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启功先生不太熟，见过几次面，都是在会上，说过几句话，也都是在会上。我常用的一支笔，是莱州羊毫，很好使，上边刻着“启老教正”，因为好使，我就一直用一直用，快用败的时候才忽然觉得宝贵，应该留起来。这笔是启老送冯其庸先生的，冯先生再送我。此笔想必是笔庄给启先生定做的，也许是几十支，或几百支，但上千支就不大可能。
那次开会，不少人都来了，忽然有人告诉我那个小个儿老太太是王海蓉，我看了一眼，又看一眼，再看，怎么看也和当年纪录片里经常出现在毛泽东先生身边的那个王海蓉对不上。也就是这个时候启功老先生进来了，走得很慢，手里有拐，却不拄，在胳膊上挂着，启先生那天是西服领带，他一出现，怎么说呢，感觉像是周围忽然一亮。
启先生的长相是女相，像老太太，下嘴唇朝前兜着那么一点儿，用我母亲的话是“兜齿儿”。那天是说《红楼梦》的事。《红楼梦》其实已经给说滥了，但再滥也不妨再说。启先生就坐在我对面，他在场，是一定要说话的，启先生是谦虚，一再地说自己不懂《红楼梦》，又说自己其实也没好好儿读过几回。这就是自谦。老先生那天也算是捧场，捧冯先生的场，所以也不说学术上的事，说到当下的红学研究虽有所指涉，但亦是和和气气。轮到别人发言，启先生是认真听，虽认真却耳朵有些背，所以时时会把一只手放在耳朵边使劲儿听，而更多的时候是抬起两只手来，时时准备着对方发言完毕而鼓掌。有几次，发言者，记不起是什么人了，发言稍做停顿，启先生便鼓起掌来，鼓两下，发现不对，便马上停下，周围已是一片的笑声。发言的也莞尔一笑，当然是再继续说他的，又，停顿了一下，启先生就又鼓起掌来，人们就又笑。这真是个可爱的老头儿。别人笑，他也跟上笑，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笑，下嘴唇朝前兜一下，对旁边的人说：“耳朵，不行了。”说完又笑。这一次，发言的那位是真结束了，启先生马上又鼓起掌来，笑，下嘴唇朝前兜着那么一点儿。
我个人，是不大喜欢启先生的字，在北师大学生食堂吃饭，却就是为了看启先生的字。那时候我经常住“兰蕙公寓”，而吃饭却要步行去“实验食堂”，酒是北京二锅头，早买好的，提着，那种绿瓶子高度的。进了食堂就找可以看到启先生字的座儿，找好座，坐下，点一个“烧二冬”，再点一个“苦瓜镶肉”，再来一碗米饭，如有朋友就再加一个“火爆腰花”或“熘肝尖儿”，一边吃一边看墙上启先生的字，是以启先生的字下酒。当时的“实验食堂”里挂着好几幅启先生的字，都是竖条六尺对开，都装在框子里，框子上加了锁，死死锁定在墙上。我对朋友开玩笑说：“你他妈什么时候去配把钥匙？”朋友说：“启老的字一幅还不换辆小汽车！”但后来再去，启先生的字不见了，再往后，我也不再去吃“烧二冬”和“苦瓜镶肉”，又热衷于打车去华威北路吃陕西的浆水面，那边离潘家园近，一碗浆水面加一个肉夹馍。如碰上堵车，打出租的钱是饭钱的十倍还多。
启先生说话慢，是一板一眼，到老，更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