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有普遍性的规律，对这些规律的发现、运用，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学生的自身条件各异，从事教育工作还要有相当的灵活性，必须尊重学生的个性，使其在受教育过程中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北京大学有优良的传统，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教育学科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成立，将为加快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实施做出积极的贡献。”
尊重人才成长规律
面对新的时代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是丁石孙一直关注的问题。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时在一次研讨会中说道：“我们的高等教育现在的基础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借鉴的苏联模式，‘高等教育要培养高等专门人才’是苏联高教法的宗旨和核心。今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当前我们面对的世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从时间上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另一方面整个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小，相互渗透相互联系越来越多、这一切都毫无疑问地会影响我们。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究竟应当如何培养人才？我们培养的人才是为未来工作的。现在的人培养为未来工作的人，其实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丁石孙认为存在两个问题不容忽视：
第一，高校教育工作者虽然是做教育工作的，但千万不要把自己摆在教育者教训人的位置上。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这就好像高校教育工作者要替他们解决一系列他们将来要解决的问题。这是明显不可能的。而且他们将来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强得多。
他非常赞同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即“未来的希望是寄托在年轻人身上的。”他说，“尽管现在的年轻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从总体上来说世界是属于他们的，而且很多问题需要年轻人去解决的。我们所应该做所能做的就是提供基础，使他们今后能够自我发展，碰到问题能自己找办法去解决，而不是等我们给他们现成的答案。”
他批评高校教育工作者过去有一个很大的毛病，总认为自己年纪大一点，所以就更正确一点，懂得的东西更多一点，总是老想给年轻人规划出一条思想路线，规划出碰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办法，这会使得教育失败。为此，他指出：“现在，科技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科学技术膨胀，知识的量越来越大。量大好办，我就教给学生，让学生多掌握这些知识。而发展速度快将意味着今天教的知识也可能半年后就没用了。我们应该预见到这一情况。当前人们谈得最多的是计算机。从1946年至今，不断更新换代。新的软硬件推向市场，让人目不暇接，速度之快令人吃惊．那么我们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才能适应这个发展速度呢？”
第二，世界变得如此之小，高校教育工作者相互了解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江泽民同志在北大开座谈会时，季羡林老先生就特别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这是有远见的。
他解释说：“世界是小了，所有的民族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差别非常之大，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快地去了解别人，学习别人，而不是简单地照搬？首先应该是互相了解，互相比较。这样一来，人文学科在这方面就大有作为了。费孝通老先生作为社会学的大家，曾多次强调说了解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的知识面远远超出我们的专业范围。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处理问题的能力和知识的关系的问题。这其实是很久以来就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文革是对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一次巨大冲击，当时有一句口号是：我们要培养能力而不是培养知识。其实这句话本身也有道理，只不过是走了极端，因为能力是离不开知识的，你没有一定的知识就谈不上能力，但二者之间仍有区别。过去我们培养的是所谓专门人才，比较重视知识，花大量时间把人培养成了一进工厂枣能开机器的人。现在不行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必须打好基础，选择一些最基本的乡识教给学生。年轻人掌握了这个法宝，将来既能创新又能有较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是叶当重要的。知识面太窄不行，需要宽一点，“通才”教育是必要的。
