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穆大江副社长了解了邓小平下决心向美国派遣大批留学生的决策过程，觉得这是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重要姿态，心里很是振奋，于是布置任燕写了一篇记叙前后过程的内参材料，发往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穆大江觉得这会对各部门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任燕连续写了一批文章，在新华社内部受到了表彰，心里抑不住兴奋，终于趁着星期天赶去了北大，与正忙于排练话剧的夏建国和田源痛痛快快地谈了一阵，既谈到了大庆、长春与鞍钢，又谈到了首派五百名中国留学生去美国，一番话说得两位年轻的伙伴目光闪闪。
夏建国感叹说，邓大人真是在拳打脚踢啊，要是没有他这么起作用，中国的改变还真是难呢。只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重新评价，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任燕说，那也得靠你们的推动，下面推了，上面才能顺势决策嘛。你们这就是在创造条件。
夏建国认为任燕的话很对，只有田源显得神情有些落寞。他说，我虽然在排练的时候每一次都慷慨激昂，但是心里却发闷。你看人家都要留学到美国了，建国哥也是北大的学生了，你小燕子也得到新华社表彰了，就我还啥都不是，西双版纳农垦场的一个职工，户口都没回北京，我这算什么呢？火起来，我真的又想往香港跑了，管他铁丝网不铁丝网，听说现在边防军已经不开枪了，也没啥生命危险。
说到这儿，田源的耳边又隐隐约约响起了小提琴的声音，他知道这是那位叫吴怡茹的姑娘在拉，吴怡茹一定是很有出息了。夏建国与任燕于是急忙安慰田源，说一切都会好的，田源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话剧舞台上把“四五英雄”的形象塑造好，推动这个大冤案的平反，这样一切都会有希望。
任燕临走的时候建议夏建国邀请他的父亲与田伯伯一起来北大看看排练。争取这两位家长的支持很有必要，因为这个话剧的排练和演出过程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阻碍，让自己的家长首先支持，就很关键。
夏建国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他说今天晚上我就打电话给我爸爸，又让田源打电话给他爸爸，请他们都抽空来一趟北大。当然，都要悄悄地来。
大约半个月以后，田志远就与夏默结伴来到了北京大学。
他们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在黄昏时分被夏建国与田源悄悄地领进了北大学生会的道具仓库，然后木门就被紧紧关上，还用一张木桌顶住。排练的状况让田志远与夏默看得很满意。
夏建国的导演特别严谨。譬如，他是这样纠正演员的：田源，你说这一句台词的时候，手再往上抬一些。
于是，剧中人“李源”又把伸直的手臂抬高一些，高声说，我们要他回来整顿这个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国家，犯的是哪条王法？
夏建国说，对，就这样。田源的表演确实很入神，举手投足都很自如，每句台词都字正腔圆。田志远一边看一边想，早知道这小子是块演戏的料，他小时候眉飞色舞地念“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儿，芦笋片儿，狗牙蒜要掰两瓣儿”就特别顺溜，现在果然应了这一说。
就在田志远这么入神地想着的时候，道具仓库的木门突然被人啪啪地击打，敲击的力量很大。田志远吃惊得张大了嘴，仓库里所有的人都愣住了，排练现场寂静一片。
夏建国也僵住了，心一时拎在了半空。
啪啪啪，木门继续响。所有的眼睛都看着夏建国。夏建国说，大家别慌，开门吧。
门一打开，却叫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原来站在门外的神色严肃的人，竟然是教育部副部长兼北大党委书记周林，而且周林书记身后还跟着七八个神色同样严肃的人，其中一个还是北大的保卫部长。
这一刻，道具仓库里所有的演职员和几位现场观摩的学生骨干，都愣如泥塑木雕一般。
田志远与夏默都认识这位贵州籍的周林书记，不知道周林书记此次的到来是凶是吉，此时也便窝在仓库一角，竖起衣领子，默不作声。
门外所有的人都走进了道具仓库，学校保卫部长手持一份名单，大声问，导演是谁？
夏建国上前一步，沉着脸说，是我，夏建国。
保卫部长说，你是经济系的学生，对吧？
夏建国说是。保卫部长又指着田源说，这位同学，你是哪个系的？
田源的脸顿时红了，犹豫了一下，说我叫田源。
保卫部负责人说，哦，我知道，你是这出戏的主演，不是北大学生，是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场的知青，我没说错吧？田源说你没说错，对方便严肃地问，为什么滞留北京？田源说自己在养伤，并且指了指自己的腿。
那位保卫部负责人放过了田源，转脸问，何家昌、李正利在吗？
两个学生演员马上应答说，我们在这儿呢。
对方问，都是政治经济系的？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保卫部的负责人又对两位女演员说，你们都是历史系的，对吧？一个叫柴思花，一个叫徐超美，都对吧？
这位保卫部负责人又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点点头严肃地说，我们得知同学们在排演话剧，校党委周书记亲自来看大家。下面请周书记讲话，大家欢迎。
有几位鼓掌，掌声稀稀落落。
于是周林书记走到了大家面前，扶了扶眼镜，又清清嗓子。夏建国十分紧张地看着他，又看看坐在屋角的父亲与田志远叔叔，心里通通通地打鼓，几个可怜的结局闪电般地在他心头掠过，一个是禁演，剧组解散；更严重的则是追究责任，给予处分；再往严重了想，那就是开除学籍，尤其是作为导演的自己。
夏建国想，事到如今，也豁出去了，反正学校保卫部已经把情况弄得一清二楚了，他们都有预案了。
周林书记说，同学们，你们排演这部话剧《于无声处》，我知道得很迟，三天前才有人向我报告。
