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况
胡适（1891-1962），原名洪马辛、嗣糜，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近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开始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
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第2批留学生，赴美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系。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信仰。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五四”时期，与李大钊展开“问题与主义”争论；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2年多；与张君劢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
胡适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著作很多，屡经编选，代表作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名人本性是书生
胡适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文人，学贯中西，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而且，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改变不了自己的书生本色。
他很早就对孔子和儒学进行研究，早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后来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本国文化的遗风”；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殷民族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为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
这种“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尽管论证不够充分，不过胡适假设“儒”在殷时代就存在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胡适从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他批判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态度，并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
胡适在1920年一次从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意外碰上了他多年的老朋友瑞典探险家斯文·海定。海定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成员。在他们谈话中，海定说他可能提名胡适获取文学奖。胡适私下想，如果这笔奖金是出于他作为中国五四文学革命发起人所做的工作颁发的，他可能会接受，如果作为一名作家拿这笔奖金，他可能不会接受，因为不配获得这个荣誉。确实，作为一位散文家，胡适算是一位大师。然而，他在文学上创作上建树不大，他的白话集《尝试集》，用他自己的说法只是实验性的产品；至于他的独幕剧更显笨拙有余、创造不足。胡适的文学创作才能确实贫乏，但是他的诗、剧却开了风气之先。
1938年3月，根据陈诚的建议，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本人3次致电在美国的胡适，敦促他出任驻美国大使。9月17日，任命正式下达，10月初胡适抵达华盛顿任职，从此正式从事战时的外交工作。胡适后来说他是在国家最危急的时期，做点战时的工作。
珍珠港事变前，北平图书馆有几百部善本书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书籍运到华盛顿后，美国方面认为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当这批书籍在国会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图书馆馆长特请胡适前往察看并派大员陪同。岂料胡适是位“书迷”，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一看便是1个多小时，那些陪他前来的大员和图书馆馆长被冷落在黝黑的书库走廊，各自不知所以然。而当胡适从书堆里提着上衣笑嘻嘻地走出来后，又开始跟这批“善本”无缘的要员们大谈“善本”知识。
在外交圈子里，这些事自然有失身份，然而胡适一直以一介学者闻名于世，他反而落得个我行我素，反被人认为是真名士自风流，于是称他是位“学者大使”，其古怪行为反而被传为佳话。
胡适帮助林语堂出国留学的故事更让人叫绝，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他一介书生的仗义性格。林语堂赴美留学，行前与北大约定，回国后为北大服务。不料在美期间，林语堂生活遇到困难，打电报给胡适，请求北大预支一千美元以接济生活，这笔款子由胡适担保，居然汇来了。在哈佛大学拿到硕士后，林语堂又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他又向胡适写信，向北大借一千美元，钱也如数汇来了。林语堂回国后，去北大向蒋梦麟先生道谢，蒋说：“什么两千块钱呢？”原来解救了林语堂在国外困苦的不是北大，而是胡适。那笔对于个人而言简直是天文数字的款子，是胡适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的。
剪不断北大情结
胡适一生与北大关系密切。民国时期的北大带有浓厚的自由民主色彩，这个传统的形成与胡适的努力分不开。胡适是1910年考取清华学校第二批“庚款”赴美官费留学生。20年代，清华筹建国学研究院，想请他去做导师，他婉言谢绝了。胡适自认是“北大人”。“北大人”，最初是旧派从宗派的角度使用这个名词来讥嘲以北大为依托的新派，后来新文化阵营的人物也援引为自我标榜了。胡适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北大的知名教授，3、40年代先后出任北大的文学院院长、校长。从哪一方面看，他都是民国时期北大的一个主要代表。而且，胡适和北大还是同一天生日（12月17日）。
1917年7月，胡适学成归国。他接受北大教授之聘，是陈独秀从中极力促成。此前，陈独秀致信胡适：“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表达了虚位以待的诚意。
其实，蔡元培早已读过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等考据文字，对胡的学术功力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胡适此时已因倡导“文学革命”名震海内，成为文坛的一颗耀眼新星。当时北大可谓人才荟萃，尤其是在文科，旧学、新派的阵营都很强壮，胡适的到来无疑是给新派增添了一员大将。他进北大的第一年，在哲学门担任中国哲学史大纲、西洋哲学史大纲两门课；在英国文学门担任英文学、英文修辞学、英诗、欧洲文学名著等课。此外，他还为哲学研究所担任“中国名学”、“最近欧美哲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等担任讲座。
