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些学者，不管是经意还是不经意，对西方中心取向很有兴趣。但是，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此路不通。西方的现代化，虽然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因素的刺激，但其自身的内在动因始终是主要的，根本的。其间，产生的现代主义（现代性）完全是为西方社会现代转型设计和服务的，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和所犯的错误，也都打着鲜明的西方印记。后来，西方人在前进途中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不得不进行反思，于是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也完全是西方的特色。对此我们可以借鉴，但无法全盘照抄。我们的发展历程、价值取向和西方不同。西方是，古希腊文明—黑暗中世纪—文艺复兴；中国是，三千年文明—近代衰落—现代复兴。造成西方中世纪黑暗的原因，主要是愚昧的神权统治，所以文艺复兴又叫宗教革命，要推翻的首先是宗教裁判所所代表的残酷神权压迫；中国近代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君主统治的腐败无能，所以中国现代复兴首先要推翻的是帝国主义和君主统治。在价值取向上，中西之间泾渭分明。西方的崛起，很大程度上靠船坚炮利和巧取豪夺，看看西方近代发家史，到西方各大博物馆查一查那些价值连城的藏品的来历，就一切都明白了。显然，中华民族今天的复兴不能走西方的道路，只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庄严宣告：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这是中国对世界的郑重承诺。走自主之路，在政治上是这样，在学术上也是这样。
西方中心论和中华本位论，一百多年来争论不休。今天我们讨论大国学术之路，必须通过分析对此表明自己的立场。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西方中心论和中华本位论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代表性论点。它们的产生、发展、消亡，和中国近代衰落的历史相始终。中西文化的矛盾和斗争，是两者的异质性所致。其矛盾和斗争的激烈程度，与异质程度成正相关。这种矛盾和斗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这种进步总是以互相融摄的形式来实现，双方都从对方汲吸营养，壮大自己。
其次，西方中心论和中华本位论，都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尽管二者表面上互相攻讦，水火不容，其本质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静止地看问题，既缺乏历史观点，又缺乏发展眼光。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势地位并非与生俱来，中国文化的近代落后自有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读中西文化的生态发展及其前因后果，就应坦然面对中西文化冲突，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种常态。同时，西方中心论和中华本位论都是片面地看待问题，西方中心论的极致是全盘西化，中华本位论的极致是固守国粹。只要学一点辩证法就会发现，现实世界里哪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全盘西化和固守国粹。
所谓“全盘西化”，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世界上就从来没有过纯粹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就已经不纯粹，它吸收了大量的古埃及和苏美尔文化。至于西方文化的另一个源头——古希伯来文化，也是典型的东方文化。从古罗马崩溃到整个中世纪，阿拉伯、印度、波斯、中国等民族的东方文化不断涌入。东方文化汹涌澎湃的强势地位，催生了13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后来欧洲社会前进动力难以为继，又在18世纪出现启蒙运动。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各国持久地、全面地向东方汲取文化营养，走出了长达一千年的长眠状态。至近代，当一个强大的西方文化出现在东方各国面前时，实际上它是一个东西文化的混血儿。东方人对西方人的憎恶，主要不是因为西方文化的异质性，而是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和压迫。
世界上也不存在可以固守的中国国粹。最近一段时间，许多学者都在探讨中国文化的长寿之谜。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开放性和融摄性。梁启超认为佛教东传，对中国文化带来了许多影响，将其归纳为五大项：1．国语实质的扩大；2．语法及文体的变化；3．文学情趣的发展；4．歌舞剧的传入；5．字母的仿造。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印度对中国的影响归纳为三大贡献：第一，佛寺褝门成为白话文、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第二，中国浪漫主义的文学（指《封神榜》、《西游记》等小说）是印度文学影响的产儿；第三，对中国文学体裁的巨大影响。无论是梁启超的“五项影响”说还是胡适的“三大贡献”说，都说明“取经精神”在中国根深叶茂。“取经精神，是一个民族保持文化之树长青，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三、中国现代学术的应有品质
