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采里乌斯诞生于1779年8月20日。那时，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西南大约百英里的地方，有一座位于波罗的海和维特恩湖之间叫做林彻平的湖滨小城。在这个城里有一个世世代代做牧师的虔诚的家庭。贝采里乌斯就是作为一个长子而在这个家庭成长起来的。他出生时，他的父亲还未做牧师，而是一位学校的校长。
1779年，在瑞典正是舍勒开始发现氧以及其他许多新的重要物质，从而不断地开拓着化学新天地的时期。在法国，正是拉瓦锡以氧为中心创建新的化学体系的时期。贝采里乌斯，这个同新化学时期几乎同时诞生的孩子，就把他的一生也都贡献给了化学，促进了化学的全面而健康的发展，他也成了这个时代的骄傲和象征。
虽然贝采里乌斯备受科学之神的眷顾，但他在人生的命运上却是很不幸的。在他4岁时，父亲就患肺病去世了，仅给他和妹妹及母亲留下了很少一点家产。母子三人在渡过了一年多的贫困生活之后，母亲带着他们改嫁给一位叫艾克马克的牧师，他是负责管理邻街诺克库教区的一位德国人。但是幸福的日子却是如此的短暂，也只过了两年，他的母亲又患急症故去了。就这样，年仅8岁的贝采里乌斯就失去了生身的双亲，成了一个可怜的孤儿。
幸运的是，在继父艾克马克那里，他也还是得到了许多幸福。艾克马克是一位心地善良和品德高尚的僧侣，同他交往过的人都很尊敬他。他还是一位教子有方的慈父。他对先妻留下的二男三女和后妻带来的一男一女都同样喜爱，并以独特的、有趣的方法给他们讲授普通教育的课程。孩子们在一起有如亲生兄弟一样，和睦相处，愉快学习。艾克马克着重教授孩子们自然科学知识，其中也包括植物学。在天气好的日子，他就带着他们到野外散步，观赏花草和风光。天气不好时，他就在午饭后教他们学习博物学的书籍，巧妙地设法启迪他们的好奇心。贝采里乌斯那时就很聪明机敏，很有天份，提出的深奥问题往往会使父亲为之一惊。他对贝采里乌斯的未来抱有很大期望，经常鼓励他说：“贝采里乌斯，你有足够的天赋去追随林奈先生和卡尔道希先生的足迹，你要不断努力，做一个像他们那样杰出的学者”。
艾克马克给了贝采里乌斯一个继儿所难以想到的幸福岁月，但是他转眼之间又再次陷入了不幸的逆境。在他11岁时，艾克马克又第三次结婚，于是，贝采里乌斯和妹妹只好被寄养到舅父家。舅父是一位温和敦厚的人，很爱这两个孩子。但是舅母嗜酒，又由于家里已经有了7个孩子，她和她的孩子们就都把贝采里乌斯兄妹视为累赘而加以虐待。过去在艾克马克家得到的有如亲生孩子般的爱护，以及有如亲兄弟般的亲密无间的欢乐，对于可怜的贝采里乌斯兄妹来说，只能作为往事来回忆了。
贝采里乌斯在晚年时还常常感叹说：“一回想起儿童时代，首先记忆起来的并不是高兴的事，而是在舅父家的那段痛苦的经历。所以也就尽量不愿再去回忆了。”
14岁时，贝采里乌斯进入林彻平中学学习，但是他的表兄弟们却从未减少对他的歧视。于是他在15岁时便下决心要靠自己来解决学费问题。他休了学，到附近农村的一个富裕之家去做家庭教师。
工作一年以后，贝采里乌斯又回到了学校。这次的外出工作除了解决了自己的学费问题之外，还带回了两个意外的收获：一个是生来就一直很弱的身体，由于在农村常去野外砍柴和割草而受到了农田劳动的锻炼，身体明显结实了。如果不是这样，贝采里乌斯也许就不可能有健康的保证去完成未来的那些艰巨的事业。
另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在他独立的环境中进行了反复思考自己的人生，而确定了自己的志向。过去，他一直把继承祖业、当一名牧师作为自己的前途，但是从他的才能来看则更加适合于研究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对于做一个牧师来说又是无用的。经过再三考虑，他觉得能够有些用处的还是医学。于是他就改变志向决心学医。新的决心带来了生气勃勃的奋斗精神。既然人生的目标已定，今后就只有全力向这个方向努力了。这样，贝采里乌斯就满怀信心地返回了学校。
