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国务院委托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参观团，铁依甫江是团长。参观团在一起生活了近一个月，先后参观了沈阳铁西工业区、鞍钢、抚顺煤矿、长春汽车制造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一个月来大家相处得像亲兄弟似的，老铁没有团长的架子，一路上讲了不少幽默笑话，逗得大家很开心。参观团的领队是著名汉族诗人蔡其矫，老铁郑重地告诉大家：“我们要照顾好蔡诗人，他在这个参观团里是‘少数民族’。”
从参观团分手后，第二年就是反右，接着反右倾、四清、“文革”，运动一个接一个，再没见到老铁，可是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传来，真假难辨。直到“文革”结束才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我于1979年7月2日写了一首给铁依甫江的诗：《为了诗和幸福而生》，发表在《新疆文学》上：“我听过你对山一般的民族的歌唱／也听过你对花一般的爱情的歌唱／朋友带来过诗人种种不幸的传闻／可是，我始终坚信你心中充满阳光／／我们相逢在你讴歌过的天安门广场／从前门车站一直歌唱到海兰江旁／八达岭留下了回维两族歌手的脚印/你我情感的火焰也曾一起投入炉火熊熊的鞍钢／／从天山、六盘山，到长白山……／我们感觉到母亲的胸脯无限宽广／从怀仁堂、宝塔山，到万里海疆／我们看见了母亲不可战胜的力量……／／诗人啊，你已经战胜了诽谤与中伤／我所见你踏过冰山的脚步飒飒作响……”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差不多一两年就见一次面，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题。可惜他英年早逝，我深信他在天堂里会有更美好的诗作。
克里木·霍加是位非常机智的诗人，与朋友相处时也常常在玩笑中表达很严肃的思想。“文革”中他吃了不少苦头，同样苦中作乐，并凭着自己的智慧与幽默，同极左思潮周旋，每每都能化险为夷。有一次他特别开心地告诉我，“文革”时他进了“五七干校”（或是什么学习班），有一天军宣队宰羊，让霍加给剥羊皮，收拾羊下水。霍加已经三个多月没吃着羊肉了，闻着新鲜的生羊肉味儿都觉着很香。收拾完羊内脏，他想留下点什么解解馋，可是整羊不敢切下一块来，心肝肺肠子肚子也都一样不能少，他思来想去，只有羊腰子不显眼，有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羊腰子，霍加就留下羊腰子，悄悄地烤熟就酒吃了。他把收拾好的一只大肥羊送给军宣队时，军宣队还夸他，收拾的羊很干净，比他的诗写得好。
半个多月以后，军宣队又宰了一只羊，是由另一个人收拾和剥皮的，那个人胆子小，什么也没敢留。军宣队发现他收拾的羊比上次多了一个羊腰子，料到狡猾的霍加做了手脚，偷吃了羊腰子，当即把他叫来，让他坦白收拾羊时犯了什么错误。霍加假装糊涂，他说：在军宣队面前我怎么敢犯错误？军宣队把羊腰子拿出来，质问霍加：“你收拾的羊，羊腰子哪去了？”霍加愣了两秒钟，然后哈哈大笑。军宣队问他笑什么，他说上次宰的是什么羊？军宣队说是山羊。霍加又问：这次宰的是什么羊？军宣队说是绵羊。霍加笑得更响亮了：“山羊没有羊腰子，绵羊才有羊腰子。你们总说‘臭老九’没有知识，原来你们的知识也很有限。”几个军宣队员都常年生活在城市，以为自己确实欠缺这方面的知识，还向霍加表示了歉意。待后来他们真的弄懂了绵羊和山羊都长腰子时，又怕丢了面子，不愿意再提起此事。他还讲过几件类似的故事。
