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抄
外国的书我读得不多。关于二战，丘吉尔的回忆录很晚才买到，倒是很早就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李慎之等的中译本，“文革”后期就内部发行了，借来读过，对希特勒这人的真实情况，主要是从此书来的。
不久前重新翻翻，对希特勒败绩时要毁坏一切这一点，感触殊深。
1944年8月25日，盟军和法国抵抗运动部队解放了巴黎。在这之前两天，8月23日，希特勒下令毁坏所有巴黎的桥梁和其他重要设备，“即使艺术纪念物遭受破坏也在所不惜”。时任德国西线B集团军司令隆梅尔元帅的参谋长的斯达派尔将军拒绝执行这一命令；这个斯达派尔是1925年图平根大学的哲学博士，不久前刚刚参与了7月20日谋杀希特勒的事件，他是所谓谋反分子，却是几乎仅有的逃脱希特勒惩罚的人。他后来揭露说，巴黎失守以后，希特勒马上命令用重炮和V-1飞弹摧毁这座城市，但这个命令他也拒绝了。几个月以后，希特勒败局已定，他在1945年3月19日下了一道“焦土政策”的总命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以及所有的储备统统毁掉，以免它们完整地落入敌人之手。他在向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解释这一决定时说：“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要考虑这个民族维持一个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自己动手把这些基础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而且，在战争以后留下来的人不过都是劣等货，因为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
3月29日，元首希特勒信托的秘书马丁·鲍曼下达了一道同样野蛮的命令，旨在把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国工人和战俘在内，移至德国中部，而数以百万计的人必须徒步行走。
假如希特勒和鲍曼的命令和其他补充指示等等全都付诸执行，那么数以百万计的尚未死于战争的德国人也要送命了。
按照当时的各种“焦土”命令，必须摧毁的有：“所有工厂、所有重要的电力设备、自来水厂、煤气厂、食品店、服装店；所有的桥梁、铁路和交通设备；所有的河道、船只；所有的机车和货车。”
这是要在盟军到来之前，灭绝仍然存活的所有德国人的生路，这是要让整个德国民族作他的陪葬；希特勒横下一条心要在最后时刻自杀，他对他曾经表示无限热爱的德意志民族继续存在是心有不甘的。
德国人民能够幸免于这一次最后的灾难，除了因为盟军进展神速使得这次巨大的破坏未能执行以外，还由于斯佩尔和一些军官直接违抗命令，奔走努力，保证重要的设施不被那些死心塌地执行命令的军官和纳粹党棍所炸毁。（按：这个纳粹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战犯斯佩尔，因此在纽伦堡法庭上得免判处死刑，被判20年徒刑。）
希特勒不但要毁灭别人之国，而且要毁灭自己之国；不但在发动战争时要制服敌国，而且在兵败垂死时，恨不能把自己再也不能君临的一切，毁坏得片瓦无存，寸草不生，人丁绝迹。真是彻头彻尾的独夫心态。
环顾中外古今，独夫心态莫不如此，只有程度不同罢了。
在中国，从“咸阳一炬”肇其端，打下天下，进得城来的，大掠三日，要烧要杀；失了天下，败走之前，放他一把大火，我不能占有，你也别想得到。像梁武帝那样，只是在亡国之前烧掉自己珍爱的藏书，已经有点文绉绉的书呆子气了。至于李自成逃出北京，大概过于匆忙，居然把紫禁城完好地留给了满洲大清国。在西方和中东，暴君尼禄纵火烧得古罗马成为废墟，欧仁·德拉克卢瓦（1798～1863）的名画《萨达纳帕尔之死》，则表现了被围困宫中的国王命令太监杀死他的后妃宫娥侍从以及心爱的犬马。这与项羽之杀虞姬，朱由检（明崇祯帝）杀公主异曲同工。
希特勒命令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徒步大迁徙，不但使人想到了他曾把600万犹太人置于死地，而且使人想到斯大林把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少数民族赶出家园，流放到荒远的边区和极地，波尔布特把整个金边城抖落一空，驱赶男女老少长途跋涉到乡村，都造成大量的非自然死亡。
天下独夫都不把人当人，自然不管人民死活，他们只顾逞一己的野心，而视人民如草芥，如儿戏，甚至妄言死一半人也不在乎，当然那前提是他享命万岁，大权在握。可惜，即使权倾天下，叱咤一时，也还是人间的匆匆过客，不死于人，则死于天。世上水照样流，草照样绿，女人照样生孩子，而希特勒、莫索里尼、东条英机、斯大林以至波尔布特等如今安在哉！
2002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