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北大办理的第一件事是筹措经费。北大办学经费因国库支出紧张，“虽有预算，不能照发。学校进展，遂多障碍”。到1931年前，北大各项设备之价值远低于国内各大学，以当时对国立各大学设备价值的统计而言，北大仅是武大的三十分之一，清华大学十五分之一。面对如此困境，蒋梦麟接到任命后不愿上任，傅斯年遂约胡适到中基会争取经费资助。1931年1月，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基金第五次常委会。会议根据胡适拟定的计划，决定：“每年双方各出国币二十万元，为大学设立研究讲座，及扩充图书仪器，给发助学金与奖学金之用。以五年为期”。胡适所提办法先前曾交蒋梦麟看，他大为感动，答应前来北大主持重整工作。据统计，此项合作计划从1931年开始执行，实际执行到1937年，较原议延长二年。在此期间，双方共提出合作款项195万元。北大依赖中基会的这一资助，添置图书仪器，聘请了一批知名教授，修筑校舍，补助学生，学校的办学条件大为改善。
胡适在北大办理的第二件大事是请人。蒋梦麟上任后，将原文、法、理三科改为三院，任命胡适为文学院院长。蒋梦麟对三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胡适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关系，写信劝说朋友，四处网罗人才。经他手所请的知名学者就有钱穆、马叙伦、汤用彤、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等几十人。除此之外，理学院的一些教授也由他引荐或力邀，如丁文江等。一些学者因为个人困难，无法到校任教，胡适不得不多次写信说服；一些学者因为校内原因，暂时无法聘请，他不得不伺机出面交涉，一些知名学人不适合教课，胡适又建议设“研究教授”。经过各种努力，北大很快召集了一批学有专长、成绩卓著的名流学者，为重振北大提供了师资基础。
这一段，胡适在校内担任了许多职务，除了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之外，还有文科研究所主任，出版、学生事务、图书馆、财务诸委员会委员，《北大学生月刊》编委会顾问，一度还任教育系主任。至于校内的一些临时兼职和学术团体任职，更是难以胜数，几乎校内的主要事宜，他都是主要决策人之一。而且，在北平教育界，他也是一个主要发言人。1932年4月，国民政府考虑到胡适的声望，曾经有意让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长，由胡适担任北大校长，被胡适坚决推辞。胡适还写信希望蒋梦麟也留在北大。1933年3月3日，汪精卫致信要求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也被他回绝。对此，学界公认“北大六年的安定，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
抗战其间，胡适主要做外交工作，为民族兴亡四处奔波呼号。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经过傅斯年、朱家骅的力荐，国民政府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胡适暂不能回国，故又请傅斯年代理。这个消息在1945年9月6日正式公布，各方面反应热烈，胡适的一些故旧和北大师生纷纷致函致电，希望他早日归国，重振北大这座自由民主的堡垒和新文化新思想的基地。
1946年7月，胡适回国，月底抵达北平。8月16日，胡适主持召开北大行政第一次会议，讨论和研究北大院系重新建制以及教师聘请等问题，决定在机构方面，在文学院设东方语言文学系，理学院的生物系改为动物系与植物系，新设农、工、医学院等。9月，胡适正式接任后，这样的校务会议又开了十几次，同时正式聘任了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处长和文、理、法、医、农、工六院院长、各系主任。中文系主任一职，原由罗常培担任，由于傅斯年反对，胡适只好自己兼任。北大经过一年复员和准备工作，到此开始转入正规。
胡适这时有一个重要设想，就是在北大建立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为国家的科学发展和国防建设预备高科技人才，积贮更多的力量。1947年夏，胡适写信给白崇禧、陈诚：“我今天要向你们两位谈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还要请你们两位把这个意思转给主席，请他考虑这件事，我要提议在北大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接着他开列一份拟从国外聘请回国学者的名单，阐述其实施计划，并称已联系钱三强等九人，他们“皆已允来北大”，建议把北大作为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至于此项研究与实验，所须有之最新式设备，请从国防科学研究经费项下拨50万美元作为研究经费。这是一个颇有雄心的计划。但忙于内战的“国民政府”哪里顾上这些。8月26日，胡适在南京出席中研院会议时面见蒋介石，又提出他的“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一个月后，他又以此为蓝本，撰成专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公诸于世，以谋求各方面的理解和更为广泛的支持，不用说，这又是一纸空文。从政府那里筹不到款，胡适又转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求助。通过几番活动，1948年，该会终于决定给北大10万美元的“复兴经费”。胡适决定不分散此款，把它全给物理系，作为建立现代物理学之用。他请在美的吴大猷、吴健雄用这笔款子购买所需设备。由于形势的变化，一切计划付诸流水。
1947年9月21日，胡适致电教育部，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9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北大开教授会，到了教授约百人。我作了二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里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胡适看到蔡元培和蒋梦麟在北大分别盖了红楼、建了图书馆，他上任后，也计划建一座大礼堂。他派人勘测地形，请梁思成设计方案，但是经费一筹莫展，为此，1947年12月11日他在南京向北大的校友呼吁“捐款建筑北京大学礼堂及博物馆”；1948年3月24日他再次发起北大校友募捐一千亿，建筑蔡孑民纪念大礼堂，作为北大50周年祝寿礼物。这一计划却由于没有经费而落空。学校经费无着落，该聘请的教员无法落实，在职教师生活清苦，加上通货膨胀，其情形可谓雪上加霜。难怪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全，一切空谈都是白费”。胡适想得更远，但北大师生面对的现实难题却是基本的生存都不能维持。