麦买提明·吾守尔是小说家，看外貌朴实得像个肩扛坎土曼的老农，只要你读过他的小说，肯定说他是当代的阿凡提。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一起去贵州花溪参加笔会，在成都换车，我们一来想观光成都市容，二来想找一家清真饭店吃午饭。可是逛了一个多小时也没看见一家清真饭店。天已正午，又累又饿，我提议回旅店泡一包方便面算了。吾守尔执著得很，不听我劝，非要找到清真饭店不可。他说：“一个作家连饭店也找不到，还写什么小说？”我实在是累了，只好抱歉地表示不再奉陪，一个人回旅店吃方便面去了。
吾守尔直到下午5点才回到旅店，我问他找到清真饭店了吗？他不无骄傲地说：“找到了！”我问他怎么找到的。他说：“我走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座毛主席挥手的塑像，他老人家挥手的方向分明是告诉我：‘清真饭店就在那面嘛！’我顺着毛主席指的方向，果然找到了清真饭店。”
吾守尔的幽默是随时随地的，触景生情，随便说句话，就能把人群中的气氛调解了。有一次在某地开会，伙食很糟，鱼净是头尾，鸡有爪子没腿，有人说：“这里的鱼光长嘴，这里的鸡不长腿，米饭有沙子，喝酒如喝水。”大家显然情绪低落，怪话连篇。吾守尔一句话则把大家全逗乐了。他夹起银耳汤中的一朵银耳，风趣地说：“这里的人不够意思，怎么让我们吃‘塑料花’？”一桌子人全都开怀大笑起来，气氛好多了。
1981年，我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一年，同窗中有两位维吾尔族，一位是小说家祖尔东·萨比尔，另一位是诗人乌斯满江。祖尔东用维文写作，是维吾尔族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给我最初的印象是爱喝酒，好唱歌。每逢他从外面拎回一瓶酒、一包花生米或别的下酒小菜时，他的房间总会有个把小时鸦雀无声，再过一会儿，就会从他房间里传出悠长而略带忧郁的维族民歌。有时他是为了排解心中的孤独与寂寞，有时是为了进入一种写作状态，营造一种氛围。他的长篇小说《阿布拉力风云》《父亲》和中篇小说集《露珠》《无头无尾的信》及短篇小说集《沙枣树在窃窃私语》等，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多次获奖。
我当时正蠢蠢欲动，想从诗歌转向小说，并已经在《人民文学》发表了《雁南飞》，在《民族文学》发表了《土地啊土地……》等。于是便经常与祖尔东切磋写小说的诀窍。他很坦诚地对我说：“应该让读者从你的小说里读出气味，读出颜色，读出情调，读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不满意一些小说，写了二三十万字，读者却看不出那里的风土人情，甚至不知道当地的山川风貌和人们的吃喝穿戴。作品反映的应是一种“再创造的生活”。他对小说的理解即是对生活的体验，简单却极为深刻，对我的小说写作影响至深，差不多每写一篇小说时，我都下意识地想起他的这些珍贵的创作体验。
祖尔东有不少汉族朋友，著名作家王蒙下放新疆十六年，就是一位与他过从甚密的友人，常与祖尔东一起交流创作技巧，王蒙颇欣赏祖尔东小说的艺术诗性。可惜天才命短，祖尔东只活了六十岁。王蒙为失去这位维族文友十分悲伤，并以一首五言律诗寄托哀思：
当年有巧遇，相会伊犁桥。
歌哭肠欲断，醉笑魂应销？
泼洒边关色，行吟塞上桥。
忽然传噩讯，涕泪满衣袍。
