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有个威尼斯宫，没有列入我们这次参观的景点。年轻的导游只是远远一指，说那个二楼的阳台就是有名的莫索里尼阳台。
莫索里尼在那个阳台上“表演”过无数次演讲，说是表演一点也不错，他用心总结经验说，个别谈话要亲切，群众场合要煽情。想见他当年站在这阳台上，面对成千上万向他狂呼“法西斯万岁”的党徒，自我感觉是当代的恺撒，何等的不可一世。
莫索里尼是靠煽情、蛊惑、欺骗起家的。1919年，他在米兰组织了有150人参加的“战斗的法西斯党”，提出取代“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是：“信仰、服从、战斗”！
信仰什么？服从什么？为什么而战斗？
莫索里尼说：“19世纪，人人口中无不说民主。现在的口号应当恢复古来的理想，改为‘以少数贤明之人治国’。
……欧洲再向民主方面走，是愈走愈糟；只有革命可以救国。”
他说的革命，就是反民主之道而行之，就是法西斯专政。
当时意大利有国会，实行代议制民主。莫索里尼的党徒施展流氓手段威胁选民：“谁不投黑衫党的票，重者致命报复，轻者一杯蓖麻子油！”就这样，从1919年的4000张选票，一跃而为1921年的17．8万张选票；随后，法西斯党的武装党徒即达50万人，普通党员100万人，他们控制和操纵的工会等社团250万人。国会中的法西斯党团，占了535席中的35席，他们已经感到不满足了。
1922年10月莫索里尼率领10万人向罗马进军，迫使内阁辞职，他当上政府首脑，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专政；比1933年上台的德国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工党）党魁希特勒早十年，可以叫法西斯主义的“祖师爷”了。
莫索里尼一上台，立即禁止游行示威，叫喊把“诽谤”法西斯主义的人“钉在墙上”。接着，公布法令，除了法西斯党团以外，所有的政党和政治团体都予以取缔，“一切权力归于法西斯”，莫索里尼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这还不算，进一步剥夺公民的个人权利；在取消工会同时，成立法西斯工团，把资本家和工人、劳心的和劳力的，全纳入这个组织的领导下，为法西斯国家从事物质生产。它要求，“在法西斯国家中，每个市民不再是一个自私的、反社会的、反集团的人，而是遵守政府法律、效忠法西斯国家的模范公民（？驯服工具！）。”大约在1926年底，莫索里尼不但“革命”成功了，他在内政上的各项“改革”也成功了，这年11月他颁布《紧急法》，标志着国内法西斯化已经完成。
莫索里尼在接受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采访时，志得意满地说：“我来到这儿就不想走了，不打算走了，打算尽可能久地留在这儿。”他说起他所崇拜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借以夫子自道：“对独裁者来说，长期掌握政权是极其重要的。”
莫索里尼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转移对国内危机的注意，也为了他建立新罗马帝国的狂妄目标，他又在国际上寻找同伙，寻找支持。他在指挥意大利军队单独入侵阿比西尼亚（其后改称埃塞俄比亚）以外，又伙同德国纳粹希特勒一起武装干涉西班牙。此后，莫索里尼和希特勒就成为生死搭档，莫索里尼管希特勒叫“元首”，希特勒管莫索里尼叫“领袖”。他们在二战中虽有利益矛盾却在总体上互相响应、互相支持的一系列战争罪行，是人们所熟悉的了。
1940年6月10日，莫索里尼就在这个威尼斯广场的阳台上，发布了追随希特勒参战的宣言。他歇斯底里地叫喊：“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将把我们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这句话正扎根在德国人的心里，他们已经飞着，在天空，准备从阿尔卑斯山一扫到印度洋，那就是：征服吧！”
广场上的法西斯党徒照例狂热地鼓掌、欢呼、跳跃、嘶喊。
将近5年以后，1945年4月28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六，出逃的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被意大利边境一支游击队处决。他们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到米兰，抛在广场上。米兰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发轫的地方，但此时在这个广场上，已没有向他欢呼的万头攒动，只有满怀复仇的愤懑的人群，先把他们的尸体吊在路灯杆子上，又放下来扔在路旁阴沟里，也有的说是扔在一家咖啡馆门前，陈尸，践踏。罗马的广场，米兰的广场，一样的广场，今天，一样是人们在悠闲漫步，鸽子在从容觅食……却写下了法西斯狂人墨索里尼的生平始末。
诺曼底海滩
到诺曼底去。