胡适授课跨系，科目很多，任务繁重。西洋哲学史、英文这类与欧美有关的课程，对他这位西洋留学生来说并不为难，凭藉他在美留学所获得的学业基础足以应付；唯独中国哲学史这门课实属不易。该课原由素以治国学见长的老先生陈汉章担任，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胡适接任后，发下他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当时，对于教师的考验，主要看他能不能发讲义及讲义有什么内容”。曾有一位教师接替马叙伦先生的“宋学”一课，因讲义有误，被学生轰走。这次胡适发下的讲义“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据当年听课的学生回忆，他这一改把“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北大学生对教师向来挑剔，有些学生也以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台讲课，他们找来在学生中颇有威望的傅斯年听课，结果傅听课后的评价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经他这么一说，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胡适的课渐渐吸引颇有国学修养的傅斯年等人，他们认为胡适“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于是，胡适逐渐融入北大。他与北大会计课职员郑阳和发起成立“成美学会”，筹划章程，带头捐款，效古君子成人之美之意，资助热心向学而家境贫寒的子弟，得到蔡元培等人鼎力支持。1918年夏，傅斯年、罗家伦等20余位学生自动组织校内第一个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他们的顾问。
蔡元培对于教员，虽新旧兼容，只看其是否有一技之长，但在体制改革方面却不得不依赖陈独秀、胡适这批新派教员。对胡适这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学人，蔡元培不仅欣赏他的学识，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而且对他的改革建议言听计从，并委以重任，施展他的才华。例如：1917年12月，北大哲学研究所成立，胡适被任为主任。1918年3月7日，胡适接任英文教授会主任；9月，胡适被任命为北大英文学研究所主任；1919年10月27日，经蔡元培先生批准胡适代理教务长；12月2日，胡适出任北大组织委员会委员。1920年10月16日，北大评议会决议：胡适为预算委员会和聘任委员会委员、出版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4月19日，胡适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从1918年10底，胡适开始当选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这是北大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以后连选连任，为学校决策献计献策，参与学校管理。
胡适在参与学校的各种机构和事务中，往往能独当一面。1917年10月教育部召集专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章程，胡适极力建议将分级制改为选科制，获通过，胡适便以创议人身份拟定具体章程细则。北大于1919年正式改用选科制和分系法。胡适还建议仿效美国大学建制实行各科教授会制度；提议设立各科各门研究所，以使本科毕业生继续从事较深的专门研究。这些建议俱获蔡元培的首肯和支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北大的改革。1917年11月16日北大创办《北京大学日刊》，出自胡适的建议。
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收女生旁听作为正式女生的过渡，并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使与大学教育衔接起来。这个建议很快得到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蔡元培的赞同。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女生九人入文科旁听，暑假又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胡适积极帮助学校延揽人才，以增强北大师资。蔡元培说道：“整顿英文系，因得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1920年夏，陈衡哲学成归国，经胡适的推荐，任聘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在四川由于守旧势力的攻击，处境困难，胡适力邀他在北大当文科教员。在推动北大的国学研究朝着系统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方面，胡适发挥了示范作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考证和整理，在当时都颇具影响。1922年2月18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公推胡适为《奖学金章程》起草者及国学门杂志主任编辑。
在各方面协作和努力下，《国学季刊》于1923年1月创刊，胡适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该刊采横排版，作英文提要，这在中国杂志史上都是创举。胡适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系统阐述了研究“国故学”的原则与方法，这对当时的“整理国故”活动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促进北大英语教学和对外学术交流方面，胡适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胡担任英文教授会主任、英语系主任，除了自己承担教学外，他为规划本校本科、预科的英文教学和课程安排，请外籍教师来任教，使教学与英美接轨，付出了大量心血。
1919年5月，经胡适建议，北大等单位邀请美国著名学者杜威来华讲学，杜威在北大和其它处的许多讲演，均由胡适出面口译。1921年10月27日，他在校内开设“杜威著作选读”课，原定三十人，没想到上课时竟来了六十多人。后来北大请外人来校讲演或讲学，如1921年12月初新闻学家韦廉士讲“世界底新闻事业”，1921年12月下旬至1922年1月初教育学家孟禄的系列讲演，也由胡适亲自担任翻译。胡适的口译，语言流畅、准确，往往能收到良好效果。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在上海；他回北大后，蔡元培先生已辞职南下。校内围绕挽蔡还是驱蔡，学生与政府展开了斗争。胡适站在学生一边，支持由蔡元培委托的工科学长温宗禹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并对个别被军阀政府收买的学生制造“拒蔡”的言行予以揭露。蔡元培对胡适颇信赖，他通过蒋梦麟表示对胡适“维持的苦衷是十分感激的”，声明自己对胡适处理的一切问题“负完全责任”。陈独秀被捕后，胡适接办《每周评论》，继续以舆论支持和声援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群众斗争，直到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自1922年12月17日起，胡适因病向北大告假一年，返校以后，1924年至1925年这两年间虽仍在北大任教，但以养病和自己研究为主。1925年11月，他写信给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要求辞职，蒋未允辞，但胡适第二年出访欧美，与北大的关系事实上告一段落。
1930年5月，胡适在《新月》上借人权问题批评国民党当局，遭到官方组织的“围剿”，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6月他北上一游，北大代理校长陈大齐及教授周作人等均表示欢迎他回北大归队，胡适遂觅屋预作安排，为回北大作准备。
胡适前脚到北大，蒋梦麟随后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蒋谈及上任的情况时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