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况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1964年病逝。
1911年进入北京顺天学堂学习，1912年考上清华学校，1916年毕业留校，出任国文教员，并任《清华周刊》总编辑。1917年考取官费留学，因为治疗眼疾未能成行。1918年赴美留学，先入汉姆林大学，主修哲学。1920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支那内学院巴利文导师。1926年夏至1927年夏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随后返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30年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自1934年起任哲学系主任。1937年抗战开始，随北大转往后方，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6年随北大复迁，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同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1949年1月，被推选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行使校长之职。1951年至1964年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并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编委。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全国政协一届委员、三届委员、全国人大一、二、三届代表。
主要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论稿》、《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讲义》、《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饾饤札记》、《〈高僧传〉校点》、《汉文印度哲学史资料汇编》等。
学问人品俱楷模
自1930年到1964年，汤用彤在北大执教30多年，教学内容包括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逻辑学、哲学概论等。他不仅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学术骨干，而且与老一辈学者一起为北京大学的学科和学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季羡林在《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写的序中说：“太炎先生以后，几位国学大师，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是既能熔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之私言。”
汤用彤由于精通内外经典，又接受过严格的外国哲学、语言和治学方法的训练，而且又有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在出版几十年后仍然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经典著作，这使他在国内外均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他认为，通过对民族文化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客观研究，从中总结规律，展示经验和教训，以解决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他特别强调，在冲突、调和、融合的文化交流中，外来文化不会完全改变本土文化的根本特性。他本着“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探求”的治学精神，精考事实，探本求源，平情立言，其结论宏通平正，对今人的学术文化研究和中国文化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
尽管汤用彤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早已是名闻遐迩，然而在他的故乡──黄梅，却鲜为人知，很多人还不知道他的祖籍在黄梅。他的老家在孔垅镇汤大墩村，星移斗换，人世沧桑，汤家的祖屋早已荡然无存，而今这里是一幢幢鸡犬相闻的农家新舍，即使上了岁数村里人也都不知道汤用彤。毕竟他本人既非出生于此，一生也没来过黄梅。在当地县志上，也仅是不足200字的简介。
在世俗生活中，汤用彤的大名，被日复一日地淡忘着；然而在中国的学术史上，他却是无法略过的厚重一页。仍然是季羡林所说：“在锡予身上，熔铸今古，会通中西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读造诣很高，对汉译佛典以及僧传又都进行过深刻彻底的探讨，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如数家珍。又远涉重洋，赴美国哈佛大学研习梵文，攻读西方和印度哲学。再济之以个人天资与勤奋，岂偶然哉！”
1922年，汤用彤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出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1926年至1927年，汤用彤到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并开始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前，胡适出版了有关中国哲学史著作，可只有上部，没有下部。他被汉魏两晋以来佛学发展问题难住了。中国哲学史学者每每写到此处就触礁，致使中国哲学史中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领域一直是空白。这就是说，要写出一部衔接的中国哲学史，必须将汉魏两晋南北朝的佛教史弄通。1930年，汤用彤完成《汉魏两晋同北朝佛教史》初稿，并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1938年，四易其稿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公开出版，中国哲学史的“关卡”也就这样被他打通。
1963年，毛泽东特地接见了已70高龄的汤用彤先生，并告诉他阅读过汤先生所撰著作。钱穆先生说：“锡予为学，必重全体系、全组织，丝毫不苟。”季羡林先生指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规模之恢宏，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实在可以为中外学者之楷模。”胡适先生则赞道：“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权威。锡予训练极精，工具极好，方法又精密。”
据汤一介回忆，父亲一生给他更多的是“身教”。1948年至1949年，他听过父亲两门课：《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父亲教这两门课已经20多年了，但他每次上课前都要认真准备，重新写讲课提纲，把一些有关的英文著作拿出来再看看。当时他担任北大的行政领导工作，白天要坐办公室，只能晚上备课到深夜。他讲课，全都是根据原书，所讲的内容，几乎每句话都可以在原著中找到依据。他同时要求学生认真读哲学家的原著，并常常把原著中的疑难处一句一句解释给学生听。这种扎实的学风，对学生有很大影响。
汤用彤在做学问时的认真态度有时到了苛求的程度。晚年他为写《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尽管两篇论文加起来不过三、四万字，但他几乎花了两三年时间翻阅《大正藏》、《续藏经》、《大日本佛教全书》等大约上千卷书。汤先生耗费如此大气力研究中国佛教宗派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要纠正长期以来某些日本学者的不正确观点，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不是广泛认真、仔细的读书，深入细致的研究史料，不具有广博中外历史知识，大概是很难一一指出日本一些权威学者的错误。
