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抄
在同日本的俳人即俳句作者朋友们交流的会上，我感觉我是在与松尾芭蕉的日本对话，心情惬意而宁静。我试作的汉俳有一句“遥灯如柿柿如灯”，还是1990年秋天游太行山时的诗意，写出付邮以后，发现50年前一位日本俳人也写过柿子，却是柿林里残存的一个，凄凉得多了。那是《法西斯体制研究》书中提到的“俳句事件”：“俳句事件”发生在1941年；反“子规”派俳人栗林一路石写了一首俳句，“萧飒秋风起，枯叶飘零离枝去，唯残一红柿。”特高警察认为，这是歌颂无论如何镇压都消灭不了的共产党，从东京开始，北到秋田，南到鹿儿岛，对全国各地反“子规”派俳人结社进行了大镇压。
这本书关于日本法西斯体制的论述，除了体制演变、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外，并有国民统制与精神统制的专章。这本书帮助我弄清了为什么在日本至今总是晃动着法西斯的阴魂魔影。
“举国一致”的口号和“强制的同质化”的实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家体制就在以军部为主导的法西斯势力推动下，开始法西斯化的进程；1936年东京“二·二六”事件即法西斯青年军官兵变后的广田内阁，开始了法西斯统治；从1940年7月近卫文麻立大政翼赞会到东条极权体制（1941．10～1944．7）的形成，日本法西斯体制全面确立。
日本思想文化领域实行的法西斯式控制，力图把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趣爱好都纳入官方划定的框框，实现所谓“强制的同质化”。这个思想文化统治的加强是与整个体制的法西斯化同步的。
1932年文部省设立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其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理论体系，以“阐明日本国体和国民精神的原理”，批判外来思想，对抗马克思主义。日本近代兴起的日本主义是一种国粹主义、国家主义思潮，核心是“国体论”，以尊重日本特有传统和国民性相标榜，宣扬国家至上，忠君爱国，本来就包含神国思想、大和民族优越论、崇尚武力、对外扩张等内容或倾向；经过右翼和法西斯分子的鼓吹，他们津津乐道的日本精神、皇道精神和各种法西斯主义货色，更是一塌括子都冠以“日本的”而塞进日本主义。日本主义遂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别称。以国体论为核心的日本主义是日本军政权势集团推行内外法西斯政策的主要思想武器。
早在明治年代，就有《新闻纸法》和《出版法》，对报刊、图书出版采取审查、限制以至查禁的方针。1934年修改出版法，新规定“冒渎皇室尊严”、“妨害安宁秩序”、“煽动”犯罪的书刊禁止出版，作者将受到追究。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报刊必须在出版后送审，广播稿必须事前经递信省审查。报刊和广播电台实际上都只能采用政府控制下的同盟通讯社发布的新闻。
为了加强文化统制，日本政府颁布实施一系列新的统制法令，比较重要的有：1939年4月颁布《电影法》，以纳粹德国1934年的《电影审查法》为范本，规定事前送审故事片剧本，强制放映新闻片等。同月颁布《宗教团体法》，规定对“妨碍安宁秩序或违背臣民义务”者，实行限制、禁止等处分。1940年12月颁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禁止报纸和广播电台采用外电新闻，不许报道天气预报；对“散布流言蜚语，惑乱人心”者，处以一年徒刑以下的刑罚；出版物违禁，不仅禁止发行该出版物，还可以禁止发行同一作者或同一出版社的出版物。1941年1月颁布《新闻纸揭载限制令》，禁止事项更多也更具体。同时还颁布法令对书报用纸进行限制、配给，固然与纸张紧缺有关，当局也借此压制他们不喜欢的报社、出版社。
从事文化统制的机构更是不断强化。1940年12月，作为各官厅情报、报道、宣传事务联络协调机构的内阁情报部，改组扩大为内阁情报局。在情报局总裁之下，设五部十五科，分掌企划、调查；新闻、出版；对外宣传；审查、取缔；文艺娱乐。除继承情报部的原有职权外，还负责新闻、出版、电影、戏剧之类的指导、审查和取缔，包括推荐电影、戏剧、歌曲，组织巡回演出等。情报局直属内阁总理大臣。情报局总裁与书记长官、法制局长官、企划院总裁并列为内阁四长官。它是一个军部与法西斯官僚的结合体，成为法西斯文化统制的总部。
全部人员达600名之多。
日本还建立了一批官办文化团体，统一和取代分散的民间文化团体，作为官方文化统制的辅助机构。1940年12月，由内阁情报部部长任筹备委员长，成立日本出版文化协会（后改组为日本出版会）。会长等人员均由官方选定，协会决定的事项须经主管官厅认可。1941年5月，又成立日本新闻联盟（后改组为日本新闻会），协助官方对报纸的编辑、用纸配给、记者登记、培训等事项进行全面统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6月，在情报局领导下成立日本文学报国会，其章程规定“本会的目的在于，结集全日本文学者的全部力量，确立发扬皇国传统与理想的日本文学，协助宣扬皇道文化”；下设各个分会，共有会员2500余人。同年12月，成立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吸收除文艺评论家以外的所有评论家，会员共910余人；这个报国会宣称它的使命在于不让日本受外来文化的毒害，“确立日本的世界观，阐明并完成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原理和设想，积极挺身于皇国内外的思想战”。文学报国会和言论报国会都由情报局指定著名的国家主义评论家德富苏峰为会长。
在情报局统制下，各种文化事业、活动只能按官方旨意办事，不能越雷池一步。情报局向各报社、杂志社通报禁止报道、刊登的事项和不许撰稿的黑名单。每期杂志的编辑计划和撰稿人须事先申报取得批准。报纸的标题、内容、照片、广告都要接受审查。审查越来越挑剔，禁发稿件成了家常便饭。出版图书要预先申报计划，附上原稿或有关资料。出版社甚至必须提交购买图书的“读者卡”，有关方面据此调查读者的思想倾向，有的读者受到查问，有的军人受到处分。一些著名学者因言论、学术问题而被逐出大学校园，甚或受到审判。思想迫害、学术治罪的事件不断发生。
