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比较文学教程》还清楚地揭示了法国学派成就与不足的时代因素，及其深厚的内在原因。一般比较文学教材都把法国学派称为最早产生的古典式的学派，它的一些过于偏激的理论，往往归咎于它产生较早，比较文学学科不够成熟使然。其实，早在法国学派产生以前，比较文学就在欧洲大陆兴起繁荣。第一本直接以比较文学命名的学术著作是英国学者波斯奈特于1886年出版的，最早出版的比较文学刊物《比较文学报》是匈牙利学者梅茨尔在1977年1月创办的；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杂志则是由德国人科赫在1887年创办的《比较文学杂志》，以后他又创办了《比较文学研究》杂志。而且，早期的比较文学理论既包括影响研究，也包括平行研究，还包括跨学科研究。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一书分为“引论”、“氏族文学”、“城邦”、“世界文学”和“国别文学”五部分，他在书中指出：“民族文学从外部受到影响，但却从内部获得发展。比较研究中这种内部发展并不是一种模仿，而是基于社会和物质原因的一种进化。”他还指出：“文学发展的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都是比较研究的目标”，这实际上开启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新思维。但为什么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法国学派却无情摒除了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而只谈影响研究，使比较文学走向“不比较”的窄路呢？美国学者攻击法国学派使比较文学成了“文学的外贸”，它只研究来源和影响，原因和结果，甚至不可能完整地研究一部艺术品，他们只注意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而不是进行文学外在因素的研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法国学派为什么将比较文学约束在影响研究的范围内，又将比较文学看做文学史的一支呢？以前的比较文学教材指出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却没有深究背后的原因。于是对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成就与不足的论述也就难以令人信服。曹顺庆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却为我们拔开了迷津。他认为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的范围缩小为只关注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关系”取代“比较”，既有当时圈外人对比较文学学科合理性的挑战，又有圈内人对比较文学学科科学性的反思与追寻的结果。法国学者为使比较文学摆脱文学比附的泛化，使之成为一门具有严谨理论约束的独立学科，便以“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的说法，挡住了克罗齐等学者对比较文学的攻击。而且由于法国学派的观点取得了文学史家的合作与信任，也使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然无庸讳言，法国学派的理论局限大大限制了比较文学的发展，造成了比较文学的危机。然而，这不是法国学派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
曹顺庆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就是这样，既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理论新见解，又令人信服地阐述了比较文学中一些令人困惑而又为著家绕道而走、避而不谈的理论现象。全书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无可辩驳的理论说服力，许多论述都具有别开生面的意义。这确是一本换代的比较文学教材。
张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百年铸新篇，十年磨一剑
——评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日渐成为一门“显学”，不但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各高校相继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点，逐渐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的引进，大大扩展和深化了研究者乃至一般读者的思考维度和认知视野。我们了解了比较文学在国外的历史之后，不禁要问：中国的比较文学有什么样的历史积淀？比较文学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发展？它的发生发展有什么规律特色？对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的总结，不仅为的是回答这些问题，也为了总结经验，启示后学，更是为了继往开来，繁荣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国的学术文化。因为只有了解了学科史，才能够站在学科的前沿，才能找到更有价值的研究选题。可见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的书写意义重大，也具有相当的难度，可以说是费时费力，对研究者的历史挖掘力、材料分析力、理论概括力都有很高的要求。