在学校，贝采里乌斯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中学毕业后他如愿以偿的进入了乌普萨拉大学的医学院，开始学习医学。但是他在求学时代所走过的道路是极其不平坦的。为了解决大学的学费，他当过一年的家庭教师，还当过医生的助手，为此他不得不几次停学。他的路经常是阴霾蔽日和荆棘丛生的。但是，贝采里乌斯却是一个相信乌云过后总会有太阳的乐天派，相信总有一天会云消雾散，太阳重现，而自己的目的则一定能够达到。他就是这样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坚定地前进着。1802年5月，在他23岁那一年的春天，他已经成了一个自立的医学者。
贝采里乌斯不仅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生活，也靠自学去获取知识。他在学校学习医学，又靠自学学习化学。在19岁时，他有一次偶然地翻阅了德文的化学书刊，从此就同化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利用上课的余暇做化学实验，在实验中他感受着无比的乐趣，于是，他便以惊人的热情开始如饥似渴般地汲取化学知识。这时意大利的伏特又正好发明了电池。贝采里乌斯就又自学了许多电学知识。他有时观察电流的化学作用，有时研究电流的生理作用，还在对患者运用电气疗法中发现了意外的效果。
1802年的春天，他终于完成了大学的学习。昨天还是倍感艰辛的他，而今天则充满了无限的喜悦。
贝采里乌斯，在经过千辛万苦渡过学生时代之后，走向社会时是否就一帆风顺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迷雾般的重重障碍仍在阻碍着他的前程。他在大学毕业后就得了“恶性高烧病”，接着是论文被拒绝发表，然后又是事业上的挫折。
1802年5月，贝采里乌斯从大学毕业，月末即去一个偏僻农村谋求职业，然而就在这时他却病倒了。最初他很担心这种恶性热病，幸而在50天后就痊愈，但是所谋求的职业却告吹了。
贝采里乌斯在研究早期就撰写了关于氧化氮的研究和电流的化学作用，及各地矿泉水的分析等方面的重要论文。然而瑞典科学院却拒绝发表其中多数的论文。拒绝发表的原因是，他的论文观点很早就站到了拉瓦锡新化学（即反燃素化学）的一边，这与科学院的权威们的观点相反。
于是，为了改变所处的逆境，争取到能够自由埋头于化学研究的充裕时间，他着手进行了很多工作。他曾同朋友一起共同筹办的事业有：组织通俗科学演讲会；试制人造矿泉水；开办酿醋厂；兴办硫酸厂等，但都失败了，留下的只是越来越重的负担和痛苦。此外，他还开业行过医，却招不来患者，有志于到学校去当教师，却谋不到职位。实在是不顺心的岁月。
但是，我们伟大的贝采里乌斯终究是个乐观的人，即使是处于如此逆境之中。他也从未对生活放弃过，他说：“头上有屋顶，口中有粗食，这就已经是难得的幸福了”。他仍然坚持在研究室全力以赴地埋头于化学的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贝采里乌斯在经过了艰辛的考验之后，终于以辉煌的成果赢来了胜利。逆境的阴霾已经烟消云散，美好的前景展现在他的眼前。
贝采里乌斯后来终于找到一份在学校任职的差事。随着他在学校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已经没有必要再兼任其他职务了。同时他也有了更充裕的研究时间和精力，研究成果日益丰硕，研究范围也扩展到了化学的各方面。因此，不知在什么时候，贝采里乌斯的名声已经传遍欧洲了。
作为一名教师，贝采里乌斯曾先后在卡尔贝尔斯军事学校、斯德哥尔摩外科医学校、农艺学院、医科大学等学校任职，从担任助教开始，到副教授，教授和校长等职务，直到53岁时退休，但还享受着名誉教授的待遇。
1808年，29岁的贝采里乌斯已成为科学院的院士，还几次担任皇太子的化学辅导工作，并光荣地在国王面前做过演讲。1818年被列为贵族。1835年被赐予男爵爵位。
