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前是一对俄文翻译家夫妇孙维韬、温家琦的书稿。
这是一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往事，一支苏联时代的挽歌。
维韬是1950年10月提前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毕业，走上空军工作岗位的。后来有10年时间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身边做俄语译员。因此，在朝鲜战争的战场上，在军委空军司令部，在莫斯科、西伯利亚和远东，他不但会见过苏联的空军英雄，接触过苏联的将帅，也熟悉许多苏联专家和普通工作人员，他体验过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真诚的友好感情，他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紧张后不止一次“谈判桌上的较量”，“唇枪舌剑的交锋”。这是一个俄语译员眼中的中苏关系史。这个年轻的译员，不但参与过许多中苏两国间的国家级谈判和礼仪活动，还随同中国军事代表团，参加了1956年各国空军主帅云集的苏联航空节，和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典。世事沧桑，看到他笔下融入自己感情的、亲耳聆听、直接目击的第一手材料，忽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感觉。
《跋涉者的足迹》序这本书，不是中苏关系的编年史，而只是一个中国译员的亲历记，但它比正式的史书多了一些可贵的细节。不仅有例如刘亚楼这样有“儒将”风的高级将领的音容笑貌，也有周恩来、叶剑英、陈毅等在外交场合与日常言行中的吐属；例如在苏联一次偶然谈起图哈切夫斯基，对于这位在二战前夕就以外国间谍的莫须有罪名处决，多年来鲜为人知几近堙没无闻的逝者，叶帅竟那么熟稔地缕述了他的历史功绩，连苏联军方的陪同人员也感到惊异：这是唯有亲闻謦咳者才能有的传神之笔。
对于苏联派驻中国的专家，作者也是既没有像过去的宣传那样，一边倒地说好话，也不是情绪化地笼统指责他们都是大国沙文主义骄横跋扈，而是如实地记录了其中有些人的恶劣表现，同时对许多人寄予了友好的感情。对于前者，这位译员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顶撞过，还因此得到过刘亚楼的首肯；而在30年后的1991年，他重访俄罗斯，曾专程上基辅去拜会了在1955～195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席顾问的比比可夫·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将军。此时的将军早已退役，且苏联亦不复存在，孙维韬更只是作为故人，他们的重逢，却是纪念曾有的一段国家关系和工作关系沉淀在个人心中的盟友的感情；这种感情来自政治，然而已经超越了现实政治。
在维韬和家琦合写的这本书里，无论前半部有关两国空军间合作关系的记述，还是后半部他们夫妇俩到俄罗斯旧地重游的见闻和感慨，都不隐蔽自己的是非好恶，直言不讳，这是我所十分看重的。以维韬和与他同样在空军中做译员的妻子的身份，在当时的工作中，虽然参与机要，但并不参与决策，对于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他们没有置喙之地，对自己在特定范围内所接近的中苏双方人员包括高级将帅，他们的看法只能是个人的看法；从1961年离开莫斯科后，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直到30年后才得重来，此时此刻，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业已瓦解，他们后来虽曾在俄罗斯又住了5年，但探讨苏东巨变、总结历史教训并不是他们的任务，因此他们也仍是在特定范围内同俄罗斯人有或深或浅的接触、或多或少的交往，他们的种种看法更是基于他们个人的感想。因此，我想，不必责之以“全面”和“深刻”，更不必强求以“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此中人语”，我认为他们的劳绩，就在于如实地写出了他们的所见所闻，写出了他们原始的真情实感。
在1960年代中苏公开论战，苏联撤退专家以后，直到中国国内的“文革”结束，这对于几乎所有的俄文翻译工作者，都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空白时段。然而我从维韬的著译年表看，他却没有浪费光阴，而留下大量的作品和译品，更不用说到了1980年代，他在译著编审方面的发挥了。1950年代初我就是他以“智涛”为笔名翻译的马雅可夫斯基诗篇的读者，对于他的博闻强记和勤奋刻苦，是佩服的，又是羡慕的。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纪念普希金诞生200周年的朗诵会上，邂逅贤伉俪，嘱我为他们的新书作序，浏览书稿后，谨写读后感如上。
1999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