不怕遗失书，问题是如何使书能发挥作用。他到后来，竟把当局勒令封存与待销毁的书借给我看。在工作以后，各县图书馆及浙江省图，我都会去借书看。新中国成立后，利用在行署文教处工作机会，一面协助工作，一面借书，藏书最多的一中与赣州师范是我的借书重点，以致后来赣南师院设立图书馆，我自然是辅导与借书双管齐下。也正因为如此，我做县文教科长时，办图书馆是我的要务。在贵溪，除在县城、鹰潭、上清等地开办图书馆外，还办了一个儿童阅览室，并建有小馆舍。当然，我生命中理想事业，就是图书馆了。当我第三次被贬谪到赣南师院时，曾通知我到师院任图书馆长，当时喜出望外。谁知报到后，竟是到教务处搞教材教具科工作。我只有随遇而安，刻钢板、印讲义，以至到后来承担办起院印刷厂，学会检字排版技术。“**********”到来，曾经一时避过风险，毕竟大劫难逃，自然进入牛棚，作了牛鬼蛇神。直到在第二次解放后，命令我随周嘉绩去恢复图书馆，尽管此去不是做官，可是到图书馆工作，正是我的希望。我愿！我愿干！
好就好在“我愿”，不计名誉地位，不怕困难险阻。十五年来，兢兢业业，夜以继日，攀书山，沉书海，终于闯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不仅使图书馆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誉满赣江，使赣南师院图书馆获得本省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设备图书充实，为赣南冠，馆舍巍峨，在当地难以伦比。我则连续四年被评为院、市、地区先进工作者，院代表大会代表、学术委员会成员，被选入市政协常委。被贬深渊，最后仍能浮起，尽管还是普通一兵，但能开鲜艳之花，吐出芬芳，心愿已足。
1万事开头难，难不倒苦心勤劳人
出牛棚，获第二次解放，获得一年多被扣发的工资，又获得自己心满意足的工作，自然格外勤奋，格外努力地去做工作。尽管已过花甲，自己并不感到老年的到来，就像一个青壮年那样，也许超过，用个人的精力，不计名誉地位，不计上班时间，只要有利于图书馆恢复工作，莫不竭力以赴，不达要求誓不休。尽管恢复工作艰难，开头更是难，只要努力加拼命，困难是会一个一个得到克服的。后来，事实确实证明是如此。
开头奉命恢复图书馆的一共有两人，除我外，还有一个比我约大十岁左右的老教师——周嘉绩，他是老教师，是原师专遗留下来的三个副教授之一，是老党员，也因为走白专道路进过牛棚，他是卫生部原副部长傅连暲（此人我在南下从军时他在长汀一个教会医院当院长，也看病，我曾多次找他看过病，傅后来就参加红军了）的女婿，又是我大公路家对门的邻居。他人很老实，工作很负责，他已经先到馆一个多月，因为年老体衰做不动，只能每天扫扫灰尘，我的到来，自然一拍即合。他是作为领导，我是被领导，但他欢迎我，信任我，一切听我的安排。于是，我们两人很合手，共同工作得乐呵呵的。
千幸万幸的是在“**********”劫难中，全馆20多万册中外古今藏书，无甚损失，在赣南全区中是藏书最多的图书馆。这全仗地委宣传部那位接钟志仁任的部长刘玉瑞，他是一个有心人，也是一个好心人。赣南师专全校，几被赣南纺织厂蚕食罄尽，因为师专书记王毅忱的夫人王心阁由区妇会调任厂长，夫妇串通一气，在师专校内左边建厂，校基几乎全被纺织厂占领。刘玉瑞体会到******“大学文科还是要办的”的意图，就千方百计左一个、右一个在今办公大楼前几栋先后不断地办干训班，并转为赣南教育学校，一直到恢复师专，留了几十个教职工，因而保全了全校的图书仪器（图书集中在办公大楼一楼三楼，仪器集中在理化大楼），这是他在被批斗之余坚持下来的成果。不然，20多万册图书会成为赣南造纸厂的原料，赣州师范的藏书就是这样的结果。谢谢刘玉瑞先生，留下了这批国家财富，也给我们在恢复工作中奠定了基础。