汤用彤不仅在学问上为人师表，而且为人上也堪称楷模。汤用彤成名很早。在哈佛期间，他就与陈寅恪、吴宓一起被称为“哈佛三杰”。然而他一生淡薄名利，据季羡林称：“过去用用彤先生掌文学院，聘教授，他提出来就决定了，无人有异议。”这归于他秉公行事，没有私心，所以不会有人不满。学生选课时，他总是要看每个学生的选课单，指导学生选课，然后签字。
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最高奖。汤先生得到这一消息后，反而不高兴，他对朋友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194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汤用彤被邀请兼任主任一职，且每月有薪金若干，汤先生如数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另一份。”
1951年，汤用彤一度担任北大副校长，让他分管的是基建，这完全是和学术不相干的两码事，他却没有半点怨言，常常拄着拐杖去工地转转。汤用彤一生遵照父亲的教训：“素位而行，随遇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母孜孜于逸乐”。据钱穆先生在他的《忆锡予》一文中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上纯儒之典型”，“锡予一团和气，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斯诚柳下惠之流矣。”
20世纪30年代，汤用彤与熊十力、蒙文通、钱穆、梁漱溟、陈寅恪等常在一起聚会。熊和蒙二人常就佛学、理学争论不休，梁和熊常谈及政事，也有争议，独汤先生“每沉默不发一语”，这不是他没学问没思想，是本性不喜欢争议。当时的一些朋友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汤菩萨”。
他平日除读书，写作外，几乎无他嗜好，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戏，不饮酒，不喜美食，不听西洋音乐，也不看电影，更不跳舞。生活非常节俭，常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夫人为他做的一布书包去上课。
汤用彤一生耿直爱国，他大半辈子生活在解放前，据说最喜欢用黄梅乡音吟诵具有浓郁的忧国忧民意味的《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相传他3岁时，就能背诵《哀江南》。他还经常告诫子女，“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词赋，先陈世德”，一个诗书之家应有其“家风”，以致于其子孙后代都能吟诵这两首词赋。
西哲东渐乃宗师
对于一些著名学者的博学多识，我们常用“学贯中西”来称道。但是，对于汤用彤先生来说，“学贯中西”就显得太单薄了。汤用彤是我国十分罕见的学贯中、西、印的大师，他在中、西、印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在这三大文化领域内都立下了一座座丰碑。汤用彤将中、西、印哲学与文化有机结合，通过搜集资料和考证事实，系统地研究了中印文化交流和融汇的历史，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汤用彤依据历史的经验和规律，对中西文化冲突与调和的状况及趋势进行了高瞻远瞩而又切中时弊的考察，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汤用彤生前在中、印文化与哲学等方面，已有为数众多的论著问世，其中如《汉魏两晋南北彰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等，在出版几十年后仍是公认的权威性著作。他在西方哲学方面，生前则只发表了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两篇译文和一篇研究叔本华的论文。他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研究、建树和贡献，主要体现在大学执教数十年内关于“哲学概论”、“西洋哲学史”特别是“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课堂讲演中。
据说，学生上汤用彤的课是很紧张的。他上课从不带讲稿，绝少板书，也不看学生，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就如黄河长江一泻千里式地讲下去，没有任何重复，语调也没什么变化，在讲到哲学家的著作、术语和命题时，经常是用英语；就这样一直到响铃下课。听讲者如稍一走神，听漏了一语半句，就休想跟上，所以只能埋头赶记笔记，生怕漏记一字一句。因此，在课堂上，除去他的讲课声外，都是学生记笔记的沙沙声。汤用彤的课程和讲演，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是留给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哲学史界的宝贵财富。
汤用彤决不按照他人的转述——哪怕是西方的著名专家的著作来安排教学内容，而是严格地按照所讲哲学家本人的主要著作（一种或两种，视具体情况而定），以致先生的讲课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看作是哲学家原著的导读。同时，在讲到哲学穷某个观点或问题时，汤用彤都要指明见其某本著作的某章某节或某命题。他的讲授显示了其讲课有根有据、客观真实、可靠可信的鲜明风格，同时也仿佛是在要求听众亲自去看看原著，并这样地亲自检验一下、判定一下他所讲的是否正确，是否真实可信。汤用彤要求所讲授的内容应有客观的真实性，不是那种表面的、细枝末节的或形式主义的真，而是运用科学方法所达到本质的、整体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在汤用彤看来，中国学术传统不重分析、也不从事分析，与此相反，重分析、重逻辑、重方法则是西方哲学传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灵魂。所以汤用彤对哲学家关于方法的观点和所使用的方法特别重视。在讲到任何一个哲学家时，不管他是理性派还是经验派，汤用彤开章明义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方法”。
汤用彤非常重视分析，也长于分析，在这一点上可谓得了西方哲学的真髓。正是这种“分析的头脑”，使他区别于和优越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者。例如在进入笛卡尔哲学之前，就以题名为“心理学的分析”的一章，对笛卡尔所使用的思想、感性、想像等心理学的名称进行分析，以一方面辨明它们在笛卡尔哲学中与现代的不同的意义，另一方面揭示它们在哲学中的多种用法和含义。而在讲了笛卡尔关于心灵和物质的观点之后，在进入心物关系学之前，来了一个总结，指出笛卡尔哲学整个为二元论所笼罩，并从其心物二元的总根子分析出了心物关系上的六种二元对立（外物与心理，观念与心理，感性、想像与观念，灵魂与生命，意志与纯粹思维，物质与运动等）。
汤用彤在讲授中对哲学家的某种根本的观点或原则，总要作一种客观的质疑，其形立或者是摆出哲学史上对其提出的批评或反对意见，或是通过先生自己的分析指出其理论上的困难。一般说来，他只是客观地陈述其疑点或问题，而不对其是非作主观的判决。他的这种态度来自他对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性的理解，因为没有一种哲学的原则或根本观点能兔于批评和反对，但同时这种规律性本身，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又是驳不倒的、永恒的，活生生地保持在现代的哲学里。同时，先生的这种态度也给学生留下了发展理论思维兴趣的空间。他对每一种学说都提出了质疑，而没有对其是非做出主观的最终判决，这绝不是说他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表示自己的主张或观点。他往往也对错误观点列出事实进行了反驳，最后得出结论赞同还是不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