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身虽在堪惊
从1957年春天初访莫斯科，到2003年秋天重来，间隔了46个年头。在天文时间里，这简直算不了什么，在个人，却是“朝如青丝暮成雪”。许多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一生也没活这么长，契诃夫才44岁就病死了，普希金只在人间逗留了38年！
而在人类历史上，这46年经历了太多叫人不胜沧桑的大变动。我们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出访苏联的中国记者团，又正当1917十月革命的40周年，赫鲁晓夫在接见时，让我们捎个口信：他们准备以盛大的庆典迎接毛泽东同志的到来。我在此行中写的组诗，就题为《第四十个春天》。诗集排好了版，没有问世。因为就在毛泽东率团去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的同时，我正式成了反右派斗争的对象。这个政治运动，不仅像是斯大林时期所谓“肃反扩大化”的重演，而且使人联想到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清除立宪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以及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斗争。我和我的几十万同案者们的命运，就这样跟十月革命联系起来。
其后，在冷战一方的社会主义阵营里，陆续发生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变。号称“牢不可破的友谊”而结盟的中苏两个大国，由互相指责的所谓论战而终于分裂。在我们这里，三年大饥荒，死人无数，十年大动乱，更是冤狱遍于国中；在苏联那里，一度说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然而卫星上天、军备竞赛和打击持异议者，都不能消解几十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和民间积怨，最后出现谜一样的突变，曾以列宁斯大林为旗帜的政党、政权一朝瓦解。
俄国人也许从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化，特别是近年公开苏共档案以来，对几十年的历史有了较多较深入的了解。我们中国的普通人，若说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未免有些牵强，因为大家离真正的庐山远得很，庐山远在万千里外的云雾之中，我们对历史深层的所知，正合着香港人爱说的：“一头雾水”。
照例到光线微弱的列宁墓地去看望逝世近80年的列宁。
鱼贯而行的不少是俄国老太太，神情凝重，只是注目为礼。倒是有些60岁左右的中国游客，多半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绕过列宁遗体时，鞠躬如也，就像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上似的。
在列宁墓外，跟他做伴的，尽是苏维埃政权时代的头面人物。斯大林的遗体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次党代会后从列宁墓迁出，焚化了埋在后面赭红的克里姆林宫宫墙墙根。有一些苏联元帅和苏共总书记，各立一尊石雕半身像，依次排列着；文秀数过来，发现没有赫鲁晓夫，一问，才知道，这里都是在总书记任上去世的，契尔沃年科虽只当了年把，死在任上时身份仍是总书记，而赫鲁晓夫虽当了十一二年的总书记，可没死就下了台，死时的塔斯社消息已只称之为“养老金领取者”了，故不在塑像之列。然而我们接着发现，排尾的一个是苏斯洛夫，并没当过总书记，置身于此，类乎破格，但他是几朝元老，据说颇有操纵一切的权力和手腕，他又是意识形态的主宰，多年来力图控制苏联人的精神世界。原来立像的标准是灵活的，出于某种需要，全在掌握之间。我和文秀相视而笑，不再追问。
不过，在这个显赫位置上接受瞻仰或参观的死者，都不得不跟他们的夫人分开。我就在新圣母公墓中，发现了苏斯洛夫夫人苏斯洛娃的墓，不远还有赫鲁晓夫的墓，布尔加宁的墓，以及赫鲁晓夫为首的政治局委员里唯一的妇女，一度风头甚健的文化部长福尔采娃的墓。这个公墓似有一个好处，只讲先来后到，不以身份为序，因此参差错落，也顾不得死者们生前的恩恩怨怨了。
如今所有到莫斯科观光的人，差不多都被人领到这个公墓看看，像在巴黎差不多都要去看看拉雪兹神父公墓那样。这些墓园也的确比我们国内的公墓好看，因为每座墓都有不同的设计，有的堪称艺术匠心之作。北京现在除了八宝山之外，也又开辟了些新的公墓，阔人和他们的家人子女，开始关注身后的阴宅了，日积月累，将会形成一些新的旅游景点吧。
高莽著的《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一书图文并茂，其中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墓前还是一幅照片，这回已经代之以她《天鹅湖》舞姿的立体雕像。公墓的另一处，又见一座全身雕像，当代职业妇女的装束，原来是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在这里，她是新来的。
走出墓园，已近黄昏，骤雨微晴，有一线斜阳透过云层，一阵风来，梧桐叶落，不禁想起“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句子。不过这里一切清扫得干干净净，规规整整，没有词里那般的萧飒。