从巴黎向西，有很长一段路与塞纳河同行，车行左岸，河水向西奔往出海口。过鲁昂城而不入，说好归程再来，瞻仰法兰西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纪念地，她是在此遭受火刑的。
诺曼底！诺曼底！这个遥远的地方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是个响亮的呼唤。它与“登陆”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与打败希特勒联系在一起，也与结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联系在一起。
那是1944年，临近我小学五年级的暑假，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报纸上，频繁地出现诺曼底的战况。平时沉默整天没话的父亲，披阅报纸眼睛不时地发亮。
我们无须到诺曼底西北角瑟堡的“战争纪念馆”去。我们就在卡昂城北面阿罗芒什那一带海滩下车。
天阴沉，一阵一阵的毛毛雨。低空的云压在粗砺的海滩上。这是法国5500公里海岸线的一段，生死攸关的一段；位于跟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西北角。拉芒什海峡（英吉利海峡）的水，此刻海天一色，如满布的云似的灰沉沉。
58年前的6月6日，那是历史上称为D日的进攻日，从午夜到拂晓，也是这样阴霾的天气，而空中有更狂的风，海上有更恶的浪。
那年5月里有18天好天气，艾森豪威尔统率的盟军却按兵不动。
好一段时间，英美最高司令部在诺曼底之东、法国东北角加莱海峡部署了一系列虚张声势的行动以迷惑敌人，完全符合“声东击西”计策的原旨。1940年英法军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选在这里通过了最窄最近的海峡。因此，德国不是无缘无故在此配置了重兵，实力最强的步兵师和装甲师。
诺曼底的德国防线也是严阵以待的。沿着海滩至今保存完好的一个个乌龟壳式的地堡，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大炮依然冷冷地盯着海上，但这时已没有炮弹，更没有操作大炮的日尔曼士兵，炮口就像惊愕得下巴掉了环，失神地张着嘴哑然愣在那里，碉堡上弹痕斑斑。
当时可不是这样的。关于盟军可能于6月6日～16日之间登陆的情报，关于登陆地点可能在加莱海峡的判断，以及希特勒累次“注意诺曼底”的提醒，固然都是统帅部里的事情；而每个碉堡里的一组德军，不管意识深处誓死忠于元首希特勒，还是不那么死心塌地，也都只能夙夜匪懈提心吊胆地守在炮位上，等待着最终或是当炮灰或是当俘虏的命运降临。
他们甚至不会知道，上级认为天气恶劣，没有迹象表明进攻“迫在眉睫”，不会知道驻防诺曼底的军团司令下令暂时解除经常戒备状态，不会知道德国海军因为风浪大，撤回了在海峡中巡逻的船只，也不会知道德国空军侦察机已经飞不到英国南部海港，而在那里，大批的盟军正在静悄悄络绎登船……我是许多年后，从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才得知这一切的。
而龟缩在诺曼底海滩碉堡里的德国陆军士兵们，则在1944年6月6日拂晓，亲自承受了这一连串儿事前都秘而不宣的历史性动作的后果：
千船齐发，越过风急浪高、雾雨昏瞀的海峡，向诺曼底一线如潮逼来。猛烈炮火掩护着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的盟军从舰船登上卵石圪塄的海滩。
在这之前，凌晨时分，两个美国空运师和一个英国空运师，2万人已经在诺曼底德军战线侧翼的后方安全着陆。
希特勒妄称“大西洋壁垒”的防线，几小时内就突破了。
这几小时是你死我活的短兵相接，茫茫雾雨缠裹着血肉横飞。
我们现在脚下这一带是英国军团和加拿大军团楔入地段，美国军团的桥头堡在西边的奥马哈海滩和犹他海滩。
一年以前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后，节节胜利的美国骁勇善战的巴顿将军，这一回作为美国第三军团的司令来了。
后来就是这位坦克将军，对诺曼底地区的德军进行了大包抄，在攻克了西南方的阿弗朗什以后，回师东南，直指巴黎。这是后话。
直到6月6日下午4时55分，在酣睡中没人敢于打扰的希特勒终于一觉醒来。他下令对盟军的“滩头阵地必须在今晚肃清”。这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当时，美军已经在两处海滩，英、加已经在一处海滩取得立足点。而且果然像希特勒所担心的，盟国的后续部队正继续由海空登陆。
6月10日，蒙哥马利将军报告说，他已经完全在海滩站稳脚跟，可以接受视察了。于是，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参谋长马歇尔分别登上了英国和美国的两艘军舰，顺利穿过英吉利海峡前往各自部队的阵地。蒙哥马利的部队已经深入内地七八英里了，他的总部设在离岸大约5英里的一个乡间别墅。这一天天气好极了，据丘吉尔回忆，肥沃的土地上到处是黑白花色的奶牛，在阳光下或走或卧。当时居民热情地向他们招手。