他顿了顿，又说，昨天晚上，我读了《于无声处》的剧本，剧本是有人专门抄录了送来的。告诉同学们，我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睡着觉。
此话一说，夏建国更加紧张，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
周林书记说，作为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我为我们北大的学生能够排演这样的剧本感到高兴，感到鼓舞，感到骄傲。
场子里所有的同学几乎都愣住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夏建国吃惊地张大了嘴，而坐在屋角的田志远与夏默同时舒了一口气。
周林书记接着说，同学们啊，这说明你们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你们敢于在舞台上喊出埋藏在中国老百姓心底的声音。
这时候在场的同学才醒悟过来，于是拼命地拍掌。田源激动得跳上一张椅子高呼“乌拉”，而几个女同学则搂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周林书记说，今天，我到这里来，只对你们提出两点希望。第一点，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要面对可能的责难和阻力，因为“四五天安门事件”毕竟还没有平反。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同志对这个事件还有不同的看法。
夏建国马上说，是，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
周林书记说，很好。第二点，我希望《于无声处》中的这一声惊雷，不仅响在我们北大校园，而且要响到北京城里去，要争取让首都人民都听见这一雷声，要唤起群众的共鸣，推进我们国家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我们北大的优秀传统，我希望北大的“五四精神”通过你们再一次得到发扬光大。
夏建国激动地高喊，我们一定会这样做！
周林书记点点头说，当然，在我们学校内部，对你们的排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一些同志认为应予取缔，我原先也曾经这样想过，可是昨天看了一夜剧本后，同学们，说实话，我被你们感动了。我支持你们，祝你们早日演出成功。我相信，不仅北京大学，而且中国的历史也会记住你们的！
夏建国忍不住了，突然冲上前去与周林书记紧紧拥抱在一起。在场的同学们一齐围了上去，有哭的，有笑的，团团抱在一起。谁都没想到，今天的排练会碰上这么一件意想不到的喜事。
这时候，周林就看见了田志远与夏默，接着也知道了田志远就是这出戏的男主角的父亲，而夏默就是导演夏建国的父亲。于是，他热情邀请两位家长去他的办公室坐一坐。
田志远与夏默欣然接受了邀请。
事后，夏建国有一次回家问父亲，那天周林书记与你们谈了些什么？
夏默说，谈的全是政治。又说，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关心着我们国家政局的走向。现在的局势很微妙，都觉得有两种力量在交锋。这种交锋首先表现在思想领域里，究竟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把国家引导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去，还是因循守旧，继续“两个凡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让一部分人民斗争另一部分人民，让国家空耗？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全党全国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你们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他周林当然明白啊，当然忧心忡忡啊。但是他看到你们的剧本能够这样热血沸腾，也说明了他的良知和胆魄啊。
夏默还告诉儿子，说他临出门的时候还跟周林书记谈了夏建国的入党申请问题。周林书记没有明确表态，但是说他会关注这件事。
夏默的这个消息让夏建国兴奋了一个晚上，他甚至想连夜就给任燕打电话报告这一重要进展，他知道任燕也一直为他的事揪心，但后来还是忍住了。
慢慢来，他想，曙光已经显现了，一切都会更加明朗的。
关于给予“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邓小平也一直在考虑。当然，他知道推进这件大事还阻力重重，但推进是必须的，这不仅涉及许多当事人的政治生命，更重要的是涉及思想政治领域“正本清源”的问题。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与平反刘少奇冤案、陶铸冤案一样，都是平反中国冤假错案的重要标志，意义重大。
这天他在与胡耀邦的谈话中就说到了这个问题。他是特意把胡耀邦约请来米粮库胡同的，他想把自己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突破口”的想法告诉这位年轻的中组部部长。
初秋的风已经略微有些凉意，庭院里的花草依旧郁郁葱葱。邓小平与胡耀邦沿着庭院的小路极其缓慢地行走，但是胡耀邦明白邓小平内心的那种急切。他听邓小平这样说：昨天陈云同志给我打电话，谈到一些老同志的冤案应该抓紧复查，他说了一个数字，让我很震惊：刘少奇的案子牵涉到一万多人！如果加上这些人的家庭和亲属，就有几十万人受牵连。这么多人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是个很大的政治隐患。因此，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必须加紧，要以复查平反一批大案为龙头，带动整个平反工作。耀邦，你的担子很重呀。
胡耀邦当然感到自己肩头的沉重。虽然邓小平以极大的胆魄在东北公开“点火”，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给予中国思想领域巨大的震动，引起了党内越来越广泛的共鸣，但是落到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许多人依旧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轻易越“两个凡是”的雷池。