回想46年前，那“第四十个春天”，虽说经过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经过波兰、匈牙利接连的动荡，我们恍忽感觉到国际共运的某种危机，社会主义阵营不再是一片玫瑰色，但我所受的政治熏陶，仍然使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批判和革命传统，加上十月革命以来中国革命者“到莫斯科去”的浪漫行迹，深入我们的心，使我们对“新俄”几乎天然地怀着好感，加上苏联画报、电影歌曲对视觉和听觉的冲击，说起苏联，阳光与鲜花更像是无可更易的主调。我在当时团里算是年纪小的，比我大10岁20岁的人其实也都差不多。我们那次访问的政治色彩很浓，我们的任务本来就是要报道十月革命40年的成就，藉以修补因揭露批判斯大林而露出破绽的苏联和社会主义形象。我们所要着意的自然是光明面，是辉煌、伟大、欢乐、幸福，纵的与十月革命前“生活像泥河一样流”的日子相比，横的与西方世界的两极对立和“垂死没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贫穷痛苦相比；这是既定的宣传要点，也是采访时的指导思想。
这回迥然不同了，我们夫妇只是私人游历，她是初来，我虽说是重游，却并不为了怀旧。经过几十年的政治变迁，那些团结一致或你死我活的政坛人物一个个出局了，去世了，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依然在俄罗斯这片辽阔广大的土地上生活着，这才是真实的生活，每天都有新的太阳升起的真实生活。
我在46年前初来时，接待过我们的，我们采访过、接触过、邂逅过的朋友，满街上的行人，大剧院里的观众，其中中年以上的想必都垂垂老矣，当年40多岁的人，如今还有多少健在的？反正我们记者团的成员，除了我和新疆的富文（他当时40岁，今已晋九），别人都不在了，有两位，刘克林和丁九，还是在“文革”中自尽的。
站在红场一角，不是凭吊一个政权，而是面对着一去不复返的时间，面对着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历史，想起我认识的和陌生的，那么众多的人已经不在，而我幸存，忽然觉得“此身虽在堪惊”！我得以苟活到今天，是怎样的际遇和偶然。
谁能自由呼吸
历史上，生活中，一切假设都是苍白无力的。但我从小接受替别人着想的道德教谕，学会“设身处地”，后来爱好了文学，这就转化成一种身份和境遇的假设。
在十月革命40周年的1957访问苏联，我倒没有想象自己在40年前的1917躬逢其盛，那时候连瞿秋白还没有到“赤都”来，张西曼似也还只在远东海参崴一带，传说亲眼见过列宁的柯庆施则还不知道在哪里；但我确实想过，我若在1927年来到莫斯科，我将会是怎样的命运？我的叔父年轻时，1926年在上海，即将由中共派往莫斯科学习，不幸被军阀孙传芳逮捕，从此改变了一生的道路。如果他那时成行，到了莫斯科，在尔后的年份里，他会跟着米夫、王明大抓“托派”、大反“江浙同乡会”等等，还是抵制反对，而被加上托派的罪名，遭到流放、监禁或遣返回国？简直全都不敢想象。
说到1937年，自然不会假设自己在莫斯科，而是想象我逃离沦陷敌手的北平，然后或从津浦路南下，或到平西平北投身抗日武装。到了1947年，真的参加革命的时候，是为“最低纲领”即为打倒蒋介石，建立一个由“联合政府”执政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心目中却想望着“最高纲领”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苏联乃是叫人神往的样本。那时候总是悄悄地哼着姜椿芳译词的《祖国进行曲》：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记得艾青有一首诗，说他行走在中国西部高原的公路上，“像那些阿美利加人/行走在加利福尼亚的大道上”一样，为此受到批评。说来惭愧，我哼着这首苏联电影插曲，就如哼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似的，仿佛我也把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作了自己的祖国，并且以这是唯一可以“自由呼吸”的国度而“自豪”。这是1940年代一个倾心于共产党的少年的心理。说来跟1930年代把革命根据地叫做“苏（维埃）区”，以至刷出“拥护苏联”“保卫苏联”的标语，如出一辙。这种心理机制，由于《共产党宣言》论断“工人无祖国”，以及有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而更加强了。如果为自己辩护的话，可以说，这是因为生活在蒋介石国民党治下，实在感到窒息，难免向往着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罢了。
何满子后来有一句一针见血的话，说：其实在那片国土上，当时能够自由呼吸的，大概只有“克格勃”。
克格勃的全称，应该是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安局或国家安全委员会吧。安全机构是各国都有的，并无足怪。克格勃却因它把触角伸向“铁幕”之外的各个角落，而为世人所熟知；它在“铁幕”之内的作为，是直到斯大林死后才逐渐透露出来的。它现在已经成为包括它的前身“契卡”（十月革命后的肃反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格别乌”（苏军参谋部情报总局）在内的一个代词。在漫长的斯大林时代，在苏联国土上有这样一支听命于斯大林的别动队，不但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苏维埃之上，而且凌驾于苏联共产党之上，单是1936～1939这三四年间，就有一半以上的苏共党员，120多万人曾被逮捕，只有5万人获得释放，就不必说千千万万非党的苏联公民了。
