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5日，是苏共中央发布公告，宣布斯大林逝世的日子。
北京和莫斯科虽有五六小时的时差，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仍然赶在当天下午播出这一消息。
播音员是曾在西北大学学习俄语，1949年以来每年10月1日都上天安门现场转播庆典实况的男声播音员齐越。当他沉痛地读出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千万听众潸然泪下。
这固然由于他一字一泪强忍悲哽的声音的感染力，更多地得力于三四年来强化进行的“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等的中苏友好宣传。
这种宣传是全面的。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连篇累牍地批判萧军说有“各色帝国主义”的“反苏”文章。随后这家报纸副刊上关于苏联的内容一直占着极大的篇幅，除了介绍抗日战争初期苏联空军参加武汉保卫战的事迹，纪念库里申科大队长等牺牲的英烈以外，译介了不少苏联报刊上的文章，包括《共青团真理报》有关“什么是英雄行为”的讨论等，以苏联的实例对中国读者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当时频繁出现的译者名字有乌兰汗、桴鸣等。
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从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提出在国际斗争中向苏联“一边倒”的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建立。毛泽东在文告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据说苏联并不是第一个来电作出积极反应的，但中国新政府还是第一个同苏联缔交。国外来访的第一个文化代表团，是以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西蒙诺夫还应邀留下来，参与两部大型彩色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的制作。
接着，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寿辰，毛泽东率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于苏联于中国，都是一件大事。转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期限30年。然后毛泽东才回国。
在这期间，国内报刊上当然充盈着有关斯大林，有关苏联，有关中苏友好的诗文图片。在全国城市普遍建立的中苏友好协会，遍及机关、工厂、学校，已经拥有了千百万的会员，每个会员发给会员证，按月缴纳会费。
苏联影片在中国成为热门，首先是卫国战争题材的，如《青年近卫军》、《丹娘》，也有各加盟共和国的，如《玛丽特传》、《那伏伊》等，那时国内还没搞华语对白片，由苏联译制成华语的，多半带着浓重的大连口音。
东北新华书店近水楼台，出版了一些苏联文学作品译本；而上海当时还有不少民办的出版社，也纷纷译介苏联小说，我看到的第一本，似是叶志美译《萨根的春天》，为一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作家原著；接着有曹苏龄译《旅伴》，好像是潘诺娃著，还曾在《人民日报》连载。这固然反映了上海这个商业大城市出版者们灵活的生意眼，也反映了广大读者渴望了解苏联历史和现实的需要，还有译者们可以理解的政治热情。
这种出版苏联以至俄罗斯文学译本的势头，直到1956年初出版业都实行公私合营，始终未减，可以说极一时之盛。
1950年朝鲜战争发生，中国派出军队参战。国内大张旗鼓地展开抗美援朝宣传运动，在知识分子中批判亲美、恐美倾向，树立仇美、蔑美思想，到欧美所谓西方世界留过学的人文学者、科学家，更要就自己政治思想以至学术思想所受的资产阶级影响，作出检讨，交代海外关系，以示划清界限。这就是思想改造在1950年代初期的重要内容。在学术问题上也要“一边倒”，因为没有超阶级的学术。一般人看电影《米丘林》，知有米丘林苹果也就罢了；生物学界和农业科学界的朋友，却要表态服膺李森科，因为李森科在学术斗争中的优势地位是由斯大林肯定的。
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审的，以莫斯科外文出版局译本流行于中国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早在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就被毛泽东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教材；不但其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陈述和评价成为唯一的合法版本，而且第四章第二节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点的归纳，也成了不可游离的纲领和经典。1949年以后大中学的政治课悉以此为依归。
而在职干部的“干部必读”课，在1950～1953年，依次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列昂节夫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联共党史》。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学习》是理论学习辅导刊物，在基本理论问题上，无非是以列斯“注”马恩，或以马恩“注”列斯罢。
这说的是正课，已经让人装了满脑子斯大林的英明伟大，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乃不世之天才。其间，还穿插了斯大林随时发表的新作，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逝世前不久，1952年秋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在正课之外，电影和歌曲是最深入人心的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难忘的1919》、《宣誓》，无不树立了斯大林作为列宁亲密战友领导人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形象；《区委书记》让我们看到斯大林一个《胜利冲昏头脑》的讲话，立即纠正了农业集体化中的严重偏向；《西伯利亚交响乐》虽从批判音乐家萧斯塔斯科维奇取材，展示的却是在斯大林关怀之下音乐天才的发挥……更不用说斯大林本人最喜爱的影片，《攻克柏林》中斯大林在胜利之日忽然飞临柏林，历史上没有的事，但万民欢腾，仰首翘望；《库班哥萨克》（中译《幸福的生活》），麦田如海，喜庆丰收，集体农庄生产生活形势一片大好，一曲《红莓花儿开》，男欢女爱，恍如伊甸园，这都是斯大林赐予的幸福啊。
