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印章，每个人都有，没有印章的人很少，领工资、到邮局取包裹都离不开印章。我父亲的印章是小犀角章，那时候这种章料不那么稀罕，做犀角杯挖出的料不好再做别的，大多都做了这种小东西，剩下什么都不能做的边角碎料就都进了中药铺。父亲的这枚小章放在一个手工做的小牛皮盒子里，这个盒子可以穿在裤带上，是随时随地都在身上，可见其重要。还有一种印章是做成戒指戴在手上，是更加安全。这都是名章。而说到闲章就未必人人都有，但书画家是必备，一方不够，两方，三方，五方，六方，齐白石的印章像是最多，所以往往在画上题“三百石印富翁”，但此翁的闲章何止三百，不过他常用的也就那么几方，“寄萍堂”“大匠之门”“借山馆”“以农器谱传子孙”，最后一方章最特殊，让人觉着亲切，是不忘本。白石老人的馆堂号从来都没用过“斋”字，至今尚无人考证为什么。
三十年前，我热衷于刻章，先是用那种红砖，用锯条锯成一方一方，弄得家里到处砖粉飞扬，后来我无师自通地先用水把砖泡过，再锯，这一下好了。那时候刻章是从汉印开始，我至今不大喜欢铁线，总觉得其纤弱，也不耐烦，我喜欢白文，见刀见力的那种。什么样的画用什么样的章，首先气韵要合。白石的章和他的画就十分合，是浑浑然一体，朱新建的章也如此，他用别人的章还真不行。傅抱石也治印，却不怎么出色，他曾给毛泽东治一印，现在还在南京美术馆里放着，章料的尺寸不能说小，是平稳，但不精彩。前不久在日照办画展，看到老树的章，画上错错落落盖了许多枚，横平竖直的宋体或楷体，居然也很好，让他的画更加书卷气。胡石的章和胡石的画和字也很合，是打成一片。
我没刻过玉料，竹根也没刻过，要刻章，就只买最便宜的寿山普通料，当年去潘家园，一买一大堆，四五十方，或一两百方，用一个兜子拎回来乱刻。刻章太让人入迷，方寸之间变化万千，磨了刻，刻了磨，磨了再刻，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我后来不再刻章是因为它太让我入迷，几乎和打麻将一样，都耽误事。所以至今也没有成绩给刻出来。以前刻的章，我自己的，有几方现在还用着。现在经常还用的闲章多为李渊涛所刻。有一次吃饭，渊涛和我打赌，说只要吃四十个饺子，我就可以在他的章里挑十方。那时候我也年轻气盛，想还不就是多吃几个饺子？结果我赢了，但也撑得够呛。那十方章，我拿回来，能派用场都派用场，也热闹，其中有一方“戏为幽兰”却偏要盖在梅花上。文不对题有文不对题的好。
我没刻过陶印，那次为李云雷和徐则臣每人刻了一方，陶印的缺点是质地太酥，一下刀就掉渣，我刻印还不喜欢用太锋利的刀，以不太锋利的刀刻陶印，一下刀就两边掉渣，那两方印没刻好。钝刀治印别有一趣，但对陶印就黔驴技穷。
我为老作家李国涛刻一方细线白文“枉抛心力做诗人”，布局不好，但线条的力度和弹性还说得过去。当下国内朋友里专刻铁线的，我以为要数谁堂。
民国的哪位画家，记不清了，最是大度有趣，老来盲一目，他给自己刻一闲章，只四字：一目了然。我喜欢这样的人。再说一句和刻章无关的话，那就是《上海文学》的主编周介人先生，已故去多年，因为脱发，他戴一个发套，那天吃饭，天热，他忽然抬起手来把假发套一摘，往旁边一放，说：“妈的，太热了。”这便是潇洒，是可爱。我看画，最怕看到“细雨杏花江南”这样的闲章，像是有意思，其实是没一点点意思，朱新建的闲章“快活林”有多好，人活着，就是为了快活。但又像是，朱新建只是说过，但他没这方闲章，那么，得空我要给自己刻一方“快活林”--为了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