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远教授曾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一文中，详细论述了他的比较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与学术理念。这在《百年史》中有集中的体现。他特别注意揭示一个学者在学科史上的独特贡献，指出其特殊地位。例如，《百年史》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称其为“20世纪初罕见的用比较的方法评介世界文学的专题文章”（第15页），在比较文学学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谈到胡适的《歌谣的比较研究法》时，指出“这是用比较文学主题学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最明确的表述和倡导”（第28页）。谈到沈雁冰的《中国神话研究》时，指出这篇文章“是比较文学最早一篇有分量的具有开创意义比较神话学论文之一”（第29页）。谈到郑振铎的《中山狼故事的变异》时，指出这是“民间故事的主题学的平行研究的先驱之作”，“吸收了西方人类学和比较神话学派的一些观点，又对他们的‘印欧中心论’有所扬弃”（第30页）。谈到1931年方重《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时，指出这是“我国第一篇研究中国文化在英国（也旁及法国）的传播与影响的文章”（第40页）。谈到1936年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时，指出其在史料的梳理与分析中，能“恰如其分地从中德、中西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某些特点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概括。”（第42页）等等。这些的精彩评价在全书中俯拾皆是，显示了论著者不凡眼光、深刻的洞察与准确的概括力。
王向远先生曾在《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提出自己对比较文学的定义：“比较文学是一种以寻求人类文学共通规律和民族特色为宗旨的文学研究。它是以世界文学的眼光，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各种文学关系进行的跨文化的研究。”在这个定义中，“文学研究”和“跨文化”成为其关键词之一。在《百年史》的书写中，也贯穿了这种学术理念。例如，在这种严格的标准要求下，《百年史》并未对宗白华等人的论著做出专门评述。而对朱维之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的“跨学科”同时又“跨文化”的研究，给予了重点评述。在谈到中国与澳洲比较文学研究时，王先生以具体的实例印证和强调了《新论》提出的“涉外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又如，对于钱钟书“平行贯通”研究方法的推崇，不但贯彻了《新论》相关的学术理念，而且进一步指出“比较文学研究必须从具体的问题入手，必须具有文献学的功力，必须用研究者的学识与思想来寻找材料，统驭材料，处理消化材料，这样才能避免大而无当的空泛比较。”（第115页）“比较文学研究重在‘发现’，是发现材料，在材料中发现问题，并在材料中呈现规律与结论”。（第116页）这些结论表明了王先生以“问题意识”为切入点，崇尚实证的治学方法和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实际上，《百年史》展现给我们的事实，恰如前言中所说，“在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中，实证的文学传播史，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是收获最为丰硕的领域。（前言，第9页）
总之，作为我国第一部由个人独立撰写完成的比较文学百年学科史，《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的研究与写作倾注了王向远先生近十年的心血。陈惇先生在该书“解说”中称作者是“十年磨一剑”。的确，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而言，是“百年铸新篇”；对王向远先生的研究而言，是“十年磨一剑”。《百年史》的问世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来说，不但具有总结意义，而且具有开创性。既让我们看到了百年来的积淀与财富，也看到了百年来的缺陷与不足。作者本着去粗取精、甄别轻重、恰当定位、科学评价的治史原则，以翔实的资料、先进的观念、准确洗练的语言，对整个20世纪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的挖掘、系统的梳理和科学的评述。它不但完成了王向远先生“以一人之力，写成一部完整翔实、学术观念与言语方式一以贯之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426页）的夙愿，也给相关研究者提供了百年的资源库和重要的选题启示，对于学习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及比较文学工作者学者来说，《百年史》也是不能不读的书。
冀爱莲
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
比较文学是一门涵盖面广、涉及领域大的学科，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安排中讲授这门课，一直是困扰比较文学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由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主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的第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于2007年11月3日至5日在福建的武夷山召开。会议以“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教学规范化问题”为中心议题，展开多角度多层面的讨论，来自全国各地16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与会代表既有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权威学者，也有台湾的知名学者，既有耕耘在比较文学教学第一线的普通教师，也有在学科的建设上颇有成就的研究者。众代表群居一堂，各抒己见，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沟通、互相对话，也从深层意义上体现了比较文学对话和汇通的人文精神。
会议由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负责人孙绍振教授主持，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会长陈惇致开幕词，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致辞，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汪文顶教授、文学院院长郑家健教授也为会议致辞祝贺。
北京师范大学的陈惇教授就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和预期的目标作了简略的梳理，他认为中国20多年来比较文学的复兴与高校这块比较文学园地中最有生机的沃土休戚相关。比较文学教学的体制化，以及从中学、大学到研究生教育的多层次教学系统的建立是这二十多年取得的可喜成果，为比较文学教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当本科阶段的比较文学教学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地开展的时候，就感到我们的准备工作仍有滞后性，而且它和世界文学合并后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在当前，如何分清层次，对研究生教学与本科教学提出不同的要求，从而确定适当的规范，编写本科适用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改进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陈惇教授热切希望这次会议以比较文学本科教学为重点，在明确要求、编写大纲和教材、探讨教学方法等方面取得突出的进展。
大会安排了三场学术报告，从比较文学发展的现状出发，为比较文学教学的讨论提供了高水平的理论基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以“对话与诠释对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意义”为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回顾了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自1995年成立以来到现在12年的成长历程，罗列了一些权威性的书目，就一些具体的教材作了详细的价值认定，尤其是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中具有实际意义的教材。当然，知识固然重要，领悟学科的精神也重要，乐黛云会长就此展开详尽的阐发。她认为应该遵照“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进行对话，进而汇通各学科，这样才能避免比较文学高高在上，避免学科招致更多的责难。在当下的语境中谈论比较文学，已经使它由一门精英学科变为通识教育的基础课，这种定位不是对比较文学学者要求的降低，而是在此基础上对教学工作者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普适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是学科生命力发展的有力保障。
台湾大学知名学者张汉良教授就比较文学学科在国际发展史上所面临的窘境展开论述。他从词源学的角度切入，论述了比较文学发展中面临的恒常危机。他认为Crisis作为一个医学的术语，本身具有诊断、治疗与处方的意义，所以阐述比较文学的学科危机，其实就是在给这个学科进行诊断、判定，进而为了疗救而开的处方。当前后殖民论述和生态论述被纳入比较文学研究，并影响到它的发展，再一次显示出危机和治疗有着不可须臾分离的关系。比较文学从韦勒克开始就是一部比较文学危机史。危机并不可怕，要学会从学理的角度给学科找到一济处方，这是至关重要的。张教授的论述不仅为学科敲响了警钟，也是对学科建设使命的一种深层次领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