中国是学统、道统从未中断的文明古国，经历了近代100多年衰落而重新复兴的东方大国，努力改善世界政治文化格局、使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负责任的大国。所以，中国的现代学术必须是“大国学术”。大国学术，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内在品质呢？
“承接古今，汇通中外。”这是2005年季羡林先生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题写的祝词。这八个字，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生动概括。在古代和现代是这样，在今后还将是这样。中国文化的发展之路，离不开这一轨道。
承接古今，属于时间思维，强调继承传统与创新未来的结合。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西方“现代性”想解决的问题。不同的是，西方的“现代性”过分强调对传统的批判、决裂，一旦搞过分，就掉头搞“后现代性”；中国的“承接古今”，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人与和时间的统一，是时间的点、段与整体的统一，其典型模式是孔子提倡的“温故知新”。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
汇通中外，突出中国和外国文化的交流，属于空间思维。这里回答了中外文化的关系问题，同时回避了不必要的“体用之争”、“主附之辨”。这种体用、主附的观念，自近代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进入中国之后，得到很大彰显，影响了许多人的思想和语言。汇通中外，站在世界大同的高度，不分彼此，不分内外，只讲价值与意义。这是中国中庸和合哲学的生动体现，也是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总结。中国夏商周文明，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与西亚、欧洲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自秦以降，辉煌的汉唐文化、宋元明文化，实际上是中华传统文化和以印度文化为主要代表的各外国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中国的现代文化，包括文学、哲学、美学、史学、法学等等，统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以西方为主的外国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这一场从明末耶稣会士东来算起历时400年的中西文化的大激荡、大融合，是中国文化发展史和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最新的一次文化大交流。这场交流至今尚在进行之中，但这一点已经充分显现，其宏大、壮烈、精彩程度，是以往任何文化交流所不可比拟的。
承接古今，汇通中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发展之路，而且是中国文化应有的内在品质，也是中国学术应有的内在品质。
孔子晚年，对自己的人生历程有过精辟的总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到今天，应该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实际上许多中国学者还在那里“惑”。所以，我们需要回顾、总结历史，坚持“承接古今，汇通中外”，意在早日迈向“耳顺”和“从心所欲”的境界。
学术为天下公器，不分彼此，不分内外，但这不等于说学术没有主体性。我们讲“承接古今，汇通中外”，行为的发出者即主体，毫无疑问是中国学者。学术的使用权，可以人人得而有之，但所有权和创造权，不可能人人有份。学术的主体性和所有权、创造权紧密相连。中国学者应该有足够的学术自觉，努力增强学术的主体意识，在学术创造上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到目前为止，中国学术还称不上大国学术，只能称“发展中国家学术”。它一方面表现出勃发雄飞的态势，一方面又表现出许多“弱国文化心态”。一部分中国学者中出现的西方中心论及中华本位论是典型的弱国文化心态。有学者指出：“对于前者（全盘西化），弱国文化心态昭然无疑，人们对之的批判已经众多，似无再说的必要。对于后者（去西方化），由于怀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情怀，其隐含着的内在的弱国文化心态容易为人忽视，因此有必要加以仔细分析和批判。”当然，这种分析和批判，应该是讨论说理的，与人为善的，不强加与人的，让人心悦诚服的。
文化学术的发展步伐，与经济的发展虽然存在后发间隔，但总体上是相一致的。目前，我们的工业生产，在仿造——制造——创造的道路上，尚处于“制造”阶段。这种制造，许多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贴牌制造，真正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产品还不多。从制造到创造，是中国今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课题。我们的学术生产的情况，与工业生产非常相似，总体上还处于“制造”阶段，不少是贴牌制造。甚至有人还在“仿造”，仿外国人的，仿海外华人的，仿国人的，其中还有“恶仿”的，干脆抄袭他人。中国当代学术，真正属于原始创造而且高质量的有，但还不多。显然，中国学术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创造性和主体性。而且，在一部分人那里，出现了这样的怪圈：学术自信心不足，就愈发追捧仿制别人，学术的创造性愈差，自信心就愈不足。所以，中国学者要实现学术大国之梦，必须增强自信心。
