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是1971年9月11日去世的。8月下旬，他会见了诗人叶甫图申柯。
据赫鲁晓夫的儿子回忆，叶甫图申柯讲起了不久前周游全国的见闻。最使他感到吃惊的，是当代青年对斯大林时代的镇压规模全然不知。他说，他在贝加尔湖会见工人、知识分子，并谈起了斯大林的镇压。对于当时有多少人遇难的问题，有人回答是2000来人，有人纠正说不止这个数，是2万来人。可见，他们连当时的大致情况都不了解！
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揭露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列举斯大林几次大镇压中违反法律滥杀滥捕的若干案例。会后平反了相当部分冤假错案。这就是人们说的“解冻”。然而因国际国内以及党内斗争形势的变化，还有赫鲁晓夫本人所受意识形态体系的局限，在“解冻”的几年中也时有春寒袭来。单是在苏联文艺界，像赫鲁晓夫和叶甫图申柯谈起的双方都难以忘怀的1960年代，当时赫鲁晓历史的感叹夫“讲过许多措辞尖锐而并不公正的话，使得他同真诚支持他事业的文学家、画家、电影艺术家分离开来。他对叶甫图申柯说，他为自己当初对艺术界年轻人所说的那些尖刻话而深感内疚。”
从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罢黜了赫鲁晓夫以后，直到1980年代初，苏联进入了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许多方面停滞了，甚至倒退了，言论、出版控制加紧，尽量堵塞对斯大林时代历史真相认知的途径，让青年一代懵懂无知才好。
叶甫图申柯在1970年代初的感叹正是如此。
然而，过了不到20年，苏维埃政权和苏共党一夜之间解体，以自身的宣告破产，使历史的旧账一笔勾销。这就更加令人感叹。
勃列日涅夫不想让青年一代了解历史，了解斯大林镇压的全面情况，不能仅仅认为是思想僵化，自己僵化也教人僵化，或者为僵化而僵化；而是由于他要打斯大林的旗帜，只有打斯大林的旗帜才能为自己的一套做法找到辩护的依据，要打斯大林的旗帜，就得美化他，对他的暴行遮遮掩掩。这就是他为了继承斯大林的政治遗产必得遵循的行径，必得采取的姿态，必得付出的代价。
在某种意义上勃列日涅夫是个庸人，他既代表了反对赫鲁晓夫“打破坚冰”路线的保守势力，他就不得不反赫鲁晓夫之道而行之。在他执政期间，把赫鲁晓夫曾经为苏维埃政权和苏共党赢得的一线转机堵死了，扼杀了，不可挽回地输光了，而为几年以后的彻底瓦解埋下伏线。
1989～1991年事变以后，为已经消失的苏联和苏共党唱挽歌的人里面，有几个是1970年代初对斯大林镇压不甚了了的青年？
可见，一个党一个政权，向青年一代掩盖自己历史上的阴暗面，并不能避免自己的危亡。
1970年代初诗人叶甫图申柯见到的那些“当代青年”，包括工人、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对斯大林镇压的实况了解不多，但后来的二三十年间未必不会增进了解；官方封锁真相，却还有民间渠道，官方只是限于教科书和新闻出版，民间渠道却是口碑千万，无法一一审查，甚至难免在如实的基础上加以夸张。这恐怕是勃列日涅夫之流始料不及的。
1970年代的青年之后，更年轻的一代在苏联易帜前后正是最活跃的社会力量。他们也许仍然是对斯大林暴政知之不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苏联体制的颠覆者。他们的出发点，应该已不是上几代人从斯大林时代积累下来的宿怨，而是对现体制的反弹，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向往。
可见那种以为只要掩盖了斯大林大镇压的真相，不让人们知道暴行的规模，使大家安于一片光明的历史叙述，就可以维护苏联的长治久安的想法，其实只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的一厢情愿的幻想，自慰犹可，要长久地欺人则是徒劳的。
何况，使叶甫图申柯吃惊的，是当时那一代青年“对斯大林时代的镇压规模全然无知”，这当然令人遗憾，就如中国人不知道整个抗日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或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的人数等等；但从一个普通人的感情来说，一个案例就足以决定爱憎的态度和是非的立场。这一点，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宣传教育影响下的中国人，是有深刻经验的：在内战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战前动员中，一出秧歌剧《白毛女》，一个黄世仁欺压民女的恶行，就激发起万千战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昂扬斗志，是并不需要了解全国恶霸地主以至整个国民党政权欺压民女以至迫害百姓的“规模”的。
假如勃列日涅夫之流能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时那样，把历史真相逐步告诉人民，与人民一起面对历史，总结经验，对症下药地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也许事情的进程会是另一样，至少勃列日涅夫不会落下拖历史后腿的千古骂名吧。
但历史不承认“假如”。这也是历史之所以常不免让人感叹了。
2000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