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叶，严酷的政治运动猛烈地冲击着作家们的创作生活，严重影响甚至决定着他们苦难的历程与命运，巴金作为中国文坛的旗帜和代表，不仅不能幸免，而且更加惨烈地遭受着冲击与折磨。从新中国成立直至“文革”结束，在这二十多年中，巴金除了随军入朝后留下小说《团圆》，后被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外，再没有作品问世。这种文学空白，正如从维熙先生所说：“里边藏满了难以言喻的人文沧桑，如果以巴老年轻时的文学成果，来对比巴老的后20年，会让人产生田园荒芜的感慨——这不是巴老个人的悲哀，这种空白几乎覆盖了中国文坛的一代元老（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一生安然自处与世无争的巴金，也不能逃脱时代文殇赐予他的文学伤痛。”足见极左路线与政治运动对于一代作家与文学的杀伤力，文学的荒芜使我们失去了文学的精彩与繁荣，使读者们在巴金四分之一的生命里程中翘首以待，而读不到这位令人敬佩的老作家的新作，饮憾不已。
“文革”过后，痛定思痛。巴金痛切地写道：“决不能让我们中国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灾难，就会使我们的世族彻底毁灭。”于是巴老发出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振聋发聩的呐喊，然其目的，乃在于让后代子孙永远铭记：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其心其志其情其意，可谓远虑千年万代。”足见巴老对于历史与人民的赤诚和远见。
当然，“文革”也从反面警醒了作家。巴老曾坦诚地对从维熙先生说：“如果没有‘文革’的十年浩劫，我也许不会急于动手写《真话集》；对待文稿，怕也难于走出过去的思维定式。”
除了建立“文革博物馆”，巴老一生最大的心愿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随想录》中最有名的一篇即是关于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文章。自从1982年他捐赠15万元稿费作为建馆基金以来，每发表一篇文章，每重印一册旧作，所得的稿费和版税全部给了现代文学馆，须知巴金还是当时全国惟一一位不拿国家工资的作家呢。巴金曾几次梦见自己站在现代文学馆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他在真话集中写道：“醒来时我把梦境当成现实，一个人在床上笑。”
巴老去世后，上海作家协会有关人员为纪念巴金，提出两个建议：一是把“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改名为“巴金基金会”；二是设立“巴金文学奖”。巴金女儿李小林遵循父亲生前的意愿，对前者没有表态，但对“巴金文学奖”明确表示反对。她说，父亲生前为人非常低调，不喜欢如此张扬；父亲清醒前就表达过国内文学奖项已经有点太多的意思。1990年由巴金和另外两人提议成立的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成立，巴金任会长。当时巴金将自己在日本获得“国际著名文化人士奖”所得的500万元奖金都捐给了基金会。巴老说，要通过一些实际的工作切实地帮助作家，尤其是生活苦难的作家解决一些问题。巴老始终心系他人，尤其是苦难的人。
（七）巴金——安然的梧桐
从维熙先生在《思念梧桐》一文中，对轻飘追风的杨柳和安然庄重的梧桐，作了哲理性的抒写。作家夜梦巴金在冰雪中巍然前行，就像那伟岸而安然的梧桐。这就是从先生对巴老的人文定位。
像安然的梧桐，巴金常常思索的是怎样做人。他说：“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我几十年来探索的就是这个问题。”他又说：“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
从维熙先生认为，文坛星空虽然闪烁着满天星斗，但像巴金那样具有散淡情怀的人却寥寥可数。巴金与孙犁乃是文学星空中两颗不染灰尘的文曲星。诚如巴金自己所说：“我一生始终保持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索取。”
早在1982年秋天，巴金就对从维熙先生表露了心声：“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读过你们这一代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为之感慨。你平反回来以后迈出的步子不错，一定要坚持下去。”《收获》的许多重头作品，都是经巴老亲自过目后拍板发表问世的。年过七旬的巴老，不仅不知疲倦，而且不顾可能惹来的麻烦，支持文学表现生活的真实。当时正值从维熙先生描写劳改生活的悲情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遭受到封杀。从先生将这部中篇小说的遭遇讲给巴老听。巴老连夜审读了从先生的小说，肯定“小说展示了历史的严酷”，“展示了生活最底层的人性之美”，表示“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不久，小说在《收获》上发表了。1984年全国第二届小说评奖，《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数，获得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
巴老亲力亲为，为写真实的作品鸣锣开道。1979年《收获》发表从先生的“大墙文学”开山之作《大墙下的红玉兰》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仍影响深广，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和义无反顾，作品怕是难以问世的。巴老让《收获》编辑部以头题的位置和最快的速度发表出来。小说发表后，麻烦曾接踵而来。有的匿名信指责《收获》为“解冻文学”开路，有的则以赤裸裸的“两个凡是”质疑编辑部的政治走向。巴老不仅与编辑部同仁们一起经受了黎明的五更之寒，而且还要求《收获》“百无禁忌更进一步”，因而使当年的《收获》成为新时期一面鲜亮的文学旗帜，深受读者的喜爱。
（八）文学大师的友情
最近，萧乾夫人、作家、翻译家文洁若以“生命的开花”——怀念巴金为主题，著文称巴金改变了萧乾的命运。她说，巴金历来都关心萧乾，尤其在萧乾不得意的时候。1957年，周总理在紫光阁接见文艺界人士，正在受批判的萧乾遭到了冷落，很长时间一个人坐在边上，没有人敢和他说话，更不敢和他坐在一起，但巴金一进紫光阁就坐在他旁边，还和他聊天。
巴金在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时，出版了许多作家优秀的作品，也帮萧乾出版过一本《南德的暮秋》。这本书中许多篇目都是巴金帮萧乾从《大公报》上剪下来、收集而成书的。文洁若说，假若萧乾不认识巴金，也许会走沈从文、汪曾祺的路。他感激巴金。1997年，“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萧乾写了贺词：“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三十年代初在北京海淀结识了巴金，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