2007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向远教授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以下简称《百年史》）作为《王向远著作集》（全十卷）的第六卷，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前言和十二章，近五十万字。自20世纪末开始，王先生就着手比较文学学科史的研究，相继出版了《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中国比较文学二十年》、《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史丛书·比较文学研究》（与乐黛云教授合著）等著作，为《百年史》的书写准备了充分的前期基础。在此之前，虽有数种比较文学学术史的著作出现，而且各有自己的特色，但由个人撰写的、以学术批评为基础兼顾学术研究史与学科建设史的、涵盖整个中国比较文学发生发展完整历程（迄2000年）的著作，《百年史》可谓第一部。
通读全书，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以下两个鲜明的特色，首先是：
俯瞰百年的史家功力
对中国比较文学一百年的学术史进行总结，史实的梳理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上万篇文章，数百部学术著作，还有相关的学科史料，收集、阅读、消化和使用起来，实在很不容易。而且，以什么样的线索来串连这一百年的历史，成为首先遇到的问题。在《前言》中，《百年史》按照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史实，把这一百年分为四个时期，并以“酒葫芦状”来比喻这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个比喻形象生动，恰如其分地描绘了比较文学在中国一百年的大体状况，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时期的划分基本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划分一致，但在《百年史》中体现得更具鲜明。例如，全书在大章安排上，以“头二十年（1898～1919）世界视野的形成与比较文学的发生”、“三十年（1920～1949）比较文学的发展”、“三十年（1920～1949）比较文学的沉寂”、“20世纪最后二十年（1980～2000）比较文学的繁荣”等这样的章名统摄各个时期，实践了前言部分“葫芦”形体的时期划分，且具有一种历史的连贯性和逻辑上的条理性。如陈惇先生在为《百年史》所写的“解说”中所言，全书的前言是“全书写得最精彩的章节之一”，是“全书的纲领和精华”，显示了作者对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历程的宏观把握的能力。
《百年史》的史家的功力和气魄还体现在它论述范围的周延性与全面性上。这里既有历史时代与学术背景的交代，也有比较文学各个方面分支领域的平衡把握；既有学科理论建设的评述，更有学术研究实践的评论与总结；既有代表性的学术大家与重要学术成果的详细评论与剖析，也有对在学术史上有一定贡献的学术及其成果的评价。既重点论述大陆地区的比较文学，也不忽视台湾香港地区的比较文学的特色与地位。全书的主体部分，是中外文学关系史、交流史研究、中外各体文学比较研究（包括比较神话学、比较故事学、儿童文学比较研究，诗歌、小说、戏剧的比较研究），翻译文学研究，比较诗学与比较文论，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等诸多领域。面对头绪纷繁的史料，作者善于归拢与条贯，使百年史的构架清晰而又严谨科学。
值得指出的是，《百年史》的研究和撰写起到了学术上的纠偏与导向的作用。例如，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中西中心论”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学术研究中根深蒂固。《百年史》不仅重视我国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还特别强调中国的东方各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丰厚传统，包括中印比较文学、中日比较文学、中韩·中朝、中阿（阿拉伯）比较文学等，突显了它们的地位和价值。这对于校正“中西中心论”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中西比较文学方面，《百年史》也下足了工夫，是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实际相适应。
要写好一本“史”的著作，不但要在大的方面对历史做出分期和概括，也要在具体论述方面注意前后贯通。这一点《百年史》做得很好。例如，谈到朱维之1940年代对基督教文学关系的研究时，指出1980～1990年代出版的五六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关系的博士论文都可以追溯到朱先生的研究。在总结沉潜期特征时，指出对于1950年代提出的“翻译学”建设构想，20世纪90年代才将其纳入比较文学。类似的百年史论在全书中还有很多。可见，作者一开始就把百年比较文学的历史当做一个整体，并始终在书写过程中加以贯彻，突显了全书“史”的完整线索。这些论述展现了作者纵横百年的眼光和气魄，显示了以史为鉴、昭示后学的高度，真正传达了“百年史”三字的真意。
