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只有少数大国的宏功伟业流传于史册，扬播于闾巷之间，为人们所熟知。众多的小国却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记忆之中，例如东周时期先后被楚国吞并的“汉阳诸姬”，史籍中对它们只有零星记载。然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历史的迷雾终于被拨开了一层，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将人们领入2000多年前“汉阳诸姬”之一——曾国辉煌灿烂的文化当中，这就是曾侯乙墓。曾侯乙墓位于湖北省随州市城关西郊擂鼓墩附近。由于随州地处南方荆楚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交流与荟萃之地，所以曾侯乙墓的文化内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
音乐圣殿
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历史悠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史籍有载的乐器逐渐湮没无闻，难闻其声；有的乐器残缺不全，或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乐器数量极多，品种全面能够形成配套，规模也最大，是中国乐器史上的大发现。其中的十弦琴、均钟、排箫，为早已失传的品种，它们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
曾侯乙墓出土的大批乐器，以其品类之多、数量之众、规模之大，展现了当时音乐艺术的辉煌成就。根据《周礼·春官》，中国传统乐器按制造材质可分为“八音”，即金、石、木、革、丝、土、匏、竹八类。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按“八音”分类，编钟为金，编磬为石，建鼓、悬鼓、手鼓为革，琴瑟为丝，鹿鼓为木，匏有葫芦笙，排箫等为竹，只缺土质乐器。这些乐器件件制作精美绝伦，在地下埋藏2400余年而不朽，出土时摆设位置还保持着当年下葬时的原状，这在中国考古史是没有前例的。此墓出土的9种125件乐器，分属两个乐队使用。出自中室的115件钟、磬、鼓、箫、笙、篪属于“庙堂乐队”，按照礼制规定来编组，不仅娱人，而且也在祭天祀祖等仪式上演奏。东室的7件乐器主要用来为人提供娱乐欣赏的享受，属于“寝宫乐队”。各有自己的主要功能与表演技艺的两个乐队、两组乐器，是曾国音乐艺术高水平的反映。
编钟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打击乐器，为古代宫廷乐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拥有者权位、身份的象征。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编钟，包含铜木结构的钟架一副，青铜挂钟65件以及挂钟构件和演奏工具。整架编钟在墓坑积水中长期浸泡，竟然毫无锈蚀，这种罕见现象令人惊叹不已。65件编钟可分为钮钟、甬钟、三类，它们放置有序，使钟架既达到饱和状态，又能够方便演奏者演奏。全套编钟不同层、组的钟，音色各有特点：上层钮钟音质清脆嘹亮，余音较短；中层甬钟音质圆润，余音适中，为演奏乐曲旋律的主要部分；下层大钟声音深沉浑厚，气势磅礴，余音较长，适于和声，用来烘托气氛。整套钟合奏时多种音质音色混合，优雅和谐。又因为钟架呈曲尺形三层，演奏时乐音有了三维立体效果，高低错落有致，音韵跌宕。从声学和音乐学的角度考察，这件钟有一个最为奇妙的地方：敲击每个钟的鼓（钟体下部）的口沿正中和鼓部两侧，能发出两个不同频率的乐音，这两个音可以单独也可以同时击发，而且互不干扰。
全套编钟音域宽广，跨5个八度，比现代钢琴高低仅各差一个八度。经过研究，这套钟是以姑洗律为标准设计制作，就是按照现代的C调来调制的，这说明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已存在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的概念，打破了过去一些西方人持有的“中国直到战国晚期受到西方影响才有相对音高的概念”这一说法。
曾侯乙编钟的钟体、钟架、挂钟构件上共有铭文3700多字，内容除少数记事外，绝大多数都和音乐相关。其中字数最多的是钟体铭文，65件钟上有2800多字，内容主要为记事、标音和阐述乐理关系。这些铭文堪称目前所见世界上最早的乐理书，将其与测音所获音响资料对照研究，中外音乐史上许多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迎刃而解。例如唯一沿用至今的一套中国传统乐律十二律，有人认为它是汉朝由希腊传来而后汉化，曾侯乙钟铭文中出现的十二律及其异名达28个，其中大多数早已失传，证明曾国十二律已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外来之说不攻自破。另外还有中国何时使用七声音阶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定论，甚至有七声音阶是汉以后随着佛教从国外传入的说法。在曾侯乙钟铭文的考释和编钟的演奏实践中，证明了钟磬铭文的阶名包括传统的宫、商、角、徵、羽，还有变徵、变宫；可以奏出五声、六声、七声音阶的乐曲。这表明战国以前七声音阶存在并使用于中国了。
天文学成就的新发现
曾侯乙墓的发掘，还发现了许多中国先秦科学技术史的新资料，反映出我国先秦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也提出了许多有待探索的课题。
