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川即老诗人佟明光。他的诗龄几乎与共和国同龄。1956年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时，在诗歌组里只有承德的中学生何理比他小，他的年龄倒数第二。我说晴川是诗之行家，不是廉价的吹捧，他的诗集《大江行》、《桦树船》、《北方的太阳》和这部二十多万字的《晴川说诗》就是佐证。
佟明光多次放弃了搞专业的机会，始终安于业余诗人的自由。其实他对诗歌的感情，对诗的坚守与酷爱，不亚于任何一位专业诗人。写诗欣赏诗，几乎成了他的一种生命状态和生存方式。即使是在诗歌常常被金钱与经贸拿来取笑的今天，他痴迷诗歌的感情仍然凝重，不减当年。
曾几何时，那些神圣的热烈的诗句，从《诗经》开始，几千年耀眼于中国文坛，可谓驰骋八荒，妇孺吟诵，被人们赞为智慧的结晶，爱神的家园。可是今天，面对这个极度变化的经济社会，诗似乎一天天显得无用甚至无聊了。
如今是三句话不离金钱的世界，金钱的作用被无限地夸张，直至膨胀，而对灵魂的大不以为然，使纯粹的诗人蒙受了空前的困窘。至于更多不大纯粹或大不纯粹者，正在不同程度地遭遇自我感觉的排斥，现实以它带有某种魔力的诱惑，正在唤起人性中对于利益与物质刺激的敏感，渐渐冷淡了诗性和审美的魅力。
当诗人不再使用形象化语言而改用政论式的叙事时，或是广告诗、颂赞诗、节庆诗大行其道，且运气极好时，那些纯粹的诗人是否还恋恋不舍心中的率真与热情？
然而从少年时就把生命抵押进去的痴情的歌者晴川，绝不希望看见“文学之兄”颓败的现状。虽然诗歌并不能代表一切，但诗歌要求面向人们的精神世界、贴近人心、歌唱真情、不情愿疏远大众的渴望并没有错。《晴川说诗》说的对象虽不尽相同，但呼唤的都是诗魂的归来，真善美的归来，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归来。
让人欣慰的是，中国诗坛仍有一些像晴川那样的麦田守护人，他们不理会也不在乎什么“现状”，继续怀着极大的热忱探索灵魂深处的各种颜色，继续躬身于底层，在平民百姓渴望的生活现象里把握情绪，珍惜感受。
尽管他们对精神家园情深韵长，尽管他们捧读唐诗宋词时觉得无限幸福享受，却从不敢奢望像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海涅们那样到热情的大众中高声朗读自己的诗行。唐诗宋词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
或许是诗歌太纯粹了，令我们担当不起。
有人认为，这个愈来愈实惠的世界，已经很难再给诗歌派上多少用场，因为不可能天天闹地震，更不可能一年有两个相同的盛大节日。如今偌大的中国，几乎所有的广场都在忙碌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市场活动中，文化已无条件地被经济踩在脚下，或是忠心耿耿地去做经济的媒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晴川们仍然为振兴中华与振兴诗歌的同步而呐喊，并警告国人：民族的文明精神的沦落与诗歌的沦落差不多是一起开始的。
媚俗是文学艺术讨好商品经济的外在表现，更深层次的怪影，是以让你钱袋鼓起来的方式作障眼法，让人们思想麻木在睡梦状态，不再关心那些与钱距离遥远的哲学与主义。《晴川说诗》或明或暗地揭示了这种现象，告诉世人，诗人不仅要兜里有钱，更要头脑里有思想，要给人以思考。
“通俗”在许多场合成了不折不扣的挡箭牌。谁都知道，只要通俗往前多跨过一步，就可能成为地地道道的庸俗。庸俗跟粗俗、媚俗不是“乡亲”就是“邻居”。往前多迈一步的“通俗诗歌”，已经被晴川等有眼力的人命名为“口水诗”了。希望人们不再泛泛地讲通俗，满舞台、满荧屏都是搞笑逗你玩的小品，有些已经俗不可耐，甚至拿肢体残疾的人取笑。换句话说，即使小品是“十全大补”的正宗笑料，我们也不能让十三亿人天天都看小品。当年列宁曾经痛心地指出：不能老是让我们的工农只懂得看马戏，也要叫他们懂得交响乐。艺术是精神与品质的补养，有品位之分，档次之分，即使是在同一品位和档次中，也还有格调之分。
我曾坦率地说过，技巧已无力举起诗歌的旗帜，诗歌迫切需要思考，尤其是反思，《晴川说诗》中就不乏这种反思。我们不妨盘点一下当今诗坛，寻找今日的郭沫若、康白情、冰心、徐志摩、闻一多、刘大白、朱自清、刘复、冯至、戴望舒、何其芳、艾青、臧克家、田间、力扬、袁水拍……我以为，凡要求苛刻一点的，十有八九会感到失望。
诗人是生活在世俗中而不按照世俗规矩过活的人；是活跃在人群中却保持着一颗孤独灵魂的人。晴川们心甘情愿地从事着自以为甜蜜的苦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他们将毕生独行于曲折泥泞的人生路上。只要是诗人认定的目标，他们会至死不悔，永不回头。
（原载《文艺报》2011年4月1日）“半个文学家”的苦恋
以“史学家”流芳学术界的孙毓棠先生，特别强调自己是“半个文学家”。孙先生的学业和事业都在史学方面，可是他“客串”文学的成就仍不容忽视。他是新月派后期最成熟的诗人，深受闻一多诗风的影响，长篇史诗《宝马》是他的代表作，短诗集《海盗船》也颇得赞誉。他对文学的苦恋，从他晚年的两件事情上可见一斑。一次他看罢学生的史学论文后，对专业问题没有发表意见，却皱着眉头批评论文写得枯燥，少有文采，他说：“一个史学家应是半个文学家。”还有他在病危时拒绝了弟子要为他编辑史学文集的请求，却嘱托弟子为他编一本诗集，特别告诉了他用过“唐鱼”这个笔名。唐鱼是“毓棠”颠倒过来的谐音。可见他对“半个文学家”的钟情。他的弟子果然遵嘱，编辑了诗集《宝马与渔夫》，1992年10月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
他早年曾写过一篇《文学于我只是客串》的短文，把阅读和写作都作为钻研史学以外的一种休闲。对于阅读他说：“不管是几行诗，几页散文或小说，总觉得好像终日闷暑，到晚间偶然飘来一丝轻淡的风，夹着些花香草香，无限的韵味。”对于写作他说：“写比读当然多一种痛苦，因为有这一种痛苦才能更深切地感到趣味……斯以成功的心愈薄，所得娱乐的趣味才愈觉得浓厚。”尽管他把阅读和写作都当成专业以外的休闲，可他仍然强调文学家要端正写作态度，不要急于求成，“艺术没有捷径，更不会‘速成’。”