办馆只有两人，如何办？我们合作得好：他点头，我动手兼跑腿；他主持内务，我做外勤；我出主意，他支持。先急其所急，应当时最迫切的所需，先许教师外借图书，后设书刊阅览室，让学生下午、晚间、假日在室浏览新的书刊，选列当时受欢迎的文艺作品，包括被批判的《红楼梦》《水浒传》等等，让学生在室内阅看。当时有六个科的学生上学，读书是第二位，劳动第一是天经地义。下午和假日正好调他们来义务劳动，而且是受到学生欢迎的劳动，用了好多劳动力，很快就利用了办公大楼正中两大办公室（比教室还大），一个是报刊室，一个是书报阅览室（此室是每天下午、晚上、假日经常开放的），周老先生坐镇，安排学生干部协助值班。不久，又派了一位德语教师吴月华（女），共产党员，为人老实，作为周的助手，共负阅览室工作及外借给教师工作。我则全力到外面订购刊物、图书，图书馆已经多年没买书了，当时出书也少，虽不致像戏剧只有八个样板戏，然而为数不多，好在书店还有书可买，我还向赣县、大余等新华书店选购这几年出版的新书。报刊几乎大部分都订，这时要钱还容易来，我还会向京、沪、南昌的新华书店邮购，买进书确也不少。因此，我只有到晚上才能将新书登记编号制卡，当然，是一知半解依样画葫芦，好在还差不离。还要将新书大意预告，欢迎师生在阅览室阅看。新刊很快到来，自然，文艺的更多人争阅。因此，阅览室里总是爆满，赢得了师生欢迎。
不久，原在馆负责编目制卡的专家顾飞鹏调回馆（只有她是一个内行，我们三个人全是外行），有她负责登记制卡，这就减少了我的劳动份量，进而能够有余力做更多的工作。从顾飞鹏回馆工作以后，经过卡片整理，卡片发挥了作用，于是也有力量安排外借时间，师生都可以借，但学生不能进入书库，只能按卡片，通过新书介绍或提出书名请求查找。就这样，外借、阅览及教师资料查阅这几种主要业务，就齐备开办，成为名副其实的图书馆了。阅览室的日夜开放，假期开放，深受全校师生交口称赞，当时校领导亦表满意，就我们四人将图书馆恢复开放了。
2图书馆恢复开放
从接受恢复学校图书馆的任务后，我就全力以赴，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好在经费足，可以随心所欲订购报刊、新书；地方大，随处可以摆布。供人读书，劝人读书，是好事，因而很快图书馆就在全校师生的期望中恢复开放了。
不过，恢复之时，“******”还在朝中掌握政权，威灵赫赫，不可一世。张铁生在高考交白卷居然作为杰出典型被取录，读书无用论还是高唱入云，多读书就会导向“白专道路”。我们办学校图书馆的目的，是劝导师生多读书，学生要把图书馆当成第二课堂；教师要把图书馆当作研究所，参考钻研，使教学相长。而我当时肩负的任务，便是宣传图书馆的作用，敦促师生深入书林，竞攀书峰。稍一不慎，便会被认为与“******”唱对台戏。这，我是清楚的。然而，“红专道路”总可以走吧，红中求专，也得读书，上图书馆。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图书室里成年累月读书，写完《资本论》，这总不能说不是吧。列宁无论流放到哪里，就在哪里读书。******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们就以革命老前辈的好学读书的事，大力宣传，还列举了中国古代先哲读书求知的事例。
学校在理化大楼与教学大楼之间设置了一道宣传墙，有二十四扇玻璃橱窗，每扇60×100厘米，近一张对开纸。我们要了一半，计十二扇，作为“读书园地”，专门推荐新书、好书，介绍读书方法。除了宣传马列毛有关读书与关心图书馆工作的话，介绍中外名人读书方法外，还摘录文化教育动态。鲁迅是毛主席推崇的文人，鲁迅是从不离开书的；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虽是美籍华人，但得过毛主席的赞誉，当然可以把他们的事迹宣扬。把图书馆的功能与读书的效益宣传好。尽管一个月一次的橱窗刊物，要花上我整整五六天时间，我也乐此不疲，因为编写得生动活泼，宣传橱窗前总是挤满了师生，领导也交口称赞。依靠宣传，阅览室的观众座无虚席，借书看的人也多起来了。以后，越办越有发展。1974年，师专恢复了名称，对图书馆事业支持不遗余力，我们宣传读书工作，也就百无禁忌。学校拨巨款订购古今中外大批书籍，也拨巨款专建图书馆馆舍。工作人员不是几个人，而是由十多个人到几十个人，而且专门调来馆长负责，图书馆在学校工作中有了地位，而且在大专院校及地方图书馆中也有了地位。
