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往日本东京的中国三叉戟专机起飞三十分钟后，一只小巧的、用糖衣纸折成的千纸鹤出现在邓小平眼前。邓小平从夏默手里接过这只千纸鹤，端详了一下，递给坐在身旁的卓琳，说折得很精巧嘛。
夏默说，我的小女儿知道我要随小平同志飞日本，特别折了一只千纸鹤，表示祝福。
邓小平举起千纸鹤，对外交部长黄华和随行团员们说，瞧，孩子们都懂中日睦邻友好的道理。这是一个大局，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没有理由不好好地和平相处。
随行人员都活跃起来，传看着这只折得很精巧的千纸鹤。
邓小平看着大家又说，这次去日本，我们要签订中日两国的友好条约，这是一件大事。中国要发展，要建设现代化强国，没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不行。所以，这次访日很重要，访问必须成功，要把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向前推进一步。同时，我们要借访日的机会，考察日本科技、经济发展的现状。我很想看看日本的钢铁工业。
黄华说，已经安排了。
邓小平说到这里又惦记起了宝钢的事，于是把夏默留在自己的座位边上，再次问他宝钢选址的专家论证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夏默回答说，选址的论证还在继续。初步看，问题不是致命的，建起来的钢铁厂不会整体滑移到海里去，现在当地的深钻取样工作还在继续。但是，对这个特大项目的上马和下马，两种意见还是针锋相对。谷牧副总理最近又开了一次论证会，认识还是没法统一。
邓小平说，你的看法呢？
夏默沉吟了一下，说，我个人认为，就宝钢这个特例来说，早点上马，利大于弊。我们国家太需要优质钢材了。当然，反对宝钢上马的声音也有一定的道理。
接着，夏默就列举了两个主要的反对理由，一个是沿海到底能不能放大工业，这牵涉到战备；另一个是国家现在正处于经济调整时期，财政有非常大的缺口，不裁撤一批计划中的大项目，也确实不行。宝钢是个大头，一占就是两百个亿。宝钢这个大项目一撤，国家的财政盘子就有可能活了。
最后，夏默重申了他的意见，说宝钢还是应该上马，久拖不决不好。
邓小平听着夏默所表达的意见，久久没有吭声。夏默看着邓小平靠在座椅上眯眼沉默的样子，心里忽然有些后悔，觉得刚才不应该这么强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自己毕竟还是从一个专家的局部领域看问题，而小平同志则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思考全局，他有他的难处。做出这样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确实是非同寻常的。
想到这里，夏默又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一句说，小平同志，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浅见，很可能是片面的。
邓小平点点头，又不作声了。飞机进入了云层，舷窗外白茫茫一片。
上飞机前，邓小平刚看过谷牧送来的有关国家财政的各种数据，知道国家财政短缺的难处，知道“两百个亿”的分量，知道李先念也为了这个问题皱紧了眉头。想到这里，邓小平就不再思考下去了，他拿起了座位边一沓关于日本社会情况的材料阅看起来。这是外交部给他准备的，出发前看了一遍，现在再看一遍。
一个问题思考久了，一下子得不出结论，就必须换换脑筋。
卓琳劝他闭眼休息一会儿，但是邓小平没有听。
这架尾翼漆有红色五星的中国三叉戟军用飞机，是在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二十二分降落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的。
令邓小平和黄华外长都没有想到的是，日本的外相园田直会在他们下飞机前突然登上舷梯直接走进机舱，做出了亲自上机迎接邓小平的友好姿态，而这一举动是双方事先都没有安排的。
其实园田直临时改变原来的迎宾方案疾步登上舷梯时，守候在舷梯旁的礼宾官员曾经吃惊地阻拦过他，说外相您上飞机迎接，这太隆重了吧？这不合常理。园田直当时回身说，你应该明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我国。
邓小平对日本外相的亲自登机之举显得十分满意，他立刻握着园田直伸来的热乎乎的手笑着说，你来北京的时候邀请我访问贵国，我还是来了嘛！
外相说，您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艳阳天！
大家都听出了日本外相这话的一语双关，他既指日本东京的久雨转晴，也指中日两国关系即将揭开的崭新的一页。
显然，“邓旋风”在邓小平还没有出机舱的那一刻，就已经在日本的土地上刮起来了。
次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隆重举行了。
令现场采访的日本媒体记者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中规中矩的仪式上，中国的领导人做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充满人情味的外交动作：邓小平在条约批准书签字后，竟然走到日本首相福田赳夫面前主动与他拥抱。而自称是外交家的这位日本首相，显然对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这一举动缺乏思想准备，表现得有些慌乱，姿势僵硬。
