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古人聪明，除了文人看不惯这种现象，好发牢骚，而官场对依附者却少有深究。廉颇失势，门客尽去，长平之战，廉颇复起，客又盈门，廉颇没给这帮人好脸子，生气地说：“你们走开吧！”众客则说：“唉！君所见不明，天下人以利害关系相交，君有势，我们从君，君无势则去，理当如此，又有何怨？”类似情形孟尝君也遇见过。他好客名闻天下，而紧要关头只冯煖一人相助，一旦得势，宾客又纷至沓来，还是冯煖一席话，使孟尝君明白了世道。但冯煖为何一反众人所为，不以势力而有所附离呢？孟尝君的价值毕竟还在，可以成为冯煖的“三窟”之一。看中国历史，不可被道义言词所惑，舞台上其实多为冯煖之徒，只是没有他那么坦率而已。
这就让人清楚了，人身依附是封建社会的产物，那时农民活命只能依赖土地，土地是地主的，农民只能隶属地主。这种情形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君主集权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王者以下的各级官员，也不同程度地拥有一定生杀予夺的权力。由此，皇帝与臣子、臣子与下属，直至底层小吏，不得不结成人身依附关系。马克思分析了我国清王朝的皇权政治指出：“就像皇帝通常被称为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内被看成父权的代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人身依附关系，实际上是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了“父子关系”。
应当承认，尽管我们较早地铲除了封建制度，而人身依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有相当的残余，就像旧的杂草繁衍在新的土壤中一样。凡是人身依附现象严重的单位，几乎都是“家长制”、“一言堂”乃至追求“绝对权力”泛滥的地方，必然是失去了正确的领导核心。这些地方绝对不提倡不鼓励独立人格。
人格的内涵大大超越了尊严和节操，也不能仅仅解释为道德品质。用最简洁的文字表达，人格就是“个人存在的状态”，如果一个人“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保持着独立存在的状态，他的人格就是健全的，独立的。否则就是依附人格，表现在生存状态上，就是依附权势，或依附富贵。这里强调的独立的存在状态，并不像生活在孤岛上的鲁宾孙那样，做远离社会、远离大众的孤家寡人，而是在群体社会中保持自己经济政治和思想的独立性。保持这种独立性不难也不容易，有时可能会吃点眼前亏，所以倡导对这种人格的尊重与赞颂。
（原载《雨花》2011年第10期）人品与作品的分裂
古人说“文如其人”。而今这句话已经不那么靠谱了。一个作家正直高尚与否，不完全在于他的作品向读者传递了什么，而更在于他的行为给社会与读者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
我为什么关心这个问题？第一我早年就加入了作家协会，应该算个写作的文人；第二我时不时地写点短文，总好就社会上某些倾向、某些问题发表一点看法，加以褒贬，表明自己的态度。即使是写短诗或小说、散文，也总是表示了对某些人、某些事物的爱憎好恶。扪心自问，我那些文章里褒贬的人与事，表示的爱憎好恶，与我的行为一致吗？有没有只是说给读者听的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自己却我行我素，甚至说一套做一套？
对许多事情享有发言权，可褒可贬，可爱可恨，可赞美可斥责，可痛切憎厌，可推波助澜。这大概是作家比新闻记者享有的更为宽泛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是社会责任赋予作家的，政府和社会团体一般都相当尊重作家的这种权利。
不论什么人，有一定的权利，就有一定的责任。生活中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官场上的人们言行是否一致，他们的誓言是否与行为有所分裂？其实社会与读者也同样要求作家言行一致，人文统一。“言不及行，可耻之甚。”有一位老作家曾经不无批评地说：“我希望不仅从作品中，而且从作家本人身上看到某种人格的纯洁性。”读者读作家的文章，如同不自觉地倾听一种说教，下意识地接触乃至接受某种价值观、世界观，于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与影响。