恢复图书馆，顺利开展外借、阅览工作，深受师生欢迎，学校领导已经常给我们予赞誉，并在教师大会上予以口头表扬。1974年师专恢复，设有中文、数学、物理、化学、艺术、体育六个专科，教师学生猛然增加。图书馆也就添加了不少人员，其中有新从大专毕业分配来的，也安插了少数调来的教师家属，设置专任馆长，先是由总务处长刘价心担任，以政工组组长罗显祯为辅（周早已退休，不久即病故），不久即由罗显祯专任，负责馆务。我则负责资料组（有外借、阅览、编目、资料四个组，资料组后来改称参考咨询组，有职员六人），分管宣传（编写“读书园地”——橱窗刊及油印的《图书馆园地》），分管一个教师资料室（馆藏书中必须选列一种以及重要藏书，凡是馆有的，虽仅一本，也必须存储在此），外有古籍室（除线装书外，还有《万有文库》《图书集存》及画册画页等）及外文室。馆内工具书，基本全部集中在此（新馆建成后，设有工具书室供检阅）。这是馆藏精华所在，我能在此工作，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好书、新书任我取看。特别是常用工具书，基本上全有，轻便的摆在办公桌上，较重而大的，则放在座后书架上，随手可取。我欢喜工具书，是在试验四角号码字典时形成的，我逢着书报上不认识的字，不懂的词，必查到而后快，决不过晚。我在那时编写宣传栏时，往往以提出问题的形式给人们以启发，经常帮助来室师生（学生不能进入教师资料室，但办公室是允许来的）查一些资料，有时也解答问题。在宣传橱里我也往往应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进行图书宣传介绍。特别是在确定负责辅导文献检索及解答读书疑难的任务后，不少青年教师会上门查检工具书和由我帮助查资料。我也以此作为自己进一步求索、上进的工作，几乎全力以赴。在******晚年时，常在批发文件及接见外国宾客时的对谈中使用一些典故（包括成语、谚语、格言之类），当文件到达有些难解之文语，地委会派人，有时还邀了一些擅于古典文学的老先生来到我们图书馆，并选中文科一些老教师查找资料，求出处，译语义。来后自然会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要小沈（沈义芙教授之子，协助我整理古籍）伴他们去古籍室去翻阅资料。我当时是小心谨慎，没直接询问，我是不去凑热闹的。但有一次，同时接受校内教师查一首诗词，也去古籍室时，见小沈桌上有文件，另有一件纸条，上写三条待查词文，其中一条是“贤贤以与昭昭，使人昭昭……”这句是我儿时熟读能背，而且《孟子》容易通解。我就说：“这句是《孟子·尽心篇》的，《古文辞类纂》里查不到。”后来他们一查，果然，于是邀我也参与。好在我熟悉各种工具书的查法，另外两条很快就从《佩文韵府》及《诗词曲语汇释》两书中找到了。当时会查古籍工具书的校内为数还不多，有点会的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前后不过用了十几分钟，是从所未有的，查找者很满意。此后，地委逢有待查资料，当然是来找我，记得如“水至清则无鱼”、“皎皎者易污”以及“报君燕王台上急，提携玉龙为君死”、“广积粮、缓称王”、“何时彩云归”……前后查了三四次。记得有一次是电话查询，是从毛主席会晤外宾引用的典故，如“越俎代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越俎代庖”的庖、俎两字，《论语》书上屡见，我知道庖是厨师，俎是盛鱼肉之器，也能切割鱼肉，顾名思义即可明确意义，不要包办代替，立即一方面在电话中告诉，一方面查书知是语出《庄子·逍遥游》，告诉出处。后两句从《诗词曲语汇释》查系王勃《送李少游之任蜀川》，不上五分钟。自此以后，查资料者纷至沓来。后来，我听别人告知，很多人叫我是“活字典”、“资料库”。