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焚烧书籍，始皇还坑儒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扶苏进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大怒，命扶苏离开咸阳前往上郡蒙恬军中监军。
蒙恬祖上原是齐国人，自蒙骜入秦为秦国效力，到蒙恬时已经是第三代，皆是功勋卓著，战功显赫。蒙恬受命北逐匈奴，夺得河套一带，而后领军修筑长城，驻守北边。蒙恬的弟弟蒙毅也深受始皇重用，“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现在我们将双方的实力进行一下对比。胡亥一方，优势在于他们封锁了始皇驾崩的消息，而且可以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玉玺和兵符假传圣旨，而这些伪造的圣旨具有至高无上的效力。
李斯多年为相，在朝中的名望无人能及。弱点在于，他们是在说谎，谎言一旦被揭穿，他们立时土崩瓦解。扶苏一方的优势在于扶苏的身份，而且他品行端正，宽厚仁爱，深得民心，蒙恬则手握重兵。弱点在于，他们不知道始皇去世的消息，信息严重不对称，而且扶苏为人迂腐，“厚黑学”的造诣太浅。对比之下，双方各有所恃，势均力敌。而始皇驾崩的消息和扶苏的性格就是其中的关键，如果胡亥、赵高和李斯能充分利用这一点，最大限度地借用始皇的名义和权威，那么胡亥一方就赢了。如果扶苏不相信赵高发来的伪诏，要求死也要死个明白，或者率军回咸阳上诉，那么胡亥、赵高、李斯一方必败无疑。
说到底这是一场冒险。对胡亥等人来讲，最坏的一种情况就是扶苏接到遗诏后拒不执行，那么胡亥一方就无计可施，只能等着斧头落在自己脖子上了。他们赌的就是扶苏的性格，赌扶苏是个乖乖听父亲话的好孩子，哪怕父亲让他去死，他也会照办不误。这样的孝心一般人是不会有的。舜的父亲瞽叟不喜欢舜，几次三番谋害他，舜也并没有将自己的脑袋乖乖送到自己的父亲的斧头下。就连“圣人”孔子也曾说过“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话，所以胡亥等人的计策相当冒险。
偏偏扶苏就是那种打着灯笼都难找的极度孝顺的好孩子。扶苏接到胡亥送来的诏书，立时大哭，回到内室就要用胡亥“赐”给他的宝剑自裁。蒙恬见事不妙，及时上前拉住了他，开导他说：“始皇陛下如今在外巡游，太子未立，而命令臣下率众三十万戍守边疆，并派公子前来监军，这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如今不过来了一个使者，公子你就听命自杀了，谁能保证其中没有阴谋诡计？唯今之计，不若上书始皇，如果始皇真的降旨命我等自杀，那时再死也不迟。”
就在两人对话的时候，使者等得不耐烦了，生怕夜长梦多，开始催扶苏抓紧时间上路。扶苏该听的不听，不该听的却听了，说了最后一句话：“父皇赐我自尽，还上书请示什么呢？”就此伏剑自杀。赵高眼中“刚毅而武勇，信心而奋士”的扶苏在禀承法家思想的始皇帝的手下身亡了，留给人们截然不同的评价。苏东坡肯定扶苏之死，“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而明朝首辅张居正则持否定态度，“扶苏仁懦。”
一份诏书，一把宝剑，一个使者，简简单单的组合，胡亥等人政变的最大障碍就这样消灭了，简单得令人吃惊，扶苏会这么听话也令人吃惊。
扶苏品质高洁，绝对算得上是“三好青年”，却连背父不孝这样一点委屈和挫折都忍受不了，根本不适合做一个掌管天下的皇帝，也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领导人，更说不上优秀了。
秦亡于胡亥，亡于始皇，其实也亡于扶苏。扶苏的听话就是错，他的仁弱就是罪。扶苏死后，蒙恬孤立无援，即便起兵也师出无名，不得已束手就擒。将大秦帝国拱手让与胡亥、赵高这些暴君奸臣的，就是自负仁孝、敦厚爱人的扶苏。扶苏不顾自己的责任，弃子民而慕虚名，舍本而求末，实乃大秦帝国的罪人。
始皇一代枭雄，选定的继承人却是这般模样。始皇如果泉下有知，看到扶苏这么听自己的话，不知会作何感想。无独有偶，千载之后，大明帝国开国皇帝朱元璋选定的继承人建文帝也是一副“菩萨心肠”，竟然下令士兵在战场上不准伤害起兵夺位的叔叔朱棣，结果朱棣靠着这道护身符逃过了数次危难，四年后将菩萨心肠的建文帝从皇帝宝座上撵了下来。
扶苏死后，蒙恬失去了依托，无法号召士卒起兵，手中空有三十万大军，无力回天。蒙恬不愿就这样冤死，只好将兵权交与副将王离，束手就擒，被软禁在上郡阳周县。胡亥派李斯手下舍人出任护军都尉，代替扶苏监军。一代名将，没有死于战场，最后却死于政治阴谋，真是可惜。
从发出诏书至接到使者的回报这段时间，李斯、赵高和胡亥不敢马上回咸阳，用■凉车密载始皇遗尸绕行上郡，意在威慑扶苏和蒙恬。始皇驾崩的时候正值暑天，遗体很快就腐烂发臭，于是胡亥等人下令买来一石鲍鱼放在车上，以掩盖尸体的臭味。