邓小平停步，看着胡耀邦说，症结在哪里？要找到总根子。
胡耀邦指指自己的脑袋说，首先是这里的问题，思想上禁锢太多，怕被说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不敢越雷池半步；其次是机构问题，大案还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上次您发了话，分案划到中组部了，但在主案上，我们中组部的发言权还是很小。
邓小平想了想，说，复查平反大案，要找个突破口。陈云同志提出，可以从陶铸的案子入手。陶铸的案子，核心是“叛徒”这顶帽子。这明显是莫须有的罪名，摘掉这顶帽子，不难。
胡耀邦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认为这个突破口选得好，表示要马上组织力量来攻克陶铸的冤案，但他又担心会遇到中央专案组的重重刁难。
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恢复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我准备向中央建议，把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交中纪委和中组部共同承担。不要再搞专案组了，专案组名声不好。这样做，问题就会解决得快一些。
胡耀邦一听就兴奋了，说，这样好，中纪委一成立，关系就理顺了。不过，谁主持中纪委的工作？这非常重要。
邓小平说，耀邦啊，你要有思想准备。不管谁主持中纪委工作，都离不开你这位急先锋呀，你要算一个。至于挂帅的，还得找个能压得住阵脚的明白人。
胡耀邦听到这里，心里又有谱了，于是小声说，小平同志，我猜想，您准备向中央推荐的这个人，是陈云同志。
邓小平没有回答胡耀邦的这个问题，继续沿着花径朝前走，然后就谈起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说这个问题不能再拖延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胡耀邦深有同感，也认为这件大事的平反与陶铸冤案的平反一样，是个突破口。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间都已经有了共识，就是中央一些领导和一些部门还在那儿犹豫，其根子依旧是“两个凡是”，总认为这是毛主席定的案，是铁案，动不得。
邓小平告诉胡耀邦，全党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过去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必须有个了断，不能再拖了，国家已经拖不起了。
胡耀邦又一次激动起来，说，小平同志，我已经听说了，您已正式向中央建议今年内结束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从明年一月一日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消息太令人振奋了。
邓小平说，是啊，不能再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了。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的党都经不起折腾了，不过对这个问题还有不同的认识。我马上要去日本访问，临走前我还要同华国锋同志专门谈谈这个问题。
胡耀邦说，国锋同志顾虑太多。有的同志说，粉碎“四人帮”后这两年，我们实际上处在一种徘徊状态，这与国锋同志有很大关系。
邓小平说，中国不能再徘徊了。
他心里想，胡耀邦的这个判断是对的。尽管自己已经在东北明确点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但是华国锋并没有就此表态，汪东兴所主管的意识形态领域也没有任何跟进动作，反而还传来不少杂音。国锋同志是个厚道人，但是这种“厚道”从某个角度说，是要误事的。
中国实在耽误不起了。
出访日本之前，邓小平驱车去中南海专门见了一下华国锋，也直接谈到了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包括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重新认识的问题，但是华国锋只是和颜悦色地倾听，有时还点点头，最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态。这不免使邓小平有些失望，虽然这一状况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华国锋也有种种不得已的情况，他被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舆论包围着。
但是对于出访日本的事，华国锋的态度倒是十分积极的。他再三说这次访问非常重要，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虽然历史上日本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在认清历史的基础上两国还是应该携手前进的。尤其是中国目前处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关头，日本的资金与技术援助对中国而言就显得非常重要。华国锋表示出了对邓小平外交才干的赞赏，表示深信邓小平这次率团访日能顺利签订中日两国友好条约，访问会取得很大的成功。
邓小平也知道日本方面对他这次访问的期待，日本的电视与报纸这些天已经连篇累牍地报道了邓小平这位神奇而又有胆魄的中国政治家，期待着在日本刮起“邓旋风”。
出发前，卓琳专门嘱咐厨房煮了汤圆，祝愿此次访日甜蜜圆满。她对这次能陪同邓小平访问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也是欣喜异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