丘吉尔驱车或漫步在这狭长的占领地，看到沿着海岸线，大量船舰延伸了50多英里，都得到有效的保护。他在保卫阿罗芒什港（就是此刻我们脚下这一带）的海军上将维安陪同下，观看了英国战列舰和巡洋舰近距离炮轰德军阵地，炮击从容不迫，连续不断，敌人没有反应。丘吉尔对维安说：“既然已经这么近了，为什么不在回家以前再打上几炮？”其时距离只有6000码（约5公里多点），在敌军大炮的射程之内，他们向寂静的海岸开火，然后快速驶离。德军却没有回敬一炮。丘吉尔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说：“我多么希望你也在此啊！”
从6月6日以来，头六天中，盟军已有32．2万人，5．4万辆车辆，10．4万吨物资在诺曼底登陆；从6月9日起，战争主动权已经落在盟军手中，到6月11日，盟军已建成了一条连续的战线。
尽管这样，不但最初在诺曼底海滩，就是在诺曼底地区的腹地，在塞纳河和横亘法国中部的卢瓦河之间，且战且退的德军仍在顽抗，战斗依然极其惨烈。直到8月25日，法国第二步兵师和美国第四步兵师攻进巴黎，当时法国抵抗运动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巴黎市区（法国地下武装起义了，警察也罢工了，巴黎警察总局已被爱国者占领）。
我在巴黎荣军院的二战纪念馆和蓬皮杜文化中心陈列的摄影作品中，都看到了巴黎解放时倾城狂欢，入城式时迎接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将军的照片，一片兴高采烈，在那历史的时刻，所有的楼窗都打开了，所有的街道喧哗着，所有的手臂举起来欢呼。
诺曼底登陆不仅打开了解放巴黎的通道，也打开了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通道。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诺曼底海滩痴望那阴雨中显得平静而凝重的海水，远方，对岸，什么也看不见，此时连一只海鸥的影子也没有，俯首拾起两块卵石，觉得应该带回去留个纪念，这是地老天荒经受过大西洋或北海的潮水冲击和磨砺，永世默默无言的卵石———它能证明什么，它能纪念什么？
从平地漫到丘陵上的野草，在雨中显得湿漉漉的，从1944年那个夏天，已经58个春秋，一岁一枯荣，也绿过了58遍；当时地面上雨水中草叶树根沾染过的，有盟军的来自远方的年轻士兵的血，也有德国步兵的血，濡染过，渗透过，却也早就在时间里风干，在大地上灭迹，在历史的字里行间，渐渐消逝为淡淡的血痕。夏伊勒的笔一下子就把诺曼底的战争随手带过，转去写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德国内部谋害希特勒的尝试”，1944年7月20日的高级军官谋反案了。
诺曼底漫长的海滩上，不仅留下了德军坚固的炮台地堡，更留下一片一片十字架，盟军阵亡将士墓园。据说其间也有德军死者的墓地。
除了我们，四顾无人。除了细雨打在伞上，万籁静谧无声。
当时敌对双方成千上万的指挥官和士兵，共同书写了这一页诺曼底战史。
这一页战史的作者今天在哪里？
这一页战史的读者今天在哪里？
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应有的众多读者在哪里？
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历史应有的众多读者在哪里？
用生命有意无意地写着今天的历史的人，还顾得上重温细读昨天的历史么？
终于远远开来一辆小车，从车上下来一个人，穿着灰色的雨衣，走上那边山坡，经过草丛灌木匆匆走过来了。他像是比较熟悉这一带的路径，迳直地无所顾盼地走过来。看清了，一个50多岁左右的中年人，战后出生的一代，他显然不是当年这里战役的参加者，不是二战的亲历者。他的脸色严肃而阴沉，从我们身边走过，原想跟他打个招呼，却没说出什么。他走上去又走下来。他肯定不是一般的游人，他是有目的而来的。那么他是在凭吊先人，温习写在海滩和坡地上的历史，或者是个研究军事史的学者来作田野调查，谁知道？……等我们在一座德军地堡顶上的平冈照过相，远远看到这个沉默的孤客，他发动了车，又匆匆而去。
离岸不远处，石座上停着一辆盟军的坦克，是诺曼底登陆28年后，上世纪70年代从浅海打捞出来的。它以特殊的角色身份留在这里。
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海滩，灰色的蒙蒙细雨，灰色的双十字架……只有并列的旗杆上高悬着的法国红白蓝旗，美国星条旗，英国米字旗，加拿大枫叶旗，是于草树的湿绿外仅诺曼底海滩有的鲜明颜色，但有雨无风，旗帜都黯然下垂，仿佛在为诺曼底登陆中的牺牲者默哀；也许到了雨过天晴，来自大西洋的暖风轻拂时，这些国旗才会招展起来，表达当年反法西斯胜利者的欢悦吧。
半个多世纪在扰攘中过去了。这里已听不到立体战争中钢铁的轰鸣爆炸电波的呼叫人的呐喊，看不到炽烈的火网闪电的信号翻滚的浓烟，嗅不到TNT硫化物令人窒息的火辣辣臭味和其间溅起的动物血腥……往昔的风云甘于寂寞地退场，隐入时间深处，让位给后来者。只是随处竖立的一些石料的、水泥的碑碣坊柱任我们一路打量，都简洁、朴素，不渲染、不张扬。历史仿佛很自信：有人会遗忘，有时会遗忘，但不会是所有的人永远遗忘。
雨停，我们也将离去。同来的数学家万桑，是生在巴黎长在巴黎的巴黎人，40岁了，他说他第一次到这里来凭吊战场，他说他还要再来。我们在停车场看到两辆大客车，成队的中学生来了，该是到这里上历史课吧，今天6月20日，星期四，不是假期。
200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