记者们见状都大笑起来，随即就响起了一阵掌声。站在福田赳夫身旁的日本外相园田直正在为首相的形象担心，没料到邓小平会随即过来又同自己拥抱，由于一时反应不过来，显得有些狼狈。
这时候记者们的笑声就更大了，有个记者当场就大声感叹，名不虚传的“邓旋风”啊！
而在随后，邓小平端起葡萄酒杯，他的祝酒辞也是那样地充满感情和打动人心。邓小平是这样说的：让我们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为迎接中日关系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在大家喜气洋洋仰脸喝酒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日本记者都没有举杯，而是快速地在纸上沙沙地走笔，记录这些动人的细节。
邓小平在东京的下榻之处是赤坂王子饭店。这个饭店布置优雅的格局，不禁使得邓小平回想起了巴黎，他甚至觉得这个饭店与凡尔赛宫有些相像。他对黄华说，这里就像是缩小了的法国凡尔赛宫嘛。
黄华也点头称是，他看得出邓小平心情很好。但是邓小平随后的提议，却让黄华小小地吃了一惊。邓小平说，黄华同志啊，关于这次访日的行程，我有个临时的想法，我想拜望一下田中先生。
黄华一愣说，田中角荣？前首相？
邓小平说，是啊，田中首相，他对中日邦交的建立有贡献啊。我到了日本，理应去看看他，不忘老朋友嘛。
黄华于是就显出了为难的神情。邓小平问他是不是不方便，黄华说是有些不方便。他小声告诉邓小平，田中前首相由于被指控接受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巨额献金，四年前被迫辞职，在日本国内遭到很多人的敌视和抛弃，声望大跌。现在去拜访，时机恐怕不合适。
黄华介绍的这个情况，也是实情。作为外交部长，他不能不这么考虑。但是显然，邓小平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考虑。邓小平说，你可以向日方公开表示，说田中前首相涉嫌案件，那是你们国内的事，但他对中日复交有大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二年九月，正是由于他的果断决策，中日邦交正常化才得以实现。你这么说，还有困难吗？
黄华部长还是显得有些踌躇，而邓小平则简洁地说，去办吧。
黄华知道邓小平决心已下，于是马上表态说，我现在就去找日本外务省协调。
日本外务省接到了中国方面关于临时增加拜会田中前首相的要求，大楼里一片惊呼，都说邓小平如此看重情义与旧谊，真是没有料到。而日本外相园田直则踌躇再三，最后决断说，既然中方郑重提出，我们一定要考虑。我去向首相报告，你们马上开始规划。
一个小时以后，来自中国的贵宾即将造访田中前首相的通知便传到了田中官邸。田中角荣起先不相信有这回事，以为自己听错了，后来便泪眼迷蒙起来，竟至以帕遮眼。他说，世态炎凉，落井下石者有之，避恐不及者有之。这几年，我田中家一直是门可罗雀，想不到中国领导人还惦记着我，知道日本还有田中角荣这个人啊！
田中夫人听先生这样说，也不禁热泪盈眶，说这正是邓小平先生用心之处。
田中角荣站起来，对自己的秘书说，不忘故交，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快告知本派议员，全体齐聚在这里，一齐迎接邓先生！
田中角荣激动得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哆嗦。
在日本刮起的“邓旋风”，也使得中国国内草木摇动。中国的报纸以及电视节目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报道邓小平访日。中国民众随着邓小平一行的目光，客观地看到了中国的这个东邻经济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现状，也感觉到了邓小平为赢得国际和平环境而做出的外交努力。
在北大的夏建国更是每天晚上都赶到学生会办公室的那台电视机前，从篇幅不是很长的报道中拼命查看中国代表团的风采，在邓小平一行里仔细寻找父亲的身影。即便是偶尔晃过的几个夏默的镜头，都让他兴奋不已。田源也凑在他耳边说，真为你爸爸能随着邓大人出行而感到高兴。
每天收看电视，倒也耽误了一些排练时间，好在《于无声处》的排练已经全剧拉通。除了反复排练、追求精益求精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要在北京市区寻找一个像样的演出场地了。
这个话剧已经在北大试验性地演出一场。那天北大礼堂里人山人海，演出之后更是山呼海啸、群情激奋。北大党委书记周林还带着他的领导班子成员上台接见演职人员，在互相握手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周书记的眼睛是红红的。北大好几个系的教授还不约而同地跑到后台问长问短，都鼓励话剧社把这出戏演到北京城里去，演到中南海门口去，让北京人民和现在的中央领导都能来看看这出戏。戏里所发出的呐喊声，应该成为中国当今政治的“春雷”。