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一是对人热情，有求必应；另一是会查工具书，绝大多数是当场解决。宣传橱中还将普遍性解答问题揭示出来。解答范围越来越广，除古语词外，举凡历史史实、中外地名、科学名词以至于美术如老舍向齐白石所求字画名“蛙声十里出山泉”的出处，有的在看过《清明上河图》后询问，此图是否是清明时作，等等。我曾将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题作为我所写的《工具书的使用》的例证，厚厚的一大册，现存家中，惜因因循致迟，无法送去审查出版（后来工具书查法很多），成为憾事。以后李世丁同志分配来组，他很聪明能干，很快就熟悉一切工具书使用，他博学多才，在咨询解答方面，更显得出色。他很快编了一本《文献检索》，作为中文系学生必修科目，由他讲授。我退休后，他接替了我的工作。现在是副研究员，发表过不少论文，是图书馆中出类拔萃的干才。助我整理古籍的小沈，也在后来写过一些论文，现在他带着爱人去海南闯天地了。
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里，在图书馆里工作时，我写了十多万字的文史资料，就亲身经历，亲自见闻，有关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情况，据实写作。先后在江西省、南昌、新淦、赣州等地省市文史资料上发表。为什么写，当然是省市党史办及省市文协的敦促，更主要的是，我在旧藏及新购的党史、文史图书中，不止一次在国内出版的看到披露的文章中，有一些失实甚至于捏造事实之文章。我是八一起义成立庆祝大会的十三个主席团成员之一，尽管起义事前是保密的，但事后的情况我是了解一些的，而且此后不久，我和起义军一起南下，参与革命委员会农工会工作，一直到潮汕失败止，始终是参与其事。其中也见到一些是道听途说的细节。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记述南昌学生投军参与八一起义经过，完全与事实脱节，不仅虚构，而且幼稚的写作令人啼笑皆非。我是当时在江西全省学生总会负主要责任的，南昌市****和我们在一起，所有两会的事务，都有我参与。当时组织分配我的任务，主要是欢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到来（当时是过境东征），写贴欢迎标语，组织部队团长以上的军官欢宴，到过驻军所在地联系，并无战斗迹象，直到七月三十一日午夜枪声大作，次晨********汪泽楷来学总要我以群众团体名义发电庐山给张发奎请他即来南昌，才将起义事件告诉了我。奇怪的是此文中竟捏造驻扎在学校中的中学学生宣讲起义要旨，组织校中学生，并发给枪支参与七月三十一日晚的起义战斗。像这样机密大事，不会如此大肆宣扬，当时，反动军队还大量住在城内，不怕泄密？明眼人一见此文，真伪立辨。鉴于史实脱节，我曾据理剖析，并将事情原委去函该出版社，但久久未得回音。当时，书上史实错误还有不少，于是引起我这知情而又好管闲事的人写有关江西、南昌大革命时期文史资料的动机。在写寄党史办及政协以后，深受他们的称赞，誉我为“抢救文史资料”的热心人。于是，纷纷刊登我的写作文章，也有单位要我补写和改写，只要他们来信或来人特邀，我总尽力而为。曾经多次被评为省市政协文史资料积极分子。仅江西省政协与南昌市共青团委合编的《江西省青年革命运动回忆录》就刊登我特辑写作三篇，南昌、新淦党史办也曾经要我写过特辑的文史资料各一篇。通过回忆，也为《赣州文史资料特辑》写过很多篇的文史资料。我所写的，都是亲身经历，亲眼目击，实事求是，主要是通过我的作品，矫正某些刊物上刊登的文史资料的失误处，让当时的事实还回本来真实面貌。我之所以写记八一起义随军南下记略，一是为了纪念生命史上为革命从军的惊险记述，二是为了失败后革命撤退隐蔽、澄清自己当时脱离革命的原委，事出有因，情在可原。