许多生活阅历不深的读者，往往把作家与作品看成一个完全一致的整体，以为作家所宣扬的思想，即是作家自己的追求与实践的品格。应该肯定，作家的人品与作品一般说大体是一致的，但是如一概而论，有时就可能进入误区，恕我直言，有那么一些作家的品行与自己的作品是分裂的。
弗兰西斯·培根是近代英国思想史上赫然在目的人物，是大哲学家、作家。他在《人生论》一书中论友谊、论荣誉、论爱情、论真善美……谈论得境界崇高而又精彩绝妙，但他一生中却做过若干与自己作品背道而驰、愧对德性的事情。如他身为大法官，却公然接受贿赂，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培根一度穷困潦倒，女王的宠臣艾塞克斯伯爵向女王推荐了他，赠送他一座大庄园。就是这位有恩于培根的伯爵，当他在女王面前失宠以后，培根则向女王告密，提供了致艾塞克斯以死罪的证词。为此，女王赏赐培根一千二百英镑。
这类现象在我国文人中也不鲜见。“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对农民充满了尊重与同情。谁能想到诗的作者李绅当上淮南节度使后，却变成了一个酷吏，在他的暴政下，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纷纷逃难出走。当属下向他报告“户口逃亡不少”时，这个往日写过《悯农》诗的人却说：“汝不见掬麦子乎？秀者在下，秕糠随流者不必报来。”在李绅眼里老百姓已成了“秕糠”。
毕竟一片心浮气躁不可以满大街去张扬，所以当今有的人在作品中尽可能地拿出一副最让人喜爱的嘴脸。文坛的大门不需要守门的哨兵，“小说家”、“诗人”也不用起营业执照，进进出出的什么人都有，若没有思想可以贡献给作品（贡献给读者），不妨拿文学以外的某些砝码，到文学中去各取所需，如“商品价值”、“仕途价值”等。有的作家口说带着神圣感从事写作，要为世道人心，为苍生，为国家，为民族进行创作。听起来境界何等高尚！可是他的为人处亊，无不唯名唯利是图，他管着一个小刊物，连给谁发作品，给谁寄刊物这类事情，都要看那人用得着与用不着。总之凡事都要权衡利害关系。他善于把握富于弹性的人生态度，既可以高高在上地俯瞰底层人群，也可以趴在地沟里仰视高人一等的权贵。可是文章中、讲演中总是说得天花乱坠。
还有一位在读者心目中“德高望重”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写得很人道，充满着人性，充满着爱心，甚至对战场上捉到的俘虏也非常人道。可就是这位作家，在反右派斗争中，为了表现忠诚，为了保住乌纱帽，对自己的文友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把蚊子说成飞机，把蚂蚁说成大象，落井下石，往死里整，非打他一个右派分子不可！当那一代的读者，了解了这位作家的立身处事与其作品截然相悖时，不仅失望和愤懑，且鄙夷其人格。
文坛中这种作家与作品的分裂现象，虽然只是在一部分人中表现得明显，但它已经在读者心中打下了谎言与欺骗的烙印。
作家有权利要求政府及其各级官员说到做到，言行一致。同样广大读者也有权利要求作家的人品与其作品总体是一致的。不用说作家是“灵魂工程师”，只用一般的职业道德常识来要求作家，诚实、坦言、忠信与真情，也是写作者必须遵循的操守。诗人白居易说：“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不然的话，文学的高贵从何说起？作家的人格尊严从何说起？
自古就有俗语：“文人无行。”毋庸讳言，我们的文坛一般说并不缺乏有思维智慧、有叙事机敏、有语言技巧的作家。但是有相当一些人，虽作品等身，或多次荣获各种奖项，可是人本与文本南辕北辙，人品与作品天上地下，笔底的人物形象与自己的践行，存在着相当不对应的错位现象。这种人品低下、作品高远的情形，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鲁迅是令我肃然起敬的中国作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人品与作品是一致的，他的言论即是他的行动。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11月8日）“好作家是夸出来的”
这个题目我是从培育子女那儿搬过来的。不少家长在交流教育子女经验时，强调以鼓励为主，要善于肯定孩子的点滴进步。于是某些教育家就总结出一句流传甚广的格言：“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从增强孩子们自信心的角度考虑，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这句话使我联想到文学界，有些作家从事创作三四十年了，于是某些机构，或自己或朋友们共同张罗，总要开个某某作家（或诗人）从事创作几十年的研讨会。最常见的是某作家（或诗人）出了一本书，凡有点能力者，总要请上一伙评论家，对其新作进行一番研讨，能耐更大些的，还会在一些权威报刊，买下一两块版面，将到会参加研讨的专家学者的发言，堂而皇之地刊载出来。