学术自信心从解放思想开始。只有自觉地解放思想，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创新，走向自主，走向自在。2006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话：“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创新与思想解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创新的源泉和本质是独立思维，解放思想。离开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创新。提倡创新，就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人类的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艺术史以至整个社会发展史早已充分证明，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思想解放作为必要条件。”中国学术要从“发展中国家学术”走向大国学术，也必须从解放思想做起，每位中国学者必须从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和中华本位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所谓大国学术，应该是襟怀坦荡，求真求实，无私无执，经得住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只有这样的学术，才能从承接古今到超迈时代，从汇通中外到四海一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天下公器。
中国学者何时真正解放思想，中国学术就何时从制造走向创造，从“发展中国家学术”走向大国学术。而中国只有成为了学术大国，才标志着中国成为了引领世界潮流的文化大国，才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终于变成了现实。
每一位中国学者，应该为这一目标的实现作出不懈的努力。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说：“中国的崛起不仅将有利于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占全世界人口20％的人民，而且将有利于生活在这个国家以外的80％的人民。”中国学术的发展，不但造福中华、功在当代，而且利乐世界、泽及子孙。
张汉良／台湾大学
再论比较文学史上的“恒常危机”
一、比较文学在欧美的发展
请容我简单重述一下比较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作为一个学科，在法国先开始。1920年代到1950年代，法国比较文学者都把比较文学看作文学史的一个分支。什么文学史呢？就是跨国文学史，欧洲文学通史。比方德国文学，歌德怎样影响英国，在英国的接受史；英国某个作家怎么传到德国去。作文学跨国之间因缘关系的流变，这可以称为比较文学史课题所研究的对象。基本上这种课题比较关注的主要是哪个作家他写了什么东西，他的作品怎么被翻译，怎么流传，翻译成英语以后在哪个出版社出版，比较注重外围的文献材料的收集。对文学文本的探讨比较少。各位要知道，比较文学史家的兴趣是要写一本泛欧跨国文学史，欧洲文学通史，或者说欧洲文学关系史，因此它不太会对个别文学作品的美学含义作深入探讨。比较文学在法国最早就大体是这个情形。
到了四五十年代，有一些欧洲移民到了美国，他们搞比较文学基本与欧陆传统切断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向：要研究文学就要研究文学作品，研究文本。基本上他们研究的东西是纯文学，如诗、小说、戏剧等，历史或传记等都不算纯文学，那时有很严格的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纯文学与非纯文学，所谓的纯文学是想象文学、虚构文学。台湾、香港在70年代介绍比较文学时大体上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路，喜欢对文学文本的美学考察。
这个做法在1970年初的欧美有一个很大的转向，但学者并不是回到老的历史主义再去搞文学史了，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把文本从历史、社会的背景中抽离出来，作一种孤立的欣赏。文学文本跟周围文化的氛围，跟社会、经济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它又回去看文学史了，他们的文学史与1920年代至1950年代法国比较文学谈的文学史不太一样，他们很强调语言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1970年转向的特质之一是，文学与非文学分野的界限泯灭了。我举个例子来讲，史书，历史课本，我们以往没人把它当文学来读，但写历史的人也用文字，文学技巧，书写技巧会干扰你的再现，因此很多人说历史说不定也是虚构的。人们对非文学如传记、自传的研究在1970年末1980年初的时候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不再去研究那些传统的诗、小说、戏曲，而是研究那些不太被接受的文类。大体上在1970年有这样一个分野。同时比较文学受到批判思潮、后结构哲学思潮影响，它对文学整体知识系统、知识论发生兴趣。所以许多比较文学学者都去搞理论去了，不在专注于文本分析与鉴赏。他发现文本本身都是值得争论的，我认为在1980年代有一个对知识论的重视，大家开始对理论发生兴趣。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相互干涉，前面我已经提到文学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没有办法分清楚，大家知道在1980年代常常会研究文学之外的文本、文学彼此怎样颠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