在具体的评论中，《百年史》能从细部着眼，以点带面，得出深刻而具有启示意义的结论。例如，对于繁荣期的表征，《百年史》总结为学科意识的强化、学术组织的形成、学科体制的确立、学术队伍的壮大、学科理论问题的讨论、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及比较文学课程化等几个方面，在此基础上，王向远先生指出了比较文学繁荣的内在必然性：“对于中文系从事外国文学教学与科研的人员而言，假如不自觉利用中文系所特有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优势和氛围，就不会有学术上的特色；对于中文系其他二级学科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而言，假如仍然满足于就中国文学论中国文学，假如没有世界文学的视野和比较文学的观念方法，那在许多方面就很难再有创新；就中文系的学生而言，假如仅仅幽闭在中国文学内部，就会有许多东西看不清楚”。（122页）此论可谓高屋建瓴，发人深省。
所谓“艺高人胆大”，只有拥有充分的学术自信、不畏艰难的胆识和勇气，才能接受“史”的挑战，完成“史”的书写。从其他几本收入《王向远著作集》的著作来看，从《东方文学史通论》、《东方文学译介与研究史》到《日本文学汉译史》、再到《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乃至日本侵华史研究“三部曲”等，王向远先生在很多方面都显示了架构“史”的兴趣和能力。我们在《百年史》中也看到了这种不俗的气魄和收获。例如，在总结“沉寂期”的原因时，《百年史》以宽广的视野深入历史背景，既看到了内部原因，又看到了外部原因，得出的教训警醒而又深刻。这一时期季羡林等学者在逆境中默默从事学术事业成为《百年史》推崇的榜样，王向远先生认为：“沉潜是时代压抑的结果，但从正面来看，压抑使他们寂寞，也使他们沉下身来，潜下心去，如此，沉潜就成为一种历练，一种蓄势待发。”（第69页）这个概括体现了作为一名比较文学学者对锲而不舍、韬光养晦的人格修养和扎实苦干学风的认知和坚持。这与王向远先生一贯坚持的坐学术“冷板凳”，二十年如一日地从事学术研究的理念是相契合的。
《百年史》的第二个特色是：
鞭辟入里的学术批评
王向远教授认为，学术史不应写成事件史、不能停留在史料编排，而应是建立在具体的学术批评的基础之上，具体而深入的学术批评的系统化，是学术史的基本构成。《百年史》中的学术批评的基本特点，是对学者的学术成就及其具体成果的评论，追求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效果。全书没有对学者的出身背景等一般化材料的引用，而是敏锐观察，前后左右加以比较，然后直奔主题，直击要害，得其要领。例如，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百年史》对王国维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指出他“最早援用外来理论来评价中国文学，开中国文学批评史及比较文学史上所谓‘阐发研究’的先例”（第11页）。在历史的语境中这是迫不得已，也是势在必行。又如，在谈到陈寅恪对中印文学关系研究上的贡献时，《百年史》指出他的研究体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是中国比较文学史上最早的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科学研究成果之一。但是对于有着多国留学背景的陈寅恪，未能进行更多的比较文学研究也引以为憾。《百年史》对学术人物的评述，还注意对其研究套路、研究专长、研究背景的准确把握上，并注意到同一学者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不同学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比较，体现出了一种联系的、动态把握的眼光。例如，在对翻译文学的理论探索的总结上，《百年史》注意到了郭沫若前后对于文学翻译的不同看法；谈到赵景深的童话研究时，指出他与郑振铎的密切联系；对于朱光潜、梁宗岱、钱钟书三家，指出“朱光潜中西诗学比较带有很强的理论思辨性，显示了一个美学家、一个专门学者所特有的严谨周密、条分缕析的特点”（第35页）“梁宗岱带着诗人的才情、灵气和悟性的中西比较”则是“此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评论中的独特类型”。（第37页）钱钟书“与朱光潜、梁宗岱一样，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在中西诗歌领域，但与朱光潜的逻辑化、体系化的研究不同，钱钟书更倾向于以札记、随笔的方式、信手拈来地做中西比较，在这一点上有点近似梁宗岱。但他是个极重文献的研究家，对文献的引用不厌其烦，这与梁宗岱的径直爽快的评论风格又形成对照。”（第38页）这些评价不仅显示了论著者广博的学识，也真正体现了比较文学学者特有的比较鉴别的眼光。
由于宏观把握力和微观分析力的见长，《百年史》在对待历史事实时，往往能够通过现象看到本质，在总结历史争论时也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例如，谈到历史上“复译”的争论，在列举了赞同和反对的文献后，指出“看来，不赞成复译，是为了将有限的出版资源用于更需要的翻译选题上，而赞成复译者，是为了使翻译活动在不同的复译本的竞赛中，不断更新，不断提高翻译质量。双方看法角度不同，各有道理”（第57页）。谈到“转译”的争论，指出“此前茅盾称穆木天‘持论太高’，但季羡林的持论似乎更高。实际上，由于客观的需要，转译者不会‘走开’，也不能‘走开’。甚至有时候，反对转译的人也染指转译”（第62页）。这些结论从具体的实证出发，材料与观点相结合，有的放矢，显示了历史的宽容力和理解力，令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