凡此，日本的文化统制，还有教育改组，都是推行“强制的同质化”的实践，是建立法西斯“国防国家”总国策的一部分。
日本在近代天皇制统治之下，意识形态领域不遗余力地灌输有关天皇神话、国体精神、忠君爱国和军国主义思想。革命思想被视为大逆不道，受到高压取缔。不过，在不反对天皇制的前提下，尚允许某些自由民主思想的流传，允许学术研究的一定自由。但是在大力推行法西斯化以后，不断扩大取缔的范围，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直到和平反战的思想情绪，都成了非法的。
例如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他所著的《刑法读本》曾被大审院作为好书推荐，他的刑法学说其实是很保守的。不过，泷川不赞同刑罚万能的理论，主张重视犯罪的社会、经济原因，由此出发认为革命家并非无耻之徒，犯内乱罪者不应按道德卑劣者处理；他还提出男女通奸只处罚女方是不公平的，在谈《复活》中刑法思想的演讲中肯定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仅仅这一些，就被右翼分子攻击为“赤化教授”，1933年其著作被内务省查禁，随后被文部省“停职”。此事引起一些大学从“俳句事件”说起师生抗议。结果文部省坚持强硬态度，除泷川外，还让不肯屈服的京大法学部2/3人员（教授、副教授、讲师等14人）辞职。
1937年、1938年又相继发生矢内原事件和河合荣治郎事件。两人都是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信仰基督教，在《国家的理想》文中提出“正义与和平乃国家之理想”，允许不同主张的存在是真正实现“举国一致”，达到国家理想的必要条件，被责为“不稳言论”，被迫辞职。河合是日本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法西斯主义，他所著《法西斯主义批判》一书，以扰乱社会安定秩序为由在1938年被禁，次年被免职，并被诉违反出版法，1941年被认定有罪，经长期折磨，身心交瘁，1944年病逝。
前面说起的“俳句事件”也就是在同一背景下发生的。这类文字狱甚至波及中小学教育界。从1920年代末中小学里的“生活作文”，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体验自由选题作文，但内务省认为，这会促使儿童观察贫困生活，“诱致阶级意识”，于是在1940～1941年间，在东北地区和北海道一带，对“生活作文运动”进行镇压，接连几次逮捕，有一次被捕109人，还有一次被捕50多人。在“教育改组”的题目下还作了大量文章，从略。
愚民政策和知识分子在法西斯化中的作用在言论报国会的会议上，内阁情报局次官奥村喜和男指出，当务之急是“抛弃‘美国心’、‘英国心’”，“回归于‘大和心’”；改变了明治维新时期《五条誓文》中“求知识于世界”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欧美近代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化的方针，盲目鼓吹日本传统文化的无比优越性，在对德意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大开绿灯的同时，对英美文化采取断然排斥的态度。英美被看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美文化被看作一切现代社会弊端的根源。1943年，内务省、情报局禁止演奏约1000首英美乐曲，后来甚至禁止使用美国型的乐器吉他、夏威夷琴和爵士乐的打击乐器。并且决定从日常生活中驱除英语，改换商品名称。
日本法西斯的文化统制与国民统制（它有形成严密组织形式的国民统制网络）相配合，利用对外战争煽起排外狂热，实现“举国一致”，这在战争顺利进展时容易做到，但在内外交困情况下仍能控制多数国民，主要是政府操纵了所有舆论工具、国民组织和文化团体，信息渠道单一，千篇一律的思想灌输，剥夺了国民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可能。以致如一位日本学者所写，“直到天皇宣告‘结束战争’之前，多数国民没有丧失对敌的斗志，下定决心玉碎或在本土一死战”；这种现代愚民政策对青少年毒害最大，战争末期许多青少年加入“神风队”，枉为肉弹和炮灰就是有力的例证。由此也可以懂得为什么日本总要在教科书里下功夫篡改历史了。
这本书不但以翔实的史料论证了日本法西斯化的动因、前提、体制构想和这一过程中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作用，并且论证了社会传统和国民心理与法西斯思想统制的关系，不及备述。在最后部分说到“思想文化统制离不开知识分子，对于强制同质化的形成，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不同程度地为之效力”时，引用矢内原忠雄对当年日本知识分子所作的四类划分：
第一，与军部的法西斯政治和战争积极合作，为法西斯统制、从“俳句事件”说起天皇神格论、大的东亚共荣圈提供理念的少数超国家主义者；第二，虽然不喜欢法西斯政治和进行战争，但又害怕日本战败灭亡，而不得已协助战争的人们；第三，虽不赞成军部的法西斯政治和战争政策，但认为任其为所欲为对国民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要自己置身其中，尽力保护国民的自由，缓和军部的法西斯政治，使之走上“合理”的道路，因而与战争合作的人们；第四，积极或消极地不协助战争的少数人。本书著者指出最可悲的是第三种人，并举其主要代表京都学派加以分析，兹从略。
《法西斯体制研究》，朱庭光主编，李巨廉、陈祥超、孙仁宗副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第一编讲德国，第二编讲意大利，第三编讲日本；上文摘引较多的是有关日本法西斯“思想文化统制”一节，为吕永和、孙仁宗撰稿。
1996年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