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汉族，1962年生，大学学历。作品以随笔、杂文见长，有多部作品散见于区内外多家报刊。曾担任宁夏杂文学会副秘书长，现定居宁波。
从制造到创造的必需条件
余秋雨说，在中国的文化里，有敌视创新的因素。我以为然。人人都说创新好，却面对创新受不了，从来如此。但人类又偏偏是在创新中不断超越不断争先的动物，民族、国家因此进步。
明朝的时候有个叫万户的中国人把47支神机箭（跟今天的“二踢脚”差不离）绑在座椅下，把自己绑在座椅上，两手各执一大风筝，点着火药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后来的人或许因此生出许多遗憾：万户之后要是有人沿着他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世界会因此提前变成了什么样呢？这当然是后世诸葛亮的想法，事实是，万户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疯子。
中国人的上天梦想虽然没因此中断，但仅剩孙悟空式的腾云驾雾的幻想，再无实验意义上的创造，直至1903年12月17日自行车修理匠莱特兄弟的飞行器上天。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创新上了天，是20世纪的事情，火箭这个在汉代就出现了的中国发明终于圆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实现的呢？是在美国的核大棒的威慑下实现的。换言之，创新的原动力来自严酷的现实压力和迫切的现实需求。
2005年美国《商业周刊》发布了“世界100强商业品牌”，其中美国占52个，德、法、日、韩均在其列，而中国为零。这对于号称“世界加工厂”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尴尬的事情。制造着一大堆名牌，却没有一个是自己的，没有自主创新，就只能给人当跑堂，这又是一个现实压力。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自豪地说，在国际交往中，索尼是我的左脸，松下是我的右脸，这话形象地表述了品牌之于国家的意义。其实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就像见到一个不认识的青岛人，你会拿海尔作为交谈的开场白一样，品牌还可以当媒介用。
创新有许许多多的成本代价，被人误解、曲解、嫉妒甚至被恶意诋毁、中伤就是其一。伴随着无时无处不有的创新的，是无时无处不有的议论和斥责。客观地讲，这是创新必需付出的文化代价。原因就是人的认知能力总是容易被局限在经验的范围内，经验之外就会嗤之以鼻：痴人说梦！群体性的社会心理取向会将个体的创新欲望推向极致也会将其困死于萌芽中。创新的生态环境也决定着创新的方向和具体选项。
最近一直反复研读一本叫《西藏之水救中国》的书。书的主旨是，民间水利专家郭开提出新南水北调“大西线引水方案”：引雅鲁藏布江水，串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过阿坝分水岭入黄河，简称雅黄工程。计划年引水2000亿立方米，相当于4条黄河水量。经青海湖调蓄，自流入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经岱海调蓄，自流入东北及晋、冀、京、津等；通过给黄河补液，满足陕、豫、鲁等地的需求。这个计划倘若得以实现，不仅可以从根本上缓解我国北方的缺水问题，还会在改造沙漠、扩大耕地、增加电力、创造就业岗位等诸多方面带来好处。大半个中国不再困于水旱灾害，永解中国千年难题。这是天大的创新！比京杭大运河、都江堰、邗江、三峡大坝等古今大手笔又高出一大截！这不似“把喜马拉雅山炸个豁口让印度洋暖流过来”的胡想，也不是俄罗斯科学家提出的用原子轰天改变地球北部与太阳的仰角使俄罗斯也享受多多温暖的疯狂，而是经过实地踏勘科学论证具有可行性的奇思妙想。
面对此，两种声音特别尖锐，反对者：痴人说梦！赞同者：快快上马！孰对孰错非我等可评价，只是想从文化的层面谈个认识，借用哈耶克对“自由文明的创造力”的话来说，当人们根据现有知识成功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活动，也就完全扼杀了新知识出现的机会。
我们的文化只有能容忍思想自由和创新，才能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