当时技术条件落后，又兼出行在外，事发仓促，要将始皇的遗体保存完好确实不易。不过，在尸车上加载一石鲍鱼，来个以臭治臭，实在是掩耳盗铃的拙劣举动。只要稍有脑子的人就会想到，始皇如果身体安好，又怎么会容许自己的车上有如此臭味，更不会命人买来一石鲍鱼来个臭上加臭。想到归想到，敢不敢说出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此隐秘之事，知道得越多便越是危险，这些大臣乐得视而不见。如此蹩足的鲍鱼计能够得逞，全应归功于君主专制制度下的特有心态。
接到扶苏自杀的消息后，胡亥、赵高、李斯三人大喜，立马赶回咸阳，为始皇发丧，葬始皇于骊山，胡亥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称二世皇帝。赵高高升为郎中令，负责皇帝的保卫和传达，李斯得保丞相职位不失，皆大欢喜。整个政变过程里，除了胡亥、赵高、李斯、扶苏、蒙恬、蒙毅这几个人，朝中其他大臣根本没有意见和举动，乖乖地接受了现实。这也是君主集权制的悲哀，为人臣者完全丧失了个人的政治主动性和责任感，沦为只知听从命令的奴隶。
至此，赵高、胡亥、李斯三人密谋的政变成功。
每一次政变都不免伴随着流血和痛苦。扶苏死后，尚有蒙恬、蒙毅两兄弟需要处置。如何处置蒙恬、蒙毅，胡亥与赵高产生了分歧。胡亥与蒙恬、蒙毅并无仇怨。扶苏自杀后，胡亥便有意释放蒙恬。赵高惟恐蒙恬、蒙毅东山再起，必欲除之而后快，施展他的拿手好戏，抓住胡亥最忌讳的继承人问题，在胡亥面前百般诋毁蒙毅，他是这样对胡亥说的：“我听说先帝早就想要立您为太子，而蒙毅则说不可。蒙毅明知陛下您贤明而横加阻拦，这是对您的不忠。
依我之见，不如诛之。”胡亥虽没有依赵高的意思去办，却颇为心动，下令将原本外出为始皇祈福祭祀的蒙毅囚禁于代县。
等到胡亥继位为帝，对赵高更为倚重，赵高借势“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终于打动了胡亥。
就在胡亥、赵高磨刀霍霍的时候，子婴（子婴的身份史书记载比较混乱，“二世之兄子”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总之，子婴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赶来劝谏。子婴提醒胡亥，杀掉蒙氏兄弟将会“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希望以此打动胡亥。但是，现在的胡亥已经听不进除赵高以外任何人的话了。
胡亥随即派人前往蒙毅拘禁地代县，宣布了赐死的恩诏。蒙毅愤愤不平，向使者大诉委屈。
使者奉胡亥之命前来监督蒙毅自尽，深刻领会了胡亥这位最高领导的意图，哪里会费心听蒙毅诉说冤屈。他见蒙毅不肯乖乖就死，就帮了蒙毅一把，送蒙毅上了路。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死亡的命运很快降临到蒙恬身上，除蒙恬最后是吞药自杀外，整个过程同蒙毅之死如出一辙。
胡亥得位不正，虽然骗得扶苏自杀，又赐死蒙恬、蒙毅，仍不自安，时刻担心自己的宝座会被人夺走。继位第二年，即二世元年春，胡亥仿始皇例，外出巡游，以示强于天下，震慑四方。不过这次出巡并没有解除胡亥内心的焦虑，他召来赵高，密谋如何巩固皇位。他的担心主要有两点，一是大臣恃强不服，二是诸公子存有夺位之心。赵高很清楚胡亥的忧虑，回答道：“我原本出身贱民，幸得陛下赏识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那些大臣素来瞧我不起，表面上顺从于我，心里却不服气。陛下应该推行重法，使群臣无暇从事阴谋诡计。如今陛下出巡，正好借机拿那些犯错的郡县官员开刀，从而树立陛下的威严。同时提拔人才，使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如此可使国家安定，陛下也可高枕无忧，安享快乐。”胡亥大为称赞，开始对群臣大肆诛戮。诸位公子公主因为血缘的关系，更是胡亥重点照顾的对象，难逃一劫。
公子十八人受戮而死，公主十人矺死（矺：音义同磔，即分裂肢体），家产没入官府，辗转牵连无数。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被囚于宫内，最终以“不臣”的罪名判处死刑。将闾不服，对传达判决的使者申辩道：“朝廷的礼节和秩序，对君上的应对回答，我从来就不曾有失礼的地方，何以称我为‘不臣’？”使者对曰：“我也不清楚，只是奉命办事罢了。”将闾仰天大呼无罪，兄弟三人流泪拔剑自杀。
公子高曾打算逃亡，又怕累及家人，不得以上书胡亥，表示愿意为始皇殉葬。胡亥得其上书，看到自己的政策已经达到人人自危的结果，十分满意，准其奏，并赐钱十万，以资鼓励。经过这样一番大规模的血腥清洗，“……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
胡亥铲除自己的兄弟是出于叛乱夺位的忧虑，这还能说得通，那么他连自己的姐妹也不放过，只能说明胡亥已经开始心理变态，变得嗜血好杀，已经在赵高的“善意”帮助下转变为一代暴君了。