回望斯大林时代，在第一线上冲锋陷阵，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搜捕，乃至动用告密、伪证、刑讯等非法手段，镇压异己、滥杀无辜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就是这支别动队。它罪无可逭地成为人民群众怨恨之所集。因此，当民怨爆发的时候，首先就把克格勃办公楼前矗立了几十年的捷尔任斯基塑像，套上绳索拉倒了：这个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亲密战友，被当成了专制极权血腥统治的象征。
不过，十几年后，这回我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上，看到迎面而来的一艘货船，沿用着“捷尔任斯基号”的老船名。而且，据说他那被拉倒的石像已经另外择地重立起来。我不相信这是像有人说的，因为普京出身于克格勃，对这位契卡老领导、高高瘦瘦穿马靴的波兰人格外关照；而多半是由于在老一代俄罗斯人的记忆中，把他在革命狂飙时期的肃反行动，跟建立星罗棋布的“古拉格群岛”区别开来，捷尔任斯基去世较早，没有参与过后来的事。而且，不但是捷尔任斯基，还有早夭的斯维尔德洛夫，若是一直活到1930年代～1940年代，能不能逃脱主要针对老近卫军的屠戮都很难说。
斯大林时期的恐怖行动，应该说从1920年代反“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联盟”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斗争已肇其端，到1937～1938年的莫斯科大审判形成一次高潮，那两年里，以“反革命活动”罪逮捕了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96名代表中的半数以上（1108名），逮捕和处决了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98名，达到70%。
三次莫斯科大审判以受审者百分之百的当场服罪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实际上所谓“清洗异己分子”没有就此煞车，更大规模地斩尽杀绝的行动指向了远不是什么反对派，而只是斯大林自己疑神疑鬼的，下面投机者告密的，更不用说多少表现出对其政策、做法有些异议的对象，几乎是所有他昔日的追随者、合作者。
即使是在他唆使下为制造恐怖出尽全力的人，例如在贝利亚之前，曾于1930年代～1940年代任内务人民委员的亚戈达、叶若夫，也先后被斯大林除掉了。由此可见，何满子先生只说对了一半；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就连“克格勃”也不能“自由呼吸”。
听说美国中央情报局门前有一座内森·黑尔的雕像，他是200多年前独立战争中受华盛顿派遣，打入英军收集情报，身份暴露被处死的青年英烈，一向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间谍，受到人们的尊崇。我想，由于美国的政权稳定，总是按程序如期接替，从来没有翻天覆地颠覆历史的民变，加上内森·黑尔所标志的传统，是对外而非对内，为人们常情常理所能接受，因此，这座石像才得以屹立至今，安然无恙吧。
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在反法西斯的隐秘战线上功勋卓著的佐尔格，虽是德国人，却属于苏联特工系统，由西欧转战东方，最先从日本军方获取了希特勒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尽管不幸牺牲，而他的大智大勇彪炳史册，赢得我们的尊敬。对中共特科的潘汉年，我亦作如是观。他们不是为金钱受雇于人，而是为理想而斗争，为理想而不惜赴死，尤其在二战中，不仅为本民族，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
撇开意识形态的差别，凡是称职的国际谍报人员，其智商和意志都必有过人之处。移之于其他的领域，也会另有所成。
然而，在今天俄罗斯的高级公职当中，据说原克格勃人员占到1/4的比例，这将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什么影响呢？
斯大林的阴影
赫鲁晓夫曾经建议在莫斯科树一座纪念碑，来纪念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受害者。这似是在1961年冬又一次为这些受害者平反的浪潮中说的。此后不到3年，他被同僚们逼下了台。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平反的工作大大放慢以至停顿；像布哈林这样的代表人物，是直到冤死整整半个世纪后的1988年，他的妻子加林娜才从“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那里收到了平反通知书。
这样，尽管我们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看到了各个时期多种多样的的宫殿、教堂、雕像和纪念碑，唯独没有看到斯大林时代受害者的纪念碑。
但在过去不曾注意到的建筑上，却看到了斯大林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