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l0月18日，胡适收到了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希望美国出面“主持和平”，以“‘和平之领导者’的身份”，“发起邀请有关国家举行谋致远东永久和平之会议”。而且，电告胡适希望英美“合作干涉”，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翁文灏也函告胡适：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对合众社记者谈话盼望美总统调停。”他希望胡适“与美国要人面谈具体办法，以达救国目的”。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国内国民党的动摇倾向，胡适致信傅斯年，认为“国事如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同年l0月20日，他回电蒋介石，陈述了上述观点。他说：“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苏俄不愿我议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状言：惟有等待时势演变”，“和谈比战争更难百倍。”12月29日，他又致电汪精卫，反对汪的和谈实即投降的主张。他说“此时国际形势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的牺牲”，“今日反对和议，实为国家百年设想。”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德国希望日本直接对英美作战，赶快结束中日战争。日本继压迫英、法封闭滇缅公路、切断我国西南国际道路之后，又对国民党统治区中心设施狂轰滥炸，以军事压力和外交诱降等办法，企图分裂中国内部，逼迫国民党投降。于是，国民政府内“和”、“战”问题又起，甚至有人认为德、意、日终将最后取胜，竞主张中国投入德、意、日集团怀抱。面对国内再次出现的动摇妥协倾向，胡适再次向国民党高层进言，希望他们坚持抗战，“苦撑待变”。
10月20日，他致电外交部，说“适三年来上介公及咏霓诸兄电，凡涉和战大计，总不外‘苦撑待变’四字，所谓变者，包括国际形势一切动态”，“尤在于太平洋海战，与日本军之毁灭”，他认为“和比战更难百倍。太平洋和平会议未必比太平洋海战更易实现”。他强调说，“我国苦撑二年余，功效虽已甚明显，但今日尚未可松懈”，他希望对敌人新的进攻，“早作准备，拼命防御，绝不可误信外间流言”。为了表示中国坚定地站在同盟国一边，彻底与德、意、日决裂，他还建议政府召回驻德、意大使，断绝与德、意、日的外交关系。其次，他还本着“苦撑待变”的战略方针积极开展“诚实与公开”的外交活动，争取美国政府放弃“孤立主义”态度和“中立”政策，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由于对中国抗战的现实和潜在的战略意义以及对中国抵抗能力的认识缺乏了解，可以说直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美国尚未形成一个适合新形势的远东外交方针，对中日关系采取了一种传统的中立国的谨慎姿态：中立，敦促双方和解，尽可能地保持在华利益不受或少受侵犯。为了改变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推动美国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推动美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他“行万里路，演百次讲”，并发表大量文章，通过舆论，来影响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他的宣传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美国人民和政府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现状、性质和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决心。
他说，“我们的抗战，是一个真正爱和平的民族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的抗战。”我们的战争是“为国家争生命，为民族争人格的抵抗侵略的战争。”他说，中国以“两年的时间”向“国联”、《九国公约》、《巴黎公约》的签字国家痛心疾首的申诉，“有六年的时间企图避免战争，维持和平，可是完全无效，逼不得已中国终于为了她本身的生存，为了维护国际间的法律与秩序，挺身作战。”他表示，尽管中国处于抗战的艰难困苦时期．但“中国将继续抗战”，中国准备“咬牙苦撑，苦撑一年，二年，三年，甚至如板垣所说的十年，”直至敌人“无法自拔”，“愿意接受一个公开和持久的和平”。他指出中国能够长期抗战，其条件有：中国有一大片可以行动自如的空间；有庞大数目的人口；历史性的全国团结；整整十年内部重建而培养成的战争支持力；我们的正义战争，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等。