1947年国统区的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北大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和领导下，亦投身其中。对于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胡适可谓左右为难，他作为一校之主，一方面不能不考虑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不能不考虑他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关系，这构成他与官方意志的某种吻合，使他为政府“撑门面”；一方面又自知学生运动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对学生运动不能简单处置，这让他对参与运动的北大学生采取一种温和、保护的态度。1948年5月19日，胡适发表谈话，不同意蒋介石的指令，说“学生是青年人，在这种困难环境下，确是感到了苦闷，……我对青年要求改进现状有同情，但希望勿牺牲学业”。这一谈话，表明了他的矛盾态度。
这一时期胡适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应酬，几乎成了他无法摆脱的差役。他经常收到各种来信，除了公函以外，还有许多求学信，求职信，求开介绍信，推荐信，以及讨论时事或倾吐不满的信。他当时的校务工作主要是维持学校的运转，包括筹措经费，应付学潮，调理新建院系的教学。此外，他还兼有中研院的评议员和中基会的董事等职。南京政府在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状态下，为了笼络人心，也不惜一次又一次请胡适出面为其支撑门面。其实胡适不仅对权力没有兴趣，而且对北大校长一职也感力不从心，遂生辞意；教育部长朱家骅马上电复：“年来承兄偏劳，公私感激，……乃北大不可无兄，北方尤赖兄坐镇，……倘兄有言辞消息，则华北教育界必将动摇不可收拾。”朱的电文道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南京政府有意将北大南迁。22日，胡适在蔡孑民纪念堂主持校务会议，讨论是否“迁校”一事，经过激烈争辩，最后作出不迁校的决定；24日，教授会正式通过校务会议不迁校的决议。胡适当时也是反对迁校的，他认为北大在北平才叫北京大学，离开了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吗？12月，北大张罗50周年校庆，拟定17日校庆日时，同时为胡适的生日祝寿。13日胡适写成《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叙述北大自戊戌诞生以来的历史。14日，南京方面派飞机将胡适、陈寅恪运走。离开北大前，他留下便笺给汤用肜等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这最终成了他的诀别之言。
胡适从1917年9月在北大登台，到他1948年12月14日离去，在北大时间实际为18年。一般人认为，民国时期的北大学统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显然，这个传统的形成，首功归于蔡元培，但与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1962年2月24日，胡适病逝于台北，生前他立下英文遗嘱嘱咐：将他在1948年12月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北大图书馆保管的102箱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北京大学，再次表达他对北大的思念。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台北的“北京大学同学会”送的挽联是“生为学术，死为学术，自古大儒能有几？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至今国士已无双”。他的墓碑上留下了同样飘泊的“北大人”——原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的手笔：
“这是胡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抗战时期的外交贡献
胡适是一位世界性的学人，更是一位爱国者。他以冷静的态度，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高度，为抗日战争提出了“苦撑待变”的战略方针。他在中国近代外交方面开展了诚实与公开的外交活动，推动了国际关系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方向发展，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逐渐下降为次要矛盾。在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持什么态度，这是事关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胡适于1935年7月“华北事变”期间，向蒋介石政府提出了“委曲求全”的策略思想和“苦撑待变”的战略方针。“委曲求全”的策略是为“苦撑待变”的战略方针服务的。胡适从一个学者的理智判断出发，认为“委曲求全”可以争取时间，是为了“苦撑待变”。他的主张究竟对错，人们尽可以批评、讨论，不过胡适对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形势分析，基本上是接近实际的。
当然，他的言论在客观上起了对历次人民抗日爱国运动泼冷水的恶劣作用，也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作了辩解。因此，当时革命人对他的言行进行了斥责和批判，是理所当然的。为了实现“苦撑待变”的战略方针，让美国也卷入战争，促使太平洋战争的实现和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7年9月，胡适抛下“不干政治”的誓言，受命于危难之际，应蒋介政府的指派，在欧美担任民间的外交使节，一年后正式接任驻美大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在八年抗战中，他以“苦撑待变”作为自己言行的针，为密切中美关系竭尽犬马之劳。
首先，他多次向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言，指出“苦撑待变”的意义和必要性，要求国民党坚定抗战决心，坚持“苦战”以等待国际关系的变化。在“七·七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活动和战争的失利，蒋介石集始终在抗战与妥协投降之间摇摆。例如在胡适出任美大使时，适值广州陷落，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相持阶段。这时，日本把此前对国民党以军事打击主、政治诱降为辅的策略，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进攻为辅的策略。在1938年12月22日的近卫声中，要求国民党在“停止抗战”、“共同防共”、“经提携”等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三项原则下，与国民党签订日华防共协定。英美等国为了自身利益也在酝酿“远东慕尼黑阴谋”。在这种情况下，“亡国论”再度出笼，国民党内部的投降因素迅速增加，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叫嚷“再战必亡”，密谋公开投敌；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也迅速陷入“亡国论”中，加强了动摇妥协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