上述活动，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夸奖与赞扬作家和作品。有的人或借权势或借钱势，几乎每出一本书，不论好坏，总要开个类似颁奖会的研讨会。到会的评论家已经按不同级别拿到了出场费，发起言来自然像灶王爷似的，“上天言好事”了。如此这般，有那么一部分作家、诗人，虽然作品平平，可是架不住评论家们会上夸，报上夸，像多次重复的广告，某商品便成了“名牌产品”，多次重复的“研讨”，也会使某些人成为“知名作家”，甚至“著名作家”。有时还会产生“良性循环”的效果，不论其作品好坏，因为脸熟名字熟，或许还在某文学机构混上个一官半职，报刊对其作品也就高看一眼，于是一个“好作家”就这么夸出来了。
笔者无意否定各类作品研讨会议，也无意否定对好作品作应有的赞美，更无意否定令人尊敬的严肃的评论家们。我只是想指出，文学评论中的某些乱象对文学繁荣发展的伤害，对读者和作者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捧杀”。经常看到有的报刊拿出一两块版，请十几位名家专门研讨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这在以前几乎是没有过的，即使像巴金、老舍、冰心、丁玲等文学大师也没有享受过这么高的待遇。说穿了就是今天的某些“作家”花钱买赞扬，买好评，但很少有人自掏腰包，不是公家“捧星”，便是企业“赞助”。公家捧的是“文化政绩”，企业赞助的是“有利可图”。
当今的“文学繁荣”，颇有些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各种炒作不亚于商品广告，有时真让读者真假难辨，甚至连文坛内的权威人士也感到眩晕。有人认为中国文坛缺失“权威评估”，既没有权威人士，也没有权威媒体，谁都可以发议论，谁的议论都可能不算数。因为许多议论是围着权与钱转的，谁给“红包”就夸谁。
美国就有六亲不认的权威媒体。我1995年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成员访问美国时，特地访问了在美国书评界颇具影响的《纽约时报书评》栏目的编者，他说：“我们有个‘约法三章’：凡书评作者不得与图书作者师出同门，也不可以老师评学生，或学生评老师，更不允许评论家与作家有过笔墨官司。”从最近王蒙在宁波大学的讲演我又得到一个佐证，《纽约时报》的文艺评论确实享有相当的权威性。王蒙1982年在康州访问写过著名戏剧《推销员之死》的剧作家亚瑟·米勒，听说他又有新戏要上演，王蒙便向他祝贺。他却忧心忡忡地告诉王蒙，到现在为止，这个《纽约时报》剧评还没有表态，他担心新戏上演将达不到预期。后来果然未出亚瑟·米勒所料。
好的有权威的文学评论，体现的是一种求实求真的精神。王蒙在演说中讲道：“我们现在没有人做沙里淘金的工作，我们现在甚至也没有人做这个检查我们精神产品里面的三聚氰胺的工作。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剩下俗。”好作家与好作品绝对不是夸出来的。文学评论因真诚和真实而有生命力、推动力，相反廉价甚至不用任何成本的捧场只会使文学没落。不是说我们没有好作家与好作品，是“没有人做沙里淘金”，不少评论家还缺少敏锐的辨识能力，甚至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是水平问题）而被层层假象、层层云雾遮蔽。我赞同一位勇气与正气都十足的批评家说的话：文学批评“要有一股子不肯随顺的‘盛气’，要有一点耻感，要把随喜说好话、顺势说假话，当做有伤尊严的失职和堕落；甚至还要有点牺牲精神，要把被误解、受伤害，看做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我也赞成袁鹰老说的：不要眼睛只看这奖那奖，开个研讨会，听赞美歌，签名售书，拥有一批粉丝，这些东西吸引人也害人。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总能讲出一些可以说服人的道理，而把这句话移植到作家身上就成了文坛的笑柄。遗憾的是，至今还有一些作家继续做着被“夸出来”的梦，也有一些评论家仍有意无意地在圆一些这类作家的“梦”。
（原载《文学报》2011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