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抄
他们是在断头台上被斩首处死的。真真正正的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是为世界上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而死的。
看着他们炽热殷红的鲜血在阳光中一路洒满历史，41岁的我眼中溅满了1943年的泪。
2月22日，那是个春天触手可及的日子。
那是我还远未出生的年代。
然而我知道，他们是为我们而死的。
这是《永远的白玫瑰》篇末激情的诉说。原作刊于《当代》2004年第3期，作者虎头，是北京的一位德语副教授，他在这里叙述的是他不曾亲历的往事。往事并不遥远，距今61年，在纳粹统治的德国。
那“为我们而死的”是一对年轻的兄妹：舒和家的汉斯和索菲。从来没有听说过，作者也是去冬旅居柏林时才知道的。
2003年11月28日，德国电视二台（ZDF）的专题节目“德意志俊杰”，评选德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十大名人。当场由观众电话评选（可以重复投票，但不能给同一个人投两票）。
结果，在只有9000万左右人口的德国，舒和兄妹得了500万张票；按得票数排名第四。当选的前三名是：一手领导了德国战后重建的总理阿登纳，一手创建了在全球拥有7亿信徒的新教领袖马丁·路德，一手奠定了共产主义理论基础的哲学伟人马克思。
在舒和兄妹———汉斯、索菲之后，依次是：前总理勃兰特（1970年在波兰华沙反纳粹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因此被视为德国人真正开始反思的代表），巴赫（创立了辉煌赋格王朝的乐坛领袖），歌德（无论按什么划分都是当仁不让的世界文豪），约翰内斯·古丁堡（被视为德国现代印刷术发明者），俾斯麦（德国历史上首次统一全国的普鲁士帝国铁血宰相），爱因斯坦（公认改变了人类宇宙观的科学奇才）。
兄妹二人都是慕尼黑大学学生：哥哥学医，妹妹学生物与哲学。
哥哥死时24岁，妹妹死时22岁。
他们是在1943年2月22日被处决的。
索菲在临刑之夜睡得很香，她被叫醒的时候，坐在监铺上讲她刚做完一个梦：“我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抱着一个婴儿去做洗礼。婴儿穿着长长的白袍。到教堂必须通过一座险峻的山。
我稳稳地抱着婴儿走上山去。突然我面前出现了一道冰川深涧。我刚把婴儿在身边放下，就坠入了深渊。”她向同监号的犯人解释自己的梦，“那个婴儿就是我们的信念。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他成长。我们是他的开路人，但我们必将在他成人之前死去。”
下午4～5点，在慕尼黑的斯塔德海姆的盖世太保监狱执行对她们兄妹的死刑。
先带过来的是汉斯，他明显地瘦了，但步履庄重，越过隔离线和父亲拥抱，和每个人握手，嘱咐问候所有的朋友，最后说到一个姑娘的名字，一滴泪出现在他的脸上，他隔着隔离线弯下腰来，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自己的眼泪。然后他就走了，像来时一样镇静。
在行刑的一刹那，汉斯高喊一声“自由万岁！”
妹妹索菲被看守带来，她腰杆挺得像标枪一样直。她满脸洒满阳光微笑着品尝家里带来的甜食：“谢谢，我还真没吃午饭呢。”她说，“多么美丽的艳阳天啊！而我必须离开。
可今天在战场上又有多少人要死去，那么多充满希望的年轻生命……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唤醒千百万人民，那我们虽死何憾？”“你再也回不了家了。”妈妈说。“不过几十年而已。”她轻描淡写地说，然后加重了语气，“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妈妈再次对她说：“索菲，耶稣与你同在。”索菲坚定地、有点像下命令似地说：“还有你，妈妈。”然后她也面带微笑，无所畏惧地走了。
他们为什么能这样视死如归呢？
他们是在4天以前，2月18日被捕的。在他们被捕前两天，索菲，这个美丽而弱小的女孩向朋友说过：“已经有如此多的人为了这个暴政而死，现在应当有人为了反抗这个暴政而死了！”也就在这一天，汉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走过太多的弯路。我知道，深渊正在我面前张开大嘴，漆黑的暗夜包围了我求索的心灵———但我义无反顾地踏入深渊。想想克劳白玫瑰：1943年的鲜血岱尔的那句话吧，‘生命，就是导向光明的冒险。’”
他们对于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早已有了精神准备。
《永远的白玫瑰》作者由此想起了中国的文天祥、谭嗣同，以及“做千秋鬼雄死不还家”的渣滓洞的烈士们：“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人到处都有，但舒和兄妹却是因为有知所以无畏。”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要有怎样坚定的信念，才能让舒和兄妹超越这种植根于基因中的（对死亡的）恐惧？”作者回答“那是信仰。———舒和兄妹的信仰是：纳粹这样的暴政没有理由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