关于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丁石孙觉得是它的“大规模”。大规模的教育有点像大生产，可是人不是产品，培养人是不应该用一个模式的，应该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但处在大规模生产式的教育体制下，你怎么才能做到既有统一的规则，又照顾到每个学生的特点，做到因材施教呢！尤其是对小孩。小孩的成长差别学就没希望，有些人才可能就这样被“淘汰”了。他以自己为例说，“我是搞数学的。可是一直到高中，我的数学题大都没做过，平面几何题也都是抄的。那时我从来没想过我在数学方面有什么才能，老师也不认为我会成为数学家，以我高中的成绩，我根本就进不了数学系。可是后来，我也说不上是什么时候，就开窍了。这并不是说我有什么特殊才能，而是想用我的例子说明，一个人很难仅从年少时的表现就确定今后的道路。我现在70多岁了，回过头来看，人生很多事情，你想事先都设计好是不可能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设计得越多，想得越周到，创造性就越少。”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经常谈论，说有些国家培养的学生在一些方面创造力比我们的学生强。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不能太绝对，我们的学生不一定就不如人家。但是，我们的学生想得太多，设计得太多，总想把什么都安排好，却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说国外的学生有什么比我们优越的话，我想，还在于他们有比较多的自己作出选择的机会，而我们的学生几乎不能选择什么，甚至你什么时候该念什么都被设计好了。总之，培养青少年的创造力是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的。作为教育工作者，一定要对创造性怎样培养的问题好好分析、探讨，尊重人才成长的规律，千万不可又因为过分的设计而走向歧途。”
重视数学教育
关于数学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题目。北大没有工科，但有很多非数学专业，丁石孙讲自己在很多专业教过数学，主要根据在北大多年教数学的经验，拥有个人的体会：
一、数学不仅仅是知识和工具，数学对人才的培养成长也有重要作用。
数学的作用不局限于它是一门知识，更不仅仅是工具，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数学对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从院系调整以来，在高等学校工作的人都知道，数学课程在许多专业的教学计划里增加了，而且本来不需要数学的专业，教学计划里也加了数学。这个现象很值得深思。数学的内容在增加、范围在扩大，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数学的用途。
既然数学是有用的，就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能够发现数学如何用于一些学科上的人才。这是高等学校数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虽然不能培养很多人都达到这个目标、这个标准，但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标准。几十年来，我们常常发现，哪个学科一旦与数学的某个问题挂上了钩，往往就能够得到飞跃的发展。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一些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大学时念的就是数学。
二、数学与众多学科的发展、与种种实践难题的解决有着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
从科学发展来看，数学和许多学科都发生过密切的关系，数学的发展和许多学科的发展都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作用，或者数学的发展促进了其他学科的发展；或者其他学科向数学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结果也推动了数学的发展。
关于数学的地位，有的人提出这样一种说法：数学是科学的王后。这个说法很多数学家都不赞成。数学并不是孤立于其他学科高高在上的，而是和其他学科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把数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说成是一种伙伴关系，也许更恰当一些。如果这样来理解数学的地位，我们在安排教学计划时，如何设置数学课程就能把握得准一些。记得北大在讨论教学计划时，对数学应占多少学时的问题、如何设置的问题，经常要发生争论。很多专业觉得，数学挤占他们的学时太多了，或者是觉得他们的专业本身在发展，要讲的东西太多，所以他们就经常会说：讲这么多数学，对他们的专业没用。很多教师在判断数学对他讲的专业课有用没用时，主要是看数学里讲的某个公式用到没有。这样来理解，就是没有正确地把握数学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现在能发生这么大作用的计算机，其根源是一个数学问题，而且起初研究这个数学问题时根本没想到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个例子说明，从一个纯数学问题出发进行研究，结果不仅解决了这个数学问题，而且对其他学科也产生了推动作用。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发现博弈论很重要的一个用途是用来研究经济数学，它已发展成为经济数学的很重要的基础。这是客观需要可以推动数学发展的又一个例子。贝尔电话公司就有一个庞大的实验室，实验室里有一批数学家。有一次贝尔实验室的一个数学家到中国做报告，说过这样的情况：贝尔公司花钱把他们这些数学家雇来，养着他们；某一天总经理跑来说，有这么一个问题你们能不能帮助解决，即要在多个城市铺设电话线，怎么铺设距离最短。他说完就走了，留下问题由这些数学家来考虑。也可能三五年都解决不了，但是一旦解决了，上亿的利润就来了。这反映了社会的需要对数学的推动，这是由数学的特点所决定的，即你很难给出个确定的题目，也很难给出个解决的确定日期。
美国五角大楼也养着一批数学家，这些数学家干什么别人不知道，据说里面环境非常宽松，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里你写的数学论文与军事没有关系也无所谓，可照常发表。但是一旦有个实战性问题提出来，数学家就会有各种想法，有时就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些例子都说明：数学在众多学科当中、在科学里头有它特殊的地位；数学和许多学科都发生关系，而且如何发生关系事先都很难预计。
三、关于数学的研究对象与数学的定义问题。如果要把数学地位及与多种学科的关系问题搞清楚，就涉及到数学是研究什么的、数学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很不容易说清楚的。
我们过去说的数学的定义，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来的，他说数学是研究客观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恩格斯的这个定义是19世纪提出来的，随着20世纪数学的发展，有很多东西这个定义已概括不了了。说到数量关系，就是说数学是研究数的运算，但随着数学的发展，数学运算的对象远远超出了数。我们认为与运算毫无关系的，它们也会被数学家结合进来，再由数学家去研究这种“毫无关系”的关系。所以，说数学是研究数量关系就已经不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