谈起这些维吾尔族朋友，使我不能不想起那些把维文译成汉文的翻译家。他们是汉维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纽带与桥梁。像老翻译家王一之，1951年从江西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后东语系转入中央民大），王先生不仅精通维译汉，也通晓汉译维。清瘦的他无数次从北京远赴新疆，从伊犁到喀什，踏遍天山南北，以毕生的精力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工作，是维汉文化交流杰出的使者。像艾克拜尔·吾拉木，他不仅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编辑，也是一位翻译了大量维文诗歌与小说的翻译家，为丰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做出过骄人的贡献。因为他在《民族文学》杂志工作，便和各民族作家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友谊。他多次做过我的作品的责任编辑，却没有喝过我一杯茶，倒是我至今还保留着他送给我的一件绣着花边的维族上衣和一顶小花帽。
（原载《文艺报》2010年7月5日）未列入名册
打开红颜色的户口本，打开密密麻麻的花名册，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找不到他的名字。他是谁？他从哪里来？许多人感到这是个谜。
不必去询问他姓甚名谁，荒原上有他的足迹，戈壁滩上有他的足迹，坎儿井畔有他的足迹，那一双双沉重扎实的脚印，在戈壁和荒原上织锦，织出丰腴征服贫瘠的锦缎。
他有故里。他来自“亩产万斤”的稻乡，来自砸锅炼铁的土高炉旁。他受过公社干部的责难，挨过工作组的批判，才隐忍离乡背井的折磨，隐忍生命和思想的饥饿，步行到天山脚下。香嫩的烤羊腿与他无缘，甜甜的葡萄沟距他遥远，留住他步履的是处女地对绿色的呼唤。
黑户。盲流。无业。
拓荒。播种。收获。
他在种种耻辱声中把汗水洒进荒原，在许多人的鄙视下播种拓荒人的梦。勤劳赢得土地的信任，诚实解除世俗的疑惑，当绿洲圆了沙漠千年万年的梦幻，果园也同样成为他的生命画册。他博得了人们的信赖，受到了人们的敬重。
再没有人寻根问底地打探他的身世，再没有人祖宗三代地审视他的资格，无数个春夏秋冬，手上的老趼，紫铜色的肌肤，挚爱这块土地的深情，都郑重地回答了，他是当之无愧的拓荒人。
他哼着小曲赶着马车送公粮，他把雪白的棉花送进八一纺织厂，他把甜掉牙齿的哈密瓜装上飞往京城的班机，他把新疆的富饶送往大半个中国。同那些披红戴花的拓荒名流相比，他一点也不逊色。
雨过天晴。天山捧出一万束清白圣洁的雪莲，晨曦一如既往地给人间洒一缕朝霞的辉煌。一大群未列入名册的拓荒人，终于在一个很平常的早晨，被载入“志愿支边”的史册。
（原载《中国作家》2004年第4期）天山马驹
好一群天山的马驹。
你们也是大草原的子民，你们也是天山的儿女。你们很年轻，迎着朝霞和晚霞成长，追逐一个个日出日落，饿了就吃，渴了就喝，无忧无虑，听见的都是赞美的语言，看见的都是无边无际的辽阔，每一天都属于欢乐。
天一样大的绿色舞台，长满嫩草，长满繁星般没有尘埃的梦。你们放肆地奔驰着孩童似的幸运，蹄下没有绳套，没有陷阱，没有不测。你们还年轻，不曾领略真正的生活，如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稚气十足的小演员，还没有进入角色。
刚降落一场难得的喜雨，对于牧人，那雨比金子珍贵。鲜嫩的牧草醉倒了，倾听从遥远的银河带来的传说，不慌不忙地拔节，草原长得丰满了，长成无与伦比的绿色王国。牧人的口哨，经常提醒你们，你们毕竟还很年轻，没梦见过暴风雨的惊心动魄。然而天山脚下的草原，并不永远属于六月，春风春雨也可能同时带来泥泞。驰骋吧，你们是幸运的一群，喜雨洗涤过的生活，清新流畅惬意，像冬不拉淌出的一首古歌，你们就是那将要远飞的洁白的天鹅。
