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英年先生说，五年前苏联刚解体，他应邀到俄罗斯远东大学任教，当时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他整天看报看电视，被各个加盟共和国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弄得眼花撩乱，两年间竟没读过一部文学作品。回想起来觉得白白浪费许多时光。去年他又去俄国讲学，决意不看报、不看电视，课余只读文学作品。这样我们现在才看到他许多由苏联文学作品说到斯大林时代作家命运的文章，为我们揭开了历史帷幕的一角。像我们这一代比较多读苏俄文学的人，看到了书后面的人，有时悚然而惊，有时扼腕叹息，也符合“知人论世”的古训。
三年前至五年前，蓝先生除了教学整天看报看电视，当然也没错。他是把我们“关心国家大事”的好传统带出了国门。
我们身居茅屋的时候尚且心忧天下，何况亲到了“红旗落地”的地方，能不关心国际共运的兴衰么？据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早已大大觉醒，不过在人家的国度里，要恪守不干涉人家内政的原则，自然只能是不动手也不动口，只是整天看报看电视了。
蓝先生后悔白白浪费了时光，从他后来竟不看报不看电视，专事读书，便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来看，不无道理。看来，做学问的人最好多看书，少看报；至于电视，王朔早就说过那是办给白痴看的，我有些海内外学人朋友就硬是从来不看电视，甚至压根儿没买电视机。———王朔说的是电视节目整体还是仅限于电视剧，我也记不清了，好在王朔的话不是首长的批示，未必他一说，大家怕变成白痴，或怕被当成白痴卖了，就砸掉电视机。办电视的都是聪明人，也不会追究这些俏皮话儿。
不过，问题似乎出在蓝先生那一阵子“整天”看报看电视。如果半天看报看电视，匀出半天读书，做学问，或许能两全其美，既关心了天下大事，又不致太耽误工夫。蓝先生必定干什么都特别地投入，要么就整天看报，要么就整天读书；在这样的学者身上，才产生了读书读报利弊的问题。这个问题，拿我们用惯了的公式说成“读书读报两不误”，似乎解决不了。
近日迹近趋向走红的清末民初学者辜鸿铭老先生，把读书和读报是划作高下两档的。他说：“过去的自由主义读书并且懂得思想；现代的自由主义为自身利益却只看报，断章取义、只言片语地利用过去那美妙的自由主义惯用语。”他是把读书跟“懂得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这番言论乃针对欧洲而发，也许自有他的根据，移用于国内，我猜他的看法也差不多，他应是主张多读古典，而排斥当时改良派和革命派所办的报纸的。在他，自然不仅是出于珍惜时间的考虑。
与辜鸿铭基本上同时代的列宁，读书写书都够上五车，他又极看重报纸。仅是他论报刊的有关文字，译成中文的就达十读书读报利弊论五六万言。他重视报刊在宣传党的纲领、批驳论敌和组织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他提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的思想，这在大半个世纪里成为各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指针。读列宁传记或联共党史的，都会把列宁的名字跟《火星报》联系起来。而非党的报纸，则是列宁领导革命离不开的信息源，在影片《列宁在十月》里，列宁一早起来头一件事，就是披衣浏览刚刚买来的大批当日日报。
这个影片在俄罗斯已因伪造历史而被禁演，但我相信列宁看报的这个细节是真实的。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前，报纸就因反映社会政治生活动态而成为关心国事者每天必读的读物。共产党执政后，报纸更成为宣传、教育、组织群众和揭露、批判、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组织订阅，以至组织讨论，对于读不到“红头文件”的人们，报上文章就等于“红头文件”！
一直到“文革”，没听有人说过读报是浪费时光。大家作此慨叹，则是在那以后，就如蓝英年上次从俄罗斯返国，回首两年光是整天看报看电视，这才悟以往之专注，惘然若失。一个学者的看书，多指的做学问，而一个学者的看报，就是指的关心时事政治了。做学问的必看书，看书的未必都是做学问，未必都能做学问，所看书不同，书也有不同的看法；关心政治的人必定要看报（或看电视听广播），但看报的人未必都关心政治，更不用说像党所要求的那样参与政治，因为今天的报纸上，已经不光是政治新闻了。
书与书不一样，报与报也不一样，读书读报的，人各不同，目的更不一样，却硬扯到一块儿论其利弊，其实是个假问题。把假问题提出来，像煞有介事地说三道四，坦白地说，寻读书读报利弊论开心耳。意识其流，下笔其随，杂文随笔，可以是所谓游戏文章（不成章法，或只算游戏文字），我甚至不讳言，叫做快餐文字亦无不可。何必认真，尤其不必当真。把玩笑当真，易流于“抬杠”，恐怕是书和报都读得太多了的人的常见病。
1996年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