顺便也谈谈写文史资料带来的麻烦。那时，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室特邀我专写一篇纪念陈赞贤烈士的文章，因为我在1926年冬和1927年初曾多次和他在一起，较为熟悉。他在赣州被杀害后，赣州工人曾持血衣来南昌（有一个人数较多的请愿团，并由南昌转去武汉）请愿，要求惩凶，为烈士报仇。我又是陪同前往省政府、省党部请愿。本来就这两段史实叙写就是，但我回忆陈赞贤临别前曾作死别，认为回赣州生命难保。新中国成立之初赣州镇反运动期间，我和行署文教处的同志，曾到赣南造纸厂参加一个追悼陈赞贤烈士、批斗现在厂里做技术员的刘甲筠的大会，会上职工声泪俱下（不少与会者是陈赞贤生前战友），哭诉陈赞贤是被反动政府召开的公法团体代表会商讨追悼孙中山逝世纪念工作时，被反动派打了十八枪（1927年，我见过血衣，数了数有十八个枪洞），刘甲筠身为妇女会代表，也打了一枪。会上群众怒诉刘甲筠勾结党政军头头及其丑行，当时刘甲筠是低头认罪，引起我的气愤。不管是她打的第几枪，还是末后补的枪，反正有她一份。这次斗争会我参加了，后来在学校图书馆又找到一本解放初江西省民政厅所编的《不朽的革命战士》，也有与群众指控的记载。这一来，我就又加上一段，斗争刘甲筠大会所见所闻，稿子是发表了。不料在20世纪80年代，刘甲筠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病死在家里。她在信丰工作的儿子为她向法院平反，理由是她当年仅有十六七岁，虽参加会议却并无暴行。法院为她平了反，可因为我这篇文章，认为我是诽谤他母亲，提出：“你可见到她补枪？”“你怎知丑行？”气势汹汹质问我。当时批斗大会，纸厂无记录留下，好在江西民政厅的那本《不朽的革命烈士》恰在我手头，“要为你妈辩护，请去南昌找民政厅去。”他们才悻悻而去。一来，怪我画蛇添足；二来怪我不是亲自目睹的，即使书上有，也不能引以为据。这是我写文史资料的教训，也要感谢图书馆有十多本《不朽的革命战士》存书，解除了我的磨难。
在资料室工作的日子，除主持工作以外，我还搞了些“副业”。
除了写大革命时期文史资料是基于从藏书中看到有些不符事实的内容引起我在这方面写作外（当然是业余时间从事写作），我还利用图书馆藏书报搞了些副产业。首先本于介绍文献检索而写的《馆藏工具书的使用》这一书，即使不对外间发挥作用，但自己却通过写作更能熟练运用。其次，自己常会翻阅古籍，辑来了不少趣味文，如“文虎”——即灯谜，而且研究了三十多个格调，为数可不少；再其次，是各种形式的“对联”，也相当的多；再其次，是“回文”，包括诗词、联、赋，虽然不很多，但基本上搜集齐全。“回文”在坊间未曾出过专书，曾听一位教师说，曾见刊登售书广告，但到现在还未证实。（“回文”与“谐联”两个集中，绍荣曾说他会同绍棠整理，交给了他，然而至今无消息。另注：收集的回文已结集《趣文集粹》，21世纪初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还有“酒令”、“神智体诗”，艺林趣事奇闻“十数种趣味文体，还包括有最短的小说、戏剧、讲演、评价……”现在都在，如果我的目力允许，似乎还可整理出来。我在资料室还做了许多数据工作，如“蜾赢有子，螟蛉负之”，一直误认为蜾赢不产子，喂养螟蛉为子，事实上是蜾赢捕螟蛉放在窝里，产卵在其体内，幼虫长成后把螟蛉当食物。”又如《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实际上“硕鼠”是“蝼蛄”，几曾看到老鼠去吃禾苗麦子。有关封建王朝的科举，八股应试制度，也作了条分缕析的抨击；有关书册中史料记述的错误，也根据正史作了辩证。一般都写成短文，并在每月一期的宣传栏上刊登。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奉命负责学校图书馆清查整理古籍的任务。