文洁若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巴金仅次于鲁迅。
巴金是非常注重感情的。除了萧乾，他对茅盾、冰心、沈从文、曹禺等文学大师都经常惦记着。1985年，他在北京与沈从文最后一次见面时，沈从文正在家中养病，假牙未装上，说话慢而吃力，两位老人都非常激动，紧紧握手，一肚子说不完的话。有一回，巴金还专门到北京医院看望病中的周扬和叶圣陶。周扬病重到说不出话来，只能眼睁睁地抓住巴老的手默默流泪，巴老让他好好保重。
巴金一生和曹禺的友谊也是非常感人的。两位大师有着六十多年的深厚友谊。当曹禺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时，他请巴金审读《雷雨》。巴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他被深深地震动了！剧本抓住了他的灵魂，他落了泪，并感到一阵舒畅。巴金由衷地佩服曹禺，深感曹禺有“大的才华”，于是马上在《文学月刊》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雷雨》搬上舞台后，巴金连着看了三天戏，为曹禺的成功兴奋不已。
巴金和曹禺成了好朋友，常常在一起聊天，交出了彼此的心。巴金欣赏曹禺的作品，认为那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赞叹曹禺的才华，认定曹禺是“真正的艺术家”。
巴金写道：“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即曹禺）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曹禺曾向巴金表示：“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让痛苦留给你……”后来果然如此。1998年，当曹禺逝世时，巴金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巴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怀念曹禺》一文，抒写了深沉的哀思，他深情地写道：“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
（九）充满深情的巴金
巴金对作家们充满了深情的爱。作家马宗融夫妇很早就去世了。1948年他们的儿子马绍弥成为孤儿时只有九岁。巴金直接从追悼会上把他和姐姐马小弥接回家，一直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大。这件事巴金从来不对外透露。
对作家如此，对其他艺术家也是一片爱心，满怀友谊。“文化大革命”前，巴金的书房里，挂着一幅画像，是上海油画家俞云阶画的。他俩结下了友谊。“文革”期间，巴金千方百计保存了画像。1977年，俞云阶又精心为巴金画了第二幅画像。巴金非常喜欢，又将画像挂在书房的墙壁上。过了不久，俞云阶要为华东六省一市肖像画展览会提供作品，决心为巴金再画一张画像。他先后三次为巴金画像，都得到巴金充分的尊重和默契的配合，并由此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最动人而又令我久久难忘的是巴金对萧珊的真挚与深情。巴金结婚比较晚，那时已经四十岁了。他与萧珊第一次相识于上海，她是巴金作品的忠实读者。他俩于1944年在贵阳结婚。无论在怎样艰苦的境况下，萧珊总是在巴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萧珊和巴金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生了一子一女。他们建立在生活理想和文学爱好一致基础上的爱情与家庭，是幸福而温馨的。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浩劫使善良而温柔的萧珊一夜之间成了“黑老K”的“臭婆娘”。她遭受残酷的批斗，又要设法保护巴金。她总想：宁愿自己多受折磨，也要使巴金少吃些苦头，结果是苦了自己，巴金还是挨批斗，进“牛棚”。在怀念萧珊的时候，巴金动情地写道：“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使萧珊病倒了，又得不到治疗。当生命垂危的时候，她对巴金叹息道：“我看不到了……看不到你解放了。”临终时，巴金没能在她身边，没能同她最后诀别，她也没有留下遗言。萧珊的骨灰盒在火葬场存放三年之后，巴金将它接回家里，安放在寝室里。他每天都感到和挚爱的妻子在一起……
1979年，巴金发表《怀念萧珊》的文章，感人至深。他在结尾处写道：“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和她的骨灰掺和在一起。”
满怀深情生活着的巴金，从1999年他重新住进医院后，便多次表示愿意安乐死亡，早进天国去会见久别的爱妻萧珊。只是苍天留住了这位善良的老人，又捱了六年多，直到他101岁，才让他安然来到萧珊身边，了却了多年的心愿。
（十）巴老，您是大写的人
巴金说：“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1981年3月茅盾逝世，巴金写下了“火不灭，心不死，永不搁笔”几句话，再次衷情地表达了他那永不熄灭的木柴精神。这种燃烧自己、给人间以温暖的高尚情怀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他坦然面对人生，他说：“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情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这就是“生命的开花”，这就是巴金的文学精神，它集中表现在巴金深深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和人民，始终都把个人的命运同时代、国家和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
有些青年认为，在看待巴金那一代作家时已经有距离感了，毕竟文学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时代差异也使他们与青年一代在诸多观念上产生了很大的不同。有的青年则说，没读过巴金并不严重，只要与巴老“说真话”的精神不谋而合也就够了。其实虽然巴金的作品因为时代的原因与年轻人有所隔膜，但巴金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启蒙意义。巴金精神，尤其是“讲真话”的人格力量，像一面明镜，照见了我们的种种不足，从而发人深省。我们应当像巴金那样，一生不断追求“生命的开花。”
中国应当设立“鲁迅日”和“巴金日”。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而最好的纪念就是多读他们的作品。巴老逝世以后，他的著作在国内外更加热销。
巴金精神正像世界天文组织以他名字命名的那颗星星一样熠熠生辉，永远照耀着无数读者和人们的心灵。巴金精神永存人间。
巴老，您曾说：“人应该是大写的。”您就是大写的“人”。您一生都在以自己的行为和作品展示崇高人格的力量。您是我们心中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前行。
巴老，您慢些走。您走了，灯还亮着，永远亮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