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曹顺庆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
曹顺庆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于2006年5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堪称一部换代的比较文学教材。
一、论述结构上的重要突破
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是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国化比较文学教材。它概括了一个新的学科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这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因而，这本教材“在整体章节和结构布局上，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这四大研究领域主要分别介绍各自的研究方式、研究特点、研究步骤。如第一章实证性的影响研究，编著者简单介绍了影响研究的定义，产生的缘起，它的特点“注重的是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实证性和‘同源性’的关系”，由此逐步确立了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等具体的研究内涵，即既可从施以影响的放送者为起点，探究一国文学在他国的命运与成就，也可从接受者一方为基点，研究该国作家、作品对他国作家、作品的接受情况，还可以从影响产生的过程、传递的途径，媒介的手段来研究中间路线。在第三章平行研究中，同样首先介绍平行研究定义、特点及要求，指出它既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也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包括艺术、哲学、历史、宗教、自然科学等之间进行的比较研究。告诫人们运用这一研究类型时的注意事项，“两者的比较必须具有可比性，比较的结果是总结出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及文学发展具有的规律性的东西”。然后通过对中西方类型、主题、文体等平行比较的具体阐述，探究平行研究的价值、意义。这里，他虽然以主题学为例剖析平行研究的具体做法，得出理论结论，但曹顺庆并不认为主题学的内在要素只能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分析。他在第二节主题学的开头就明确告诉我们“主题学既属于实证性影响研究，也是对并无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学之间的相同主题进行比较研究”。在第三节文体学中，他则干脆既谈文体的平行研究，也谈文体的影响研究，这就使我们知晓用平行研究、影响研究都可以进行不同民族间的文体比较。让我们明确作者在本教材中虽然将不同民族文学的类型、主题、文体等比较放在平行研究的章节下，但不等于说，这些内容只能用平行研究来解决。
二、理论上的新拓展
（一）文明研究
“跨文明研究”是曹顺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具亮点的原创性提法。
西方的比较文学从创立之初就是在同一文化源中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文学比较。西方文化主要根源于古希腊文化，因而，国与国之间的文学比较无论是用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都体现不出巨大的文化冲突造成的触目惊心的变异现象，也不可能让西方学者了解到巨大的文化差异导致的必不可免的文学转换中的信息落差，他们无须思考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现象不同的深层次原因，看不到两种文学事实体现出的不同文化价值对文学影响、接受的制约，更不可能了解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孕育的对推动人类文化发展的世界性意义。西方学者无法解释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的差异，只能袭用西方的悲剧理论衡量中国的悲剧创作，由此得出中国无悲剧的错误结论。再如，用西方叙事文学发达形成的典型理论解释中国的抒情作品，会使许多优秀之作如李白的《静夜思》、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打入艺术的冷宫。因而跨文化的比较往往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对于推动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有着更大的意义。
曹顺庆教授由研究中国古文论起步，进而扩大到中西文论的比较，他在中西文论比较中，独具慧眼地发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使中西诗学的互证、互参、互补、互释有着巨大的理论空间。他的博士论文《中西诗学比较》填补了这一领域系统研究的空缺。曹顺庆在中西文论的比较中深刻认识到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中西两大民族文化心态、生活习惯、审美风尚的差异，造成中西文论各具特色而又有相通之处。他觉得，不仅中西文论的比较折射出文化的差异，在中西文学作品、流派、思潮的比较上，无不因为中西文化的不同而使中西文学现象的比较有着更高的学术内涵。由此，曹顺庆教授最先总结出比较文学跨文化的性质。他在1995年第1期《中国比较文学》上发表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一文，第一个明确提出了“跨文化研究”理论，该文指出“总而言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础和基本特色是跨文化研究，是在跨中西异质文化中探讨中西文学的碰撞、渗透和文学的误读、变异，寻求这种跨越异质文化的文学特色以及文学对话、文学沟通和文学观念的整合与重建。”
然而，又是曹顺庆第一个放弃比较文学的跨文化性而改提跨文明性。他先将跨文化性改为“跨异质文化”，他认为跨异质文化与跨文化是有区别的。“跨异质文化更注重中西文化系统之间差异性。”以后他又将跨异质文化改为跨文明性，这不仅因为“文明”是文化差异的最大包容点。而且因为文化一词过于滥用而易造成歧义与误解。确实，当今社会，人们往往将什么都冠以文化之名，如饮食文化、女性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再就是如曹顺庆所说中国也有许多地区文化，如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等，这就使跨文化难与比较文学连在一起，因为一国之中的地域文化比较仍然是在国别文学的范围内。“文明则是指具有相同文化传承（包括信仰体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的共同体”。故而“与‘文化’相比较而言，‘文明’更简略而明晰，更有利于比较研究的明晰性，”曹顺庆认为“用‘跨文明’替代‘跨文化’，不仅能够消除误解，而且也更能彰显当前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以及新学科理论建构的重大转折的基本特征”。我们认为曹顺庆提出的“跨文明研究”确实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内涵，它揭示了跨文化性的异质性特点而消除了跨文化性的歧义，同时，它也使中西文明导致的差异能引起比较文学学者的高度重视而作深入研究，对一些中西文学现象的不同，能自觉站在跨文明的理论高度，剖析其原因，从而对推动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有着重要意义。
（二）变异学研究