这样日常的意识形态宣传，还觉不够，在1952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35周年前后，全国进行了一次“中苏友好月”活动。我参与了广播宣传方面的工作。记得在中南海怀仁堂有乌兰诺娃演出的古典芭蕾《天鹅湖》，中亚女歌唱家塔玛拉·哈侬的演唱；五位备受欢迎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多次与观众见面，其中有《库班哥萨克》的女主角拉迪尼娜，还有《乡村女教师》的扮演者斯米尔诺娃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特别节目是我策划安排的，邀请了卓娅的妈妈，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真正的人》（波列伏依纪实小说，同名主人公的故事片中译名《无脚飞将军》）的男主角、功勋飞行员马列西耶夫，以及电影《一年级小学生》的女主角（当时已是四年级小学生了），都寄来了热情但稍嫌刻板的讲话，估计是根据苏联电台帮他们起草的广播稿念的。
几年来理论上的灌输，思想上的渗透，加上感情上的熏染，对苏联的友好，跟对斯大林的崇拜，在中国城市居民中已经成为主流风尚。农民一般不太关心国际政治，但如同国内称工人阶级“老大哥”一样，国际称苏联“老大哥”，没有什么疑义。就在那个“中苏友好月”里，一位苏联农学家访问京郊张郭庄，我去采访时，听到村干部讲的都是跟报上一样的中苏友好言论，农民对外国专家的话不甚了了，但看得出几分好奇的后面充满了好客的善意。
当时，公认毛泽东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大陆上普通人们潜意识中是把斯大林当作全世界人民或云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的（正是因此，斯大林逝世后，人们自然认为毛泽东应该顺理成章地递补为世界级的领袖，也就很容易接受中国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提法了）。
忽然，一声噩耗，斯大林逝世了，没有精神准备的听众感到突然，一时觉得社会主义阵营大厦柱摧梁折，始而惊，继而茫然———说得轻些是惘然若失，说得重些是彷徨无主，因为那时毛还没有讲不管谁死了，“地球照样转”的话，于是有灾难临头之感，“痛失领袖”即此之谓了。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众多国民为一个外国人之死而悲伤逾恒的事，且这种悲伤不见得是做出给人看的，这不能不归功于几年来围绕“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个牢不可破的大家庭的“国际主义”教育；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中道崩殂”，能不令人挥泪垂涕吗？
我当时虽没有郭沫若悼诗中说的“如能赎兮，人百其身”的悲壮情怀，但仿佛回到了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宣誓时的情境，这一情境是我从莫斯科版《斯大林传略》读到的，又从巴甫连科编剧的电影《宣誓》得到具象的印证。但我来不及沉浸在感伤中，必须“化悲痛为力量”地付之行动。当时我正办着每晚半小时的“贯彻《婚姻法》特别节目”，遭逢这一超过国丧的大事，领导决定停播一切涉嫌喜庆、有碍服丧的文艺节目，同时决定特别节目也撤销了。我和一些内勤编辑都被派出去采访“群众反应”。
我的任务是采访清华大学学生（而不是教师）。我骑自行车出西直门，经白石桥，一路风沙漫漫，白日无光，一个多小时到达清华园，通过校党委宣传部，安排到建筑系，跟同学一起收听了不断重播着的苏联党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的联合讣告，然后听泪眼迷离的部分同学座谈感想，表示决心，如翻阅当时的报纸，大抵可看到类似的记载。我印象殊深的，是会后一位一二年级的女同学，名梁纫勤，告诉我她的父亲原是国民党政府某机关的官员，因此她思想改造的任务更重，她一定要把悼念斯大林化为实际行动，紧紧跟着党，为人民服务。她带着因出身而生的原罪感说着这些话，眼里闪着真诚的泪光。
以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我都会想起这个明确意识到异己身份的女生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她可能认真地听党的话，交三月五日心检讨，自我改造，但是否得到党组织或具体到班干部的认可，在分配工作等一系列关节，能不能免于歧视，其后20多年特别是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她和她的家庭能不能躲过劫难，她在精神上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悼念斯大林的活动，在北京是以天安门前开群众大会达到高潮的。许多代表人物讲话，我只记得黄炎培一开始就讲到电影《难忘的1919》，当时这类场面上的讲话都是千篇一律，惟此还带着一些个人特点，不过也可见黄炎培这样饱经政治沧桑的人，他对斯大林的发言立论，也是建筑在宣传性的电影故事的基础上的。
像我这样一代从少年时代就接受共产党教育，视苏联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典范，把红星闪耀的克里姆林宫当作世界灯塔的人，心目中的斯大林确实已成偶像。
当时我的见闻所及，完全不了解全世界范围的思潮动向，不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消长和分化；不知道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革命的全部真相，苏共党内斗争的复杂情况，更不知道斯大林发动农业集体化和以莫斯科审判为代表的大清洗造成怎样的灾难。至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苏共中央跟中国党的关系，1949年就中国革命形势、1950年就朝鲜战争形势，中苏间不同意见的往复磋商和妥协一致的微妙经过，都是迟至世纪末苏联档案解密后，才从一些报刊偶尔透露的资讯看到一鳞半爪的。
然而正是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前述为斯大林逝世真诚感到悲痛的青年学生，在斯大林逝世当时，心理指向是单纯的。而在政治中心深知中苏关系的沿革和内蕴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心情会复杂得多。大概在中外古今，置身局外的普通人，总是以非政治态度对待政治斗争，即以常情常理看待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因此常不免于被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蒙蔽、欺骗或利用，一旦真相暴露（不一定大白于天下，也许只是部分地白于天下），就只剩下吃惊的份儿。
不过3年以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闭幕那天作了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时期滥开杀戒等等黑暗内幕，我在3月间听了传达，就是世上千百万这样吃惊的听众之一。
那是后话了。
2001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