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先生《书斋里的革命》一书中说，他在波士顿的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看到德国新教牧师马丁的一段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现在流行模仿国外笔墨，我也来效一下颦，如下：
有一个中国人，1950年代初对高校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时候，他想“我不是教授讲师，没我的事”；批俞平伯，他想“我跟《红楼梦》不沾边，没我的事”；反胡风，他想“我不是胡风分子，没我的事”；内部肃反，他想“我历史清楚，没我的事”；反右派了，他跟着起劲，想“我只要跟着党狠批右派，就没我的事”；反右倾时，他想“我不是党员，没我的事”；大跃进时反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想“只要随大溜，顺情说好话，没我的事”；四清运动整社队干部，他想“我不是四不清干部，没我的事”……到1965年批《海瑞罢官》时，他还想“我连这出戏都没看过，没我的事”，转眼之间，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他发现自己陷在漩涡之中，往四外看去，已经没有“没事”的人了。
2001年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