二、对美国人民和政府陈述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美国等国家的利害关系，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他说，“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为整个世界作战的”，中国抗战“是世界民族抵抗暴力侵略的开始。”他具体指出：“假如我国真的危险到了极点的时候，至少俄国和美国是不能坐视的”，因为“我国若被征服，对于俄美立国原则（主义）、历史习惯、经济利益等等均不相容”。他针对美国的“厌战”情绪和美政府的“中立”政策，指出“战争与和平实际上是不可分的，任何战争，进行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总不免渐渐的把许多其它国家卷入战争之中，不管中立也好，绥靖主义也好，都无法使你们置身度外。”他恳切地指出，“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对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他以一战以来的历史经验，向他们表明要避免战祸获得和平，唯一办法是“以作战来终止战争”。后来，他又进一步向美国人民和政府指出，美国要像一战时那样从事于挽救民主的事业：“第一，你们必须给中国和大英帝国一切有效的援助，使他们得到胜利”。“等到他们得到胜利，他们必须积极参与奠定并维持和平”，使“人类的生存有保障”。
三、对美国人民和政府宣传苏联、英、法等国对华援助，以此影响美国。
他指出，在中国境内最没有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是苏俄，当然苏俄对中国援助最不必忌惮什么，其援助最大的地方是：（1）沿着满蒙边界集结大军牵制了日本驻北满和内蒙古三十多万训练精良武器锐利的军队；（2）半以贷款半以易货方式卖给中国大量武器弹药，包括大量作战飞机、大炮和石油。他进一步解释，“苏俄给予我们的援助，不但是为国家本身的利益，而且也是因为苏俄近年来非常热衷于国际理想主义，所以他们同情中国的抗战。就我所知，苏俄此等援助并没有任何条件。”至于英法两国，他说，由于“欧洲有事，无法兼顾远东。可是虽然有了这些大困难，英法这两年来，仍然是很慷慨的援助中国”。
此外，胡适在1938年的7月至9月间，他还专程赴欧洲，向英、法、瑞士等国的人民和政府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以争取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他在美国的外交活动是有成效的，第一标志就是他正式就任驻美大使不久，经他多方奔走，中国首次得到抗日战争以来的美国对华经济援助——“桐油借款”。继这次贷款之后，又有中美“滇锡借款”。胡适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他外交活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努力促使美国在处理日美关系时，朝着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方面发展。例如，他曾敦促美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终于让胡适提出并长期坚持的“苦撑待变”的战略方针变成了事实。为此，他异常兴奋地说：“这使我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太平洋局势大变了。”
可以说，胡适在外交上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他在1942年9月离开了驻美大使的岗位，回到了学术生涯。从胡适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我们看到，他的言行是很复杂的：有是有非，有功有过，互相纠结交错。但有一条贯穿其言行的主线，这就是，他在发表关于中日关系的言论时，他在处理中美关系的实际时，他在努力促使美国处理美日关系时，都以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希望中华民族免于亡国灭种、得以转弱为强作为根本出发点，这种爱国精神，是后人应该予以肯定的。
一生的风流逸事
胡适是书生性情，这就注定他与风流韵事分不开。他年轻时在上海曾经有过一段浪荡无羁的生活历史，那时的胡适在中国公学求学，偶尔和一些灰心的浪漫朋友一同陷入放荡之中，他们吃喝玩乐，也常常光顾灯红酒绿的妓院。胡适后来回忆：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有时候，整夜地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他1909年的一首诗颇能道出当时的心境：
“酒能消万虑，已分醉如泥。烛泪流干后，更声续断时。醒来还苦忆，起坐一沉思。窗外东风峭，星光浓欲垂。”
最终，胡适在1910年春一个雨丝纷纷的傍晚，在狂欢之后，在回家的路上竟与警察争斗起来，当晚就被抓进监狱蹲了一夜。第二天，当胡适面对镜子打量他那张青肿的脸时，想起了李白名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后悔莫及。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胡适关起门来发愤读书。几个月之后，他考取当年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来到大洋彼岸，几年后成为余响至今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之一。