成名后贝采里乌斯到欧洲各国旅行的机会很多，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国外的著名化学家，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和尊敬。其中很有意义的一次旅行是从1818年到翌年的法国之行。这本来是一次休养的旅游，以便解除长年工作的积劳，然而在巴黎却受到了著名大化学家贝托雷的隆重接待，并经他的介绍同盖·吕萨克、泰纳尔、杜隆和安培等人进行了会面。这些人中的不论哪一位都是当时建设新化学的杰出者。贝采里乌斯这位远方的来客，为他们带来了以独特高超技能所取得的分析化学实验的重要成果。而作为迎接他的主人，则不愧是人才荟萃中心的学者，把他们领先的新学说、新理论和新仪器，回赠给这位北方的贵宾。相互之间都得到了很大启歌德（1749-1832），德国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发。这在化学史上也是一次难得的非常有意义的交流。此外，这一期间他还会见了拉普拉斯、居维叶、阿拉格和比奥，以及正在法国停留的德国化学家洪堡等学者。在回国途经德国时，还访问了德国的一些化学家。其中在柏林结识了米希尔里希，从此俩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821年，他又到波希米亚的卡儿斯巴德去疗养。这又是一次很难忘怀的旅行。他遇见了来疗养的奥地利宰相梅特涅，还第一次见到了歌德。特别是能见到歌德，使贝采里乌斯感到莫大的荣幸，更没有料到能同他在一起度过一天多的时间。刚见面时，这位72岁的老文豪少言寡语，什么也不想说，似有些不投缘，但最终贝采里乌斯所具有的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矿物学方面的知识，赢得了歌德的好感。他们一起去攀登附近休眠的火山，讨论火山的成因，贝采里乌斯还分析鉴定了歌德搜集的矿物标本，并赠送给歌德一只进行化学分析用的吹管，还讲授了吹管分析法等，彼此相处得很愉快。
在这次旅行的归途中，他还特意去探望了那位曾经像亲生父亲般疼爱过他的人——早已回到德国安居的继父艾克马克。81岁的老父已患了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的重病，已经卧床不起了。老父伸开双臂拥抱爱子，父子泣诉离别之情，直到恋恋不舍的告别。当贝采里乌斯刚踏上回国之途的第二天，艾克马克就离开了人间。
此外，贝采里乌斯还到过伦敦，会见了英国的首席化学家戴维，天文学家赫歇尔（Sir William Herschel），著名的天文学家托马斯·扬（Sir Thomas Young），武拉斯顿（William Wollaston）和瓦特（Sir James Watt）等人。
他还多次到过丹麦和德国。德国还曾想聘请他担任柏林大学的教授，但是由于贝采里乌斯不愿意离开可爱的祖国而谢绝了。
贝采里乌斯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成为一位受到全欧洲所有化学家敬仰的老前辈了。
1834年的盛夏，在斯德哥尔摩突然流行起霍乱。贝采里乌斯当时被推选为防疫委员会的会长，每天从拂晓就开始工作，工作很劳累，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再加上经常接触人生的悲剧，精神也很不舒畅。从此他的面容就显得苍老了许多。特别是他还患有神经痛和消化器官等疾病而不得不逐渐减弱了对科学研究的兴致，以致很少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过去在科学研究上毫不知疲倦的他，现在则逐渐有些厌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