变异研究是曹顺庆教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又一重大理论贡献。曹顺庆于2005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上首次提出“变异学研究”这一理论命题。他基于中西文明的巨大差异，认识到当一国文学或理论进入另一文明圈的国家时，无论是译者、译作还是读者的创造性理解，都能使原有的信息在异质文明的过滤下，发生失落、变异与误读。这与翻译的错误、理解的片面、有意的歪曲不同，它是一种必不可免的规律性的现象，正像阳光经过三棱镜必然发生折射、折出不同光谱一样。
曹顺庆教授在进行跨异质文明研究中，深深感到“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于是他在《比较文学教程》中专设第二章“变异研究”，“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在这一章里，曹顺庆教授具体论述了“文学变异与文化过滤”、“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问题。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课题，是《比较文学教程》最富创新性的一章。
比较文学理所当然地具有“跨越性”与“文学性”的特点。文学性、跨越性（无论是跨国家、跨学科还是跨文明）的比较，都必将产生文学比较的审美变异因素，都会使原有的文学信息在跨越过程中，受到美学因素、心理学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制约，而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异。这种变异首先是语言层面的变异，这就是曹顺庆教授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剥离出来，放在“变异研究”名下的原因。译介学的变异，某种程度上就是谢天振教授指出的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再次就是民族国家形象变异的研究，即形象学。形象学主要研究一国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他国形象，这种他国形象是所在国作家受传统文化心理影响想象的产物，与真实的他国形象必然有着文化的距离，打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烙印，变异也就成为必然。《比较文学教程》由此来探讨他国形象变异的原因及内在规律。第三就是文本变异的研究，它研究一个国家的作家、作品为他国社会与读者的接受状况，也即接受研究。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受众的社会心理、审美文化、审美心态等因素对接受的变异影响很大。此外，主题、文类在他国的传播、接受与缺类，也与所在国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造成的变异有着密切关系，这种文本之间主题与文类的变异研究，“可以更为有效地展开不同文明体系间的文学对话，从而更为有效地总结人类的文学规律。”最后则是文化变异的研究。文学在不同民族间流传产生的变异性归根到底是由文化过滤引起的，文化过滤造成变异最突出的就是文学误读现象。研究文化变异就能很好解决文学变异产生的深刻原因及内在规律，这也就是本章的第四节内容“文学的他国化研究”。
变异研究提出的意义决不仅仅局限于比较文学领域，它还对当今文论界热烈探讨的西方文论中国化、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产生连锁反响，使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问题寻找到理论的突破口。我们的文论界长期对西方文论概念、范畴的翻译乃至运用歧义迭现、莫衷一是。经常进行旷日持久、徙劳无益的“正名”争论。这影响到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与体系化建设。殊不知汉语中的西方文论本来就与西方人研究的西方文论有所不同，它经过时空文化的转型，必然发生了变异。问题的争论不在于恢复西方文论的原义，而在于变异后的西方理论能否在特定的中国当下文化背景下发生应有的作用与启示。对西方文论研究不了解文化过滤导致的变异的必然性，这种“唯真”而永远不能实现“唯真”的理论移植，只会产生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悲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也如此，任何传统理论的转换都是在一定时空中进行的，脱离了文化转型的特定语境，为复活而复活都是痴人说梦、毫无价值。印度教传入中国，只有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而变异成禅宗，才融合到中国文化中去，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持续影响。同样，只有当《赵氏孤儿》变成《中国孤儿》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法国人才大为欢迎。变异研究的提出对于我们正确对待西方文论的移植、古代文论的转换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三、旧论点中的新见解
《比较文学教程》除了以上重大理论贡献外，还在其它方面的论述上有着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首先是总体文学研究。总体文学由法国学派提出后曾遭到美国学派的非议与否定。虽然法国学者在解释总体文学时有着机械论的偏颇。但总体文学这一提法却是否定不了的，它是“探讨全世界各民族文学共同存在的最普遍的根本规律”。它与比较文学的区别不是在比较国家数量上不同，而是要总结出各民族文学的共同规律。以前大陆的比较文学教材虽都谈到了总体文学，但总体文学研究什么，怎么研究都语焉不详，缺少总体文学研究的具体内涵。曹顺庆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则专列一章谈“总体文学研究”。他首先说明了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区别，“比较文学侧重的是两点之间的文学比较，而总体文学则侧重于对一个文学平面的研究，即对在许多国家的文学中共同存在的某一文学现象进行全面的研究。”又指出二者的联系：“总体文学又是比较文学很自然的延伸，二者很多时候是结合在一起的，比较文学的跨国度、跨学科、跨文明的学科特色，正是在多元的总体文学研究中实现的。”确实如此，比较文学研究离开了“总体文学”的框架与背景，就会造成一叶障目的偏见。比较文学中的国别文学研究之所以区别于民族文学研究，就是它强调从多国的联系中确定本国的文学传统。《比较文学教程》接着探讨了总体文学的概念沿革、现实意义及批评实践。把总体文学的研究视角从西方中心扩展到“跨文明”的全球范围内，“在不同文明、文学研究的平等对话中，努力寻求不同文化、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以此促进异质文明之间全面、深入的对话与交流，实现相互间的理解与沟通。”这就大大提升了总体文学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价值，使总体文学研究有了实质性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它尤其对促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推动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无疑十分重要。《比较文学教程》将跨文明异质性对比和互补、跨文明阐发研究、跨文明对话研究，比较诗学与文学人类学纳入总体文学的研究范围，总体文学不再是游离于比较文学之外的单纯术语，而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而有了具体内容。特别是总体文学中“文学人类学”研究，更凸现出总体文学研究的不可忽视的价值，给人很大的理论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