他们与纳粹不共戴天，这种憎恨之情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他们都曾狂热地信仰过纳粹。希特勒1933年上台以来的10年，正是他们的成长期；汉斯15岁就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索菲12岁时也加入了德意志少女联盟，他们热切地参加纳粹组织的一切活动，并因他们的热情和创造力而先后成为这两个组织的佼佼者。
但戈培尔式的欺骗，能够蒙蔽人于一时，却终要在事实面前露出破绽而破产。许多纳粹的倒行逆施本来已经使汉斯对纳粹的信念开始动摇；1942年假期，汉斯奉命去俄罗斯战线的德军野战医院实习3个月，横飞的血肉和冰冷的死亡，使他彻底认清了纳粹的实质。
回国后，面对着纳粹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还有发生在身边的一系列事件：以吉他伴奏弹唱俄罗斯和挪威民歌被禁；读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也被禁；一个敢于说真话的年轻老师失踪……这促使他从思考中得到了一个严重的结论：沉默服从纳粹，就是纳粹罪恶的胁从犯！思考之后，他又感到了胸中块垒不吐不快。
汉斯决心不做“沉默的胁从犯”。于是在1942年夏，盟军大规模轰炸科隆之后，就有了亚历山大·施摩莱尔和汉斯·舒和第一次印发的传单，亮明自己的立场，反抗纳粹暴政和争取个人自由！
第二号传单揭露纳粹屠杀30万波兰犹太人的暴行。
第四号传单：“从希特勒嘴里说出的每个字都是谎言……那些今天仍然不相信纳粹邪恶存在的人，他们远远没有理解这场战争的背景……我们必须在邪恶最强有力的地方攻击它，这个最强有力的地方就是希特勒的权力！”
这些挑战希特勒权力的年轻人，成立了自己的反法西斯小组：白玫瑰。
第六号，也是最后一期传单，是由库特·胡伯教授执笔，舒和兄妹散发的：
“‘自由与尊严！’”
“10年了……（希特勒及其同伙）剥夺了德国人民所有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由，毁灭了德国人民全部的道德基础……同学们！德国人民在看着我们！他们在期待着我们！我们要……摧毁希特勒的暴政！”
在他们的传单中，他们甚至预言了当今欧洲统一的基本原则，“新欧洲的基础是：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保护国民不受国家暴力的任意欺凌。”整整60年之后，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主持起草的《欧洲宪章》中，差不多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这些话。
1943年2月18日，从天上纷纷扬扬地飘下瑞雪一样的传单时，慕尼黑大学的守门人冲上屋顶抓住了舒和兄妹，连同他们包里没有撒完的传单。
2月23日，舒和兄妹被押上断头台的次日，纳粹喉舌《慕尼黑新闻》幸灾乐祸地写道：“这些不知改悔的反动案犯在房屋上刷写反国家的口号并散发阴谋颠覆国家的传单，不知羞耻地对德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和德国人民的抵抗精神犯下了滔天大罪。”
纳粹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在舒和一案中还株连了80多人。他们或是小组的中坚，或是外围，有的只不过是熟人而已。这些人都被逮捕，被严刑拷打，被判处徒刑，甚至也被处死。然而没见任何文字材料表明他们中有人反咬舒和兄妹以图减轻自己的痛苦。
《永远的白玫瑰》作者由衷地赞扬说：“这就是ZivilCourage———普通民众不畏威权反抗一切压迫的那种以卵击石、响遏行云的勇气。我把它翻译成‘平民勇气’。”
在纳粹杀害舒和兄妹和他们的同志克里斯蒂安·普罗普斯特以后的八百天，仅仅八百天，希特勒走到了他的末日。在呼唤德国人民觉醒，清算纳粹罪行，特别是在战后废墟上重建一个繁荣德国的日子里，人们会发现汉斯、索菲及其同伴们的血没有白流。
读到作者对这件我们过去全然不知的史实的激越的复述和思辨时，我忽然想起鲁迅在为刘和珍跟她的年轻同学们喋血而写的一系列出离愤怒的文字。他曾这样说到死尸的沉重：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白玫瑰：1943年的鲜血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死地”》）
鲁迅这话，说了80年了。今天依然令人感到沉重，也许仅次于死尸的沉重吧。抄书至此，怃然而叹。还是请读者亲自去读《当代》上的新篇和《华盖集续编》里的旧文。
2004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