对于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用他的话说，“诗的内容当然比较严重。”或许与他是一位史学家有关，他强调诗人的真诚，诗应该是诗人的人格和思想的表现。他写诗时心是赤裸的，没有任何掩饰与躲避。“和你晚餐时戴着假面具说客气话时的表演不同，在一首诗歌里的字句音节之间你无法掩饰自己。实本无须其掩饰，因为生在人类的世界里只有笔头上能许可你说坦白真挚的话。在每天的劳作以外，你觉得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也许身边没有可谈的朋友，也许谈不懂，不如不谈；那么把心中的一团悒郁或思绪写在纸上是最好的解脱的方法。”
如果人们承认孙毓棠是位诗人，那么有理由在诗人之上加上“爱国”两个字。这不仅表现在他一系列诗歌创作的主题思想上，还反映在他对民族命运的坚定态度。孙先生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史部攻读中国古代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孙先生当即回国，先在广西后在西南联大教书。他与闻一多先生是忘年交，两人约定，日寇不除，决不出国。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孙先生与陈寅恪、洪谦、邵循正、沈有鼎等联袂应英国牛津大学皇后学院之邀做客座研究员，临行前闻一多于9月11日，在一枚长一点三厘米、高五厘米的玉印边款上为孙毓棠刻下一百二十六字的赠言，意味深长：
“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晚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
两位大诗人赤子之心，同仇敌忾，“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表现了诗人与民族共存亡的生死之约和民族气节。“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表现了诗人对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关系的终极判断。
“半个文学家”却有着“整个文学家”的执著与真诚。真诚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的灵魂。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7月8日）从沈尹默的一首诗谈起
在现代文学中，最早赞颂“独立人格”的是学者、书法家兼诗人沈尹默。他1917年冬天创作、刊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的散文诗《月夜》即是。
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这里描写的是五四前夕先进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独立人格的典型形象。五四时期，陈独秀在《警告青年》一文中，希望热血青年“是自由而非奴隶的”，呼吁他们以“独立自主之人格”为楷模。独立自主之人格是民主的产物，是创造精神之源泉。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时说：要“充分发挥人的独立思维和创造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民主的真正含义。”不久前温总理又在国务院参事和文史馆员座谈会上说：“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我一生都崇尚的格言。”
翻开中国历史，坚守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及官级较高的文人不计其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古代文人独立人格的典范。自然事情也有另一面，不论古今，靠依附往上爬的人也屡见不鲜。在一些地方，人们常听到群众议论“谁是谁的人”。有的单位甚至并存“几驾马车”，各有各的山头，各找各的靠山。平日里大家一团和气，相安无事，一旦到了提干、加薪、分房、选优等利害关头，则各挣各的口袋，各举各的人头，互不相让。
20世纪90年代初，我被派到一家媒体任总编辑，不少熟人都劝我别去，说这个单位起码有三驾马车，几乎人人都有依附，太难工作了。我没有听这些劝告，顶着风上任。到任的就职演说，其他没讲，只是狠狠揭示了人身依附的丑恶现象。我开门见山：“没到这里，就听说这里山头不少，谁是谁的人，泾渭分明。有的人还不知羞耻地告诉朋友：‘我就是某某的人。’你爹妈把你从一尺长养成七尺之躯；国家把你从一个无知的孩童培养成新闻工作者，你不是你爹妈的人，不是国家的人，却一头扎进某个领导人的怀抱，还觍着脸表白‘我是谁的人’。可耻不可耻？今后我们这儿必须杜绝这种现象。大家可以监督，我不拉帮结伙，除了编委会集体领导，谁也不许自立山头。你们信不？谁立山头就叫谁倒霉！”
我有意把话说得狠些挖苦些，意在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丑恶，要一点“轰动效应”。果然反响强烈，当天晚上就有好几个单位的头头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的就职演说震动很大。大多数人肯定我讲得对，应当狠狠抓一抓人身依附的问题。打来电话的还包括市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
其实人身依附在中国已经是“白发三千丈”的老问题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写道：“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标。偶依一株树，遂抽百尺条。托根附树身，开花寄树梢。自谓得其势，无因有动摇。一旦树摧倒，独立暂飘飖。疾风从东起，吹折不终朝。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白乐天就是以凌霄为例，告诫人们要保持独立的人格。明代学者洪应明也说：“附势者如寄生依木，木伐而寄生亦枯。”中唐时期，连在位天子也悲哀地感叹：“除河北藩镇易，去朝中朋党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