确实，夏建国与他的伙伴们都感到，这一声异乎寻常的“惊雷”，必须尽快在北京的心脏地区轰隆炸响，以让北京的民众激愤，发出更大的政治声浪，撼动政局。上海的宗福先来信说他们的《于无声处》已经在上海试验性地演出好几场了，每一次剧场内都是掌声雷动，而走出剧场的人们也以更加鲜明的姿态质疑“四五天安门事件”为什么迟迟不予平反。现在这一声浪在上海可以说是越来越大，几成燎原。夏建国把来自上海的信件在剧组内部原原本本宣读了，读得大家周身血液奔流。但是，这幕话剧在北京的推广，却还是阻力重重，没有一家城区剧院欢迎“惊雷”在他们内部炸响。
“东风”谢绝了，“解放”谢绝了，连一家大型企业的内部剧场也谢绝了。
依照田源的意思，还是主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说，在“人艺”演出影响大，干脆集中力量把这个剧院给攻下来。既然他们不回我们的请求函，我们就上门当面谈。我相信我们能打动他们，人心都是肉长的嘛，也许他们也有孩子在天安门广场呐喊过呢。
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才知道田源的想法还是有些书生气。夏建国与田源是在这家剧院的主任办公室见到那位嘴边留着小胡子的、矮矮胖胖的主任的。夏建国提到了一个礼拜前的请求信，又掏出自己的北大学生证，轻轻地放在桌面上。而那位姓秦的主任只是淡淡地说，拿回证件吧，我知道你们是北大的。
夏建国说，是这样的，我们上个礼拜给您发出的请求信上也说了，我们北大学生话剧社排演了一出话剧。
秦主任脸色漠然地说，知道，知道，《于无声处》，四幕话剧，你们的信函上不是都说清楚了嘛。我也知道你们在到处联系公演，去过解放剧场，解放剧场谢绝；去过东风剧院，东风剧院谢绝；现在到我这里，我能认下来吗？请问，我敢认下来吗？
两位年轻人情知碰壁了，于是默默地站了起来。而这时候秦主任的语调略微缓和了一些，他拍拍夏建国的肩膀说，看来你们都是统一战线喽？
秦主任说，年轻人，听我一言，别白日点灯白费蜡了，哪儿都一样，首都几十个大小剧场，没人敢演这样的戏！毛主席定的案子，华主席又说“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遵循”，小伙子，这是大是大非啊。
夏建国听到这里，觉得似乎还有戏，便也小声地告诉秦主任说，邓副主席已经反对了“两个凡是”，据说内部文件上都已经白纸黑字了，难道你们都没有传达吗？
秦主任一听这话就嘿嘿地笑了起来，说，你这位年轻人是蒙我呢还是干吗？即使有这种话，也传达不到我们这一级啊。再说，要是毛主席说的话都能改变，那报纸上怎么不宣传呢？我告诉你，我接到的文件是，谁要散布违背中央口径的言论，谁就要承担政治责任。年轻人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们年轻人不怕掉脑袋，我还要养家糊口呢。
两位年轻人听完秦主任这番话，一声不吭，扭头就走，也不说再见。而在他们走下吱吱嘎嘎作响的木楼梯时，秦主任又追出了办公室，喊着说“两位同学，你们等一下”，接着就用很诚恳的语气说，我二弟也参加了“四五天安门事件”，我心里是很同情你们的，但是……
夏建国与田源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声谢谢，失望而去。
第二天下午，他们又找到了北京的解放军八一剧场。找八一剧场的点子是任燕出的。她在电话里说，你们不妨干脆去找找部队剧场，邓大人不是兼着军委副主席吗？《解放军报》不是顶着重重压力，轰出了那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评论员文章吗？解放军的剧场可能会答复得很干脆。
戴着红帽徽、佩着红领章的八一剧场吕主任在听两位年轻人讲话的时候，显出了足够的耐心。他把双手放在办公桌上，轮流看着夏建国与田源，也轮流快速地转动着自己的两个大拇指。
而夏建国与田源则在解放军首长面前表现得非常激动，两人抢着说话，几乎一点空隙也不留。夏建国说，地方上这么多家剧场都拒绝了我们的公演请求，我们只有请求军队剧场的帮助了。我们服装、道具自备，义务演出，不要任何费用！
田源马上说，我们只求一个场子。
夏建国接着说，首都群众的心里，早就明白“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是有问题的。不光是首都群众，全国人民群众心里都埋藏着疑问。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疑问公开大声地表达出来。
田源大声说，这是一个群众涉及面最大的冤假错案！
夏建国激动地站起来说，首长同志，我们信任军队，我们读过叶剑英元帅、邓小平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你们《解放军报》最近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写得多么尖锐！首长同志，我相信你们能帮助我们。这是剧情梗概，这是在北大演出时的剧照，我们北大的校党委也支持我们排演这场重要的话剧。
吕主任笑着问他们说完没有，对方说完了，于是这位主任说，两位同学，我非常赞赏你们的勇气。我们军队的许多同志也议论过，目前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是不对的。
夏建国高兴地蹦起来说，谢谢！
吕主任说，年轻人，别忙，我必须向上级做一个请示。夏建国忙说，对，对，我们等您的好消息。吕主任说，请你们三天以后来听答复。
走出八一剧场的时候，夏建国与田源忍不住互相击了一下掌，都觉得任燕的这个点子太好了。部队越到上层，态度反而越鲜明，不然《解放军报》的那篇评论员文章是怎么出来的？毕竟邓大人现在兼着军委副主席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