疯狂屠戮下，胡亥、赵高的政敌尽除，这两个人一个希图享受，一个蓄意弄权，开始将他们的魔爪伸向天下民众。赵高向胡亥建议恢复阿房宫的建设，进一步将大秦推向亡国的深渊。
按照政变的规律，流血是避免不了的。如果赵高、胡亥仅仅是瞄上了政治上对自己不满的人倒也罢了，虽然手段残忍，毕竟涉及的人数有限，中国的老百姓对这种上层人物的政治游戏根本没有兴趣，依照老百姓一贯善于忍让的品格，他们会默然接受政变的结果。但是如果赵高、胡亥将整个天下都拖入极度暴虐中，夺其食，役其身，劳民伤财，人人自危，将自己放到绝大多数人的对立面，那么离败亡的时刻也就不远了。
大秦帝国子民早在好大喜功、奢侈无度的始皇的统治下就已生计困苦，满腹怨言了。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始皇每灭一国即在咸阳仿造此国宫殿，“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平定天下后，始皇又征发七十余万人营造始皇陵，始皇陵前后费时四十年，“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据何利群在《跨世纪的问号：图说秦始皇陵》一书的介绍，始皇陵仅土方工程一项就费工一亿七千余万人次，全部工作量相当于每个大秦帝国劳动力服役一百二十多天。
阿房宫位于渭河以南的上林苑，始建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到始皇去世时计划建设的前殿只是打好了地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这个前殿的规模极其宏大：“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秦代一步合六尺，秦尺约0．23米。如此算来，阿房宫的前殿东西宽690米，南北深115米，占地面积约8万平方米。根据考古发现，前殿的地基需要用六百五十万立方米的黄土。为修筑阿房宫和骊山始皇陵，共征发囚徒七十余万。始皇的政府“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他的苛酷刑罚使得“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
通过政变和杀戮上台的胡亥不仅不对这种情况加以疏导，反而变本加厉，徭役之沉重，法律之苛酷，更胜始皇。胡亥幻想让天下百姓供奉自己无休无止的欲望，狂妄胡闹之举登峰造极。
政治才能他是没有的，政治傻瓜的称号倒是名副其实。
胡亥修完始皇陵后，继续修建阿房宫。这个工程的扰民伤民可想而知。“赋敛愈重，戍徭无已”，“用法益刻深”。胡亥、赵高不知道自己的酷法重役已经接近突破百姓的忍受底线，反而为自己的愚蠢举动洋洋自得，浑然不知大祸已经临头。
5.牵犬东门
终于有人起来反抗了。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不可遏止，大秦帝国犹如狂涛巨浪中的一叶扁舟，完全失去了控制，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到了赵高、胡亥和李斯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的时候了，这三个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首先品尝恶果的就是垂垂老矣、助纣为虐的李斯，牵犬东门的悠闲生活画上了句号。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和感叹。他们假托扶苏和楚国名将项燕的名义，陈胜自称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城掠地，很快就发展到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这是反秦的第一支队伍。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传出，各地群起响应，史称“当此时，诸郡县苦秦法，争杀长吏以应涉”。
一时间，烽火遍地，关东诸地逐渐失控。
胡亥本是一个单纯的青年，受赵高的诱惑，在沙丘冒险一击，侥幸成功，更在赵高、李斯的唆使下，杀蒙氏，残骨肉，重徭役，行酷法，变成了一个迷信暴力的昏君。
关东兵起后，有臣民从关东来到咸阳，将陈胜、吴广等人造反的情形告诉了胡亥，“二世怒，下之吏”。后来又有一个使者回到咸阳，也许是他事先了解到说实话的代价，等到胡亥问他造反的事情时，这位使者丝毫不以蒙骗皇帝为过，回答道：“都是些鼠窃狗偷之辈罢了，地方官已经加以搜捕，将其一网打尽了。陛下不必忧虑。”胡亥听到了自己想听的话，“悦”。
既然胡亥只喜欢听那些让人高兴的假话，又有前车之鉴，谁还敢对他说真话。胡亥的身边就成了假话国，他在美妙谎言编织成的世界中醉生梦死，得过且过，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