胡适1912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开文学革命之先河，为他赢得一世盛名。其实，这篇当时轰动的文章竟源于一名庚子赔款生，他每月都要从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领取的一笔生活津贴。负责邮寄津贴支票的公使馆秘书是一位性情严肃的中国基督徒，每次他都在信封内塞进一些简短的道德宣传单和激励人上进的言语。
一次，胡适收到的宣传单是劝说人们支持用拉丁文字体做民众教育手段。在寄去一篇言词激烈的反驳信后，胡适又认识到，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由此想到中国文言与白话之分的现状。胡适由此写出这篇文章，他一稿两投，一篇发表在自己主编的《留美学生季报》上，副本寄回国内大《新青年》，谁知先期发出的原稿竟无人理睬，而后来发表的副本竟一纸风行，全国哄传。从此胡适文运亨通，独罢学坛。
1919年，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封面上印着“胡适博士著”。其实胡适留学并未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于1915年9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他被陈独秀的《新青年》捧的大红大紫而驰名全国。1917年他接到北京大学一纸聘书：是立刻回北大做教授，还是留在美国拿博士学位。面临熊掌与鱼之间的抉择，胡适选择了前者。胡适在“哥大”一共读了两年，连博士学位研读过程中的“规定住校年限”都不足，更谈不上通过层层考试了。而学位论文也只完成了一个“导论”。胡适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的北大挤满了全国的鸿士硕儒，他乳臭未干，标新立异，只好靠“洋博士”唬人。
而且，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蔡元培序文中”，蔡元培想当然地将胡适的老祖宗挂在历史上某胡姓名人上。所以，人们觉得胡之所以对中国哲学有如此透彻的了解，实在是家学渊源。蔡元培把胡适当成别人的子孙，而胡适亦也做到了默不作声。直到1927年胡适再到纽约时才携去100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的博士论文，由杜威玉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当然，胡适后来一口气接受了34个名誉博士学位倒也货真价实，但这是后话。
胡适1917年归国，年仅27岁就被聘为北大教授，可谓誉满京华的风流俊士。然而，胡适在14岁时就与同乡姑娘江东秀在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算命先生的瞎湊之下订了婚。江东秀比胡适大1岁，人又矮小，且是小脚，眼有子白瞕，识字不多，相貌普通。胡适留学时，曾有小诗：“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颇使我喜欢。”胡适的母亲因儿子离家有多年，害怕他违约另娶，经常担忧不安。江冬秀更是忧虑非常，度日如年，终于忧郁成疾，卧床不起。胡适回国后，探视她并答应病愈结婚，江冬秀才如释重负，胡适曾经说过：便是不曾捉到我这个老新郎，锈了嫁妆里的剪刀，变成了结婚的新房。只是那10年前准备下的爆竹，越陈偏越响——以此表示不悖旧约。
1917年寒假，胡适从北京大学回到老家，举行新式婚礼。他亲手写了两幅对联，一副是：“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另一副上联是“三十大月亮（结婚之日系阳历三十，阴历十一月十七），下联一时未曾想好，这时身边一个绰号“疯子”的本家哥哥，虽无功名却有捷才，脱口“十七老新郎”，对上了。胡适不言，照着写下。
1920年，江冬秀到北京为胡适操持家务。她虽然是一个身受封建礼教毒害的普通妇女，但办事却果断干练，非常有魄力。当年，她发觉胡适与曹佩声有暧昧关系，不是温柔相劝，而是抓住胡适爱惜名誉的特点，大吵大闹，寸步不让，有一次竟拿起裁纸刀向胡适抛去，最终迫使胡适和曹断绝了关系。
抗战时期，江冬秀跟随胡适远涉重洋，成为“大使夫人”，此后他一直陪伴胡适寓居海外，1975年离开人世。“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也随之”，胡适的小脚太太，是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胡适一生有二子一女：长子名祖望，次子名思杜，女名素菲，5岁时患病医治无效夭折。胡适平生最反对人取洋名，但他却给自己的爱女取了个洋名“素菲”！其实这里隐含着他对青年时代一段情缘的追怀。
这还是胡适留美时的事。当时胡适与也在美国留学的才女莎菲即陈哲衡女士有一面之缘。在1927年4月面晤之前，他们之间已有书信来往，5个月之内胡适自己就寄出40余封信件。然而，可惜的是，名花有主，对方是胡适最好的朋友任永叔。
1927年2月5日胡适在美国故地重游，掀开了记忆的情结，于风尘仆仆中，他做了一个“醒来悲痛”的梦。胡适谓之“梦见早夭的女儿”，在《素菲》中他写道：素菲，不要让我忘了，永远留作人间痛苦的记忆。其实，“素菲”者，SOPHIA也，“莎非”也。这首缠绵悱恻的诗作，简直是一石双鸟，悼亡、怀旧兼而有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的情感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