自然科学中，天文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人们根据天象变化、四季循环来安排耕种收藏等生产和生活活动，出行时也要依靠星宿和太阳的位置来辨明方向。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几千年中积累了丰富的天文知识。作为先秦中国天文学发达的见证，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不少研究中国先秦天文学的珍贵资料。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漆木衣箱5件，它们形制相同、大小相近，但纹饰和铭文各异。与天文星象或天地宇宙间的神话故事有关。编号为E·66的衣箱箱体是矩形，箱盖拱起，分别象征天穹和大地；衣箱顶中央有一个大“斗”字，用意表示北斗天极，象征天球的中央；绕着“斗”字有二十八宿星辰的全部名称；箱盖和箱身绘有代表二十八宿的“四象”中的三象：青龙、白虎和朱雀。古代二十八宿的划分，在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国家都有，这个衣箱上的二十八宿天文图，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有力支撑了中国老一辈学者关于二十八宿起源于春秋时代的推断。编号为E·61的木箱箱盖左端一角有漆书20字。衣箱上的图像与漆书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形象与文字相配的最早记录，也反映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杰出成就。
青铜和纺织工艺的见证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造型大，工艺精湛，需要高超的铸造技术。例如墓主的外棺铜构架，重达3000多公斤。还有编钟，铸造时不仅要求外形精美，还要求音律准确、音色纯正悦耳，铸造难度极大。就是在现在，中国的研究人员采用现代技术复制曾侯乙编钟，总觉得与原钟存在差距。曾侯乙墓青铜器的铸造者们，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青铜铸造工艺，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创造发明。
首先是组合陶范浑铸技术有了创新。陶范浑铸就是利用多块陶范合铸铜器的一种技术，曾侯乙墓出土的各类青铜礼器的主体部分大都是采用浑铸法铸成。另外，传统的分铸技术也有了突破。分铸就是先分别铸出局部，然后与主体铸接。以往的的分铸件大多形体小，重量轻，而曾侯乙墓中则出土了许多大件分铸的青铜礼器。例如用来储酒的两件大尊缶，高1米多，腹径1米，重300公斤，铸造时设计和工艺流程十分严密，工序没有丝毫差错。它们的铸件的结合部位，不仅十分牢固，而且还很严密。还有焊接技术，不论是强度较高、操作较难的铜焊，还是强度较低、操作简便的锡焊，都取得了新成就。此外，还大量使用了在前期铜器中少见的榫卯和组装连接技术。使用比较复杂的先组装再加焊的技术，在过去的器物中也是比较罕见的。曾侯乙墓大量青铜器红铜纹饰呈铸态组织，是浇铸而成的，根据其工艺特点，这种方法被称为“铸镶法”，是一种新的发明。
曾侯乙墓还出土了大量的丝麻织品，由于年代久远而且长期浸水，都已经腐烂，但仍然为研究战国早期的纺织工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通过检测丝纤维，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注意蚕茧的选用，缫丝质量较之早期也有提高。墓中还首次发现了丝麻交织的纱袋，经线或丝或麻，纬线则全部用丝，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丝麻混纺织品。在出土的丝麻织品中，包括纱、绢、锦、绣等多种织物，其中首次发现了一种用夹纬使经线现出暗花的单层几何织锦，对我们了解商锦、周锦再到汉锦的发展过程和织造工艺具有重要价值。
军事装备种种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各国之间征战频繁，军事装备的制作技术随之迅速发展。曾侯乙墓出土的众多兵器、车马和记载葬仪的车马兵甲的竹简，都生动地反映出这一点。
其中兵器既有车兵所用，又有步兵所用，还有骑兵武器。功能攻防兼备，包括用于格斗的戈、矛、戟、殳，用于远射的弓矢，以及防卫的盾、甲、胄。各种武器如何配备，竹简遗册上还有明确的记载。在进攻性长兵器中，锐殳、双戈、三戈相结合的戟都极具特点。它们的器首锐利异常，所用长杆一般都在3米以上，甚至有4.3米的。长杆大多为积竹木，制作时以木杆为芯，外包竹篦，再用丝线缠绕，最后髹漆。这样的复合杆身，强度、硬度、韧性和防腐防潮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证，更加适于车战的远距离厮杀，是中国先秦时代兵器制造技术的一大创举。在长兵器中，有中国兵器史上首次发现的锐殳、双戈或三戈结合的戟，杀伤力都很大。
防卫性武器甲胄有大量出土，包括人胄和马胄。经过清理、复原和仿制研究，首次查明了制作甲胄的工艺流程，获得了有关东周甲胄的珍贵科研资料。
曾侯乙墓出土了1127件车马器，其中有许多重要品种，尤其是铜车的铸造，不仅种类多，铸造精，而且出现了两件矛状车。是车轴上用于固定车轮的部件，矛状车，是在车外端加铸连弧刃的矛。装有这种车的战车在中国极为少见，可以在和敌车交错时铰断对方车轮的辐条，杀伤战马，这是军事技术上的创造，相当于世界古代史上的刀轮战车。这两件车的出土，表明在曾侯乙的时代，中国的战车制作与车战技术处于世界的前列。
曾侯乙墓出土的240枚竹简，记载参加葬仪的车马兵甲的情况，所记车名有40多种，不少是在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其中战车至少有21种，明显多于其他用途的车乘。从竹简的记载中，人们还可以看到当年车战的某些情况，例如车上的武器装备，战车的队列阵形等等，反映了当时军事科技的发达。
另外，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在雕塑、绘画、书法等等艺术领域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曾侯乙墓的发掘和研究，为研究东周诸侯葬制提供了可考资料，为东周考古断代树立了新的标尺。在春秋战国时期曾国这样一个小国的墓葬里，出土了这样多的精美文物，展示出这么高度发达令人称奇的文化。它是社会制度变革、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区域文化交流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