快一点长大吧！成熟的草原总要走进沉甸甸的秋天。永远年轻，那是不结果实的花朵。宽阔的路，平坦的路，坎坷的路，一齐向你们招手，等待你们去艰难和愉快地跋涉。你们将在征途上领略痛苦和幸福参半的鞭策。凡是生活，都不会永远无忧无虑无羁绊。你们向往自由自在地过日子，自由的日子也需要有一条牵引的绳索，绝对了就可能酿成噩梦。
母亲们衰老了。父亲们衰老了。时间像逝去的江河，流水无情。一代退出生活，一代走进生活。退出的要退得体面，走进的要进得适得其所。天山老人戴着花镜，冷峻地凝视来者，静观你们这一群马驹，将在生活中扮演喜剧角色还是悲剧角色。
好一群天山的马驹。
你们的路很长，你们的梦很多彩，你们面临着庄严而又神圣的选择：或是去战场叱咤，或是去田野耕耘，或是去阡陌驾车。严峻的命运有多少荣耀就有多少沉重，未来的征程有几许平坦就有几许坎坷。大草原只是你们生命的序言。
天山的马驹很年轻。“学前班”的生活只是一种排演，一种操练，一旦走出大草原，走出牧人监护的襁褓，才可能体味丰富多彩的生活。那是真正的生活直播。
（原载《中国作家》2004年第4期）不做草尖上的露水
谁若终日沉醉，
谁就像草尖上的露水。
谁要驾驭不了自己的命运，
他的一生只能碌碌无为。
——维吾尔族民歌
他摔碎了祖传的酒杯，眼睛流出滚烫的泪水。南疆的路，北疆的路，伸出长长的手臂，伸出欢呼的手臂，欢呼一个开汽车的小伙子从酒精中走了出来，还一个驾驶员的谨慎和清醒。
他父亲用过这只酒杯，酒后摔暖瓶打老婆骂孩子，经常失去理智，连邻里也过不着安静的日子。老婆婆用他父亲的名字吓唬天不怕地不怕的宝贝孙儿。葡萄害怕成熟，害怕被酿成红酒；高粱刚一秀穗就担心进酒厂变成祸根。父亲曾无数次向母亲赌咒发誓再不去酒馆，再不摸酒杯。可是一遇到逼债，一遇到忧愁，一遇到令人愤愤不平又无处说理的事情，他又提上酒瓶子走了，找几个好友借酒浇愁。直到天山睡了，星星睡了，葡萄架也睡了，他才拖着沉重趔趄的脚步，回到家里，蹲在屋檐下，再一次重复半醒半醉的忏悔。母亲不能入睡，细听父亲的脚步，回来了便放下悬着的心，可是不给父亲开门，宁肯彻夜睁着眼睛，听丈夫在窗外和衣酣睡。父亲就这样在沉醉中永远地走了。有人说他活了六十岁，有人说他只活了五十一岁。
儿子长大了，长得像父亲一样魁梧彪悍，迈出中学门槛，托人情进了货运公司的车队。他的头上再没有阴云，他的身上再不背负债务，他是个很轻松很自由的年轻人。可是年轻人总觉着生活中缺少点刺激，不是太阳，不是黄金，不是任何财富。他只是觉得孤独，觉得寂寞，觉得心灵深处有一种难以启齿的无奈。有一天他看见了那只杯子，那只父亲用了大半辈子的老式酒杯，就像找到了驱赶孤独的伴侣，就像找到了解除痛苦的抚慰。他像所有崇拜酒的男人一样，一见钟情，难舍难分；一日无酒，三天打不起精神。只要三杯下肚，他便精神抖擞，浑身细胞活跃，话语滔滔。酒成了他的第二生命。
他酒后放声大哭，完全不顾忌女孩子的嘲笑，号啕声让身边的每个人心肺战栗，让他的十轮卡车、南疆北疆的道路战栗。他痛哭的样子使一位姑娘感到很美，于是他们成了朋友，看过两次电影，还唱过几次卡拉OK。天长日久，就因为他经常带一嘴酒气，就因为他酒后开车违规，姑娘跟他三天两头地吵嘴，直到再也不赴他的约会。年轻的司机呀，来不及表白，来不及追悔。
穆斯林是禁酒的。
驾驶员是禁酒的。
掌握不住自己的司机也掌握不住车子，更掌握不住命运。好姑娘有几个不爱文雅的少年，有几个不讨厌酒鬼！从那一次分手，他几次约姑娘见面，姑娘一一拒绝，理由是酒精过敏。
经过痛苦的反思，经过孤独的忏悔，年轻的司机终于摔碎了祖传的酒杯，眼睛里流出滚烫的泪。南疆的路，北疆的路，伸出长长的手臂，伸出欢呼的手臂，欢呼一个开汽车的小伙子从酒精中走了出来，还一个驾驶员的谨慎和清醒。再不酗酒，再不做草尖上的露水。
（原载《中国作家》2004年第4期）生存
——题一位拓荒者的墓不要说已经非常遥远，许多情景仍近在眼前：妻子深情的嗔怪，女儿依依不舍的惜别，邻里的叮咛，同学的规劝，还有门前那条溪水，像一条相思带，系着你对故乡对亲人的挂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