这一任务，早在******总理生前就曾经发出一个抢救古籍的号召，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收集、清查、整理、珍藏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国家给予的任务，是在限期内，组织人力，辨别真伪，上报数字，等候验收。其属于珍本——指唐宋至雍乾的版本，现在保留在馆里的绝本与稀本。也就是要将珍本、善本古籍由国家保存。中国的古籍即线装书，由来已久，都是木版印刷，用薄纸线装。书之多，除官家书外，还有民间印刷。书也遭过不少厄运，从秦始皇焚书起，大规模焚禁者，为数不下十次之多。清乾隆朝曾大举向民间征书，寓禁于征，多数成为禁品或被毁，留下部分亦经修改辑成四库全书。当时，民间古籍，搜括殆尽，古籍遭受厄运。入民国以来，古籍很少出版，坊间虽有少数古旧书店，民间尚有少数藏书，但已寥寥无几。新中国成立后，古籍书店已告解体，市面上已难见有收书售书情事。自有铅印书后，一般人已不重视古籍，往往以废字纸廉价售于小贩。“****”时，线装书也受到厄运，往往被抄毁。赣南因交通不便，文化较不繁荣，一般藏有古籍是为数极少，只有学校留藏有古籍，浩劫来到，古籍较多之赣州师范被送往纸厂做原料，一中等校则也散失很多。三大院校中，冶院及医专古籍少，仅有我校——赣南师专有较多古籍，然虫蛀不少。赣州市图书馆也是有古籍，但多是在土改及“****”时被抄禁转送市图书馆。古籍的清查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我校图书馆肩上。赣南师专之所以藏有近万册古籍，主要是在成立师专时，因为自命为赣州的最高学院，曾向已关闭的古旧书店及各地购备了古籍如《十三经》《二十四史》《永乐大典》（部分）及一些文集诗集。当恢复图书馆时，我按四部例——经史子集分类，度藏列成六大书架，放置一个大房间内。我对古籍，本无兴趣，因工作需要，不得不勉为其难，钻研古籍陈设门路，至是略有端倪。但如何辨别真伪，是否善本珍本（虽有出版年号，但一般不可靠），我又是门外汉，好在随之而来省与中央发来不少资料文件，所在古籍中也有一些分门别类，史料记载。尽管我不懂，但我决心深钻，边钻边捉摸，也就慢慢有了点眉目。我还去找过曾在古籍书店工作过的古某，知道一些情况，就是纸张、装订、行距、字数，甚至天地空白处也有一定分寸，根据上级发来的审辨标准加以融化，不到半年工夫，已经基本就绪。由于古籍不算很多，属于雍正乾隆前的仅存十二三部。在此期内，我在整理古籍中获得不少新知。但凡干一件新的工作，既有利于社会，也有利于个人。我弄清内容，也了解了《四史》《十三史》《十七史》《二十二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与《二十六史》的内容，也涉猎了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以及后来印发出版的丛书集成等。由于我的工作地点是在江西，在赣州，当然有关于赣州、江西的文史资料是辑录了不少。特别是宁都的大小三魏的文集，易堂九子文集，浏览后作了详细的记载，甚至于西江四戴（大余县的状元）也发表在《图书馆园地》与《图书园地》上。就是曾经在赣南工作过的名人也有详细报道。后来，我编了一本江西文人集，凡在赣南生长或工作过的基本上没有遗漏。在经、史及地方文人著作作了考证，有的列成了表，有的写了摘录，部分曾经公开发表。在整理古籍工作中，除整理馆藏以外，也还辅导县市整理工作。并且代表地区及师专参加了一次整理古籍工作会议，会议中心是总结全省古籍整理工作，并进一步研究今后古籍保管及分配到省的古籍翻译工作。赣南出席代表三人，除我外，还有时任师专中文系主任沈义芙及地区文联秘书长吴中。会议是由省委宣传部和江西人民出版社主持，除听取了中央古籍整理会传达报告后，先后特约数人发言，最先是由江大谷校长就古籍整理意义结合自己古籍整理心得作了一篇较长的发言，我的发言是紧接着谷校长，叙述了整理古籍的经过，在会上作了详细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