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士喜喘了喘，说：“好好，我们都是造反派，行了吧。你快做饭吧。我还要去开会哩，你知道不，白永祥揪出来了。他是走资派哩。”
高银凤“哎呀”一声，然后说：“揪得好。他睡了人家多少女人。”
邵士喜感慨地摇摇头，说：“他的问题海了。还不止是睡别人的婆姨，跑流氓。他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让咱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你说，我以前咋就没看出来呢。”
高银凤说：“我们今晚也准备开批判会哩。斗刘鑫这个右派。你看他这么多年，假眉三道地，装得多老实。他其实天天盼蒋介石打回来哩。”
邵士喜眨巴眨巴眼，说：“我咋不知道哩。我天天和他一齐下井，可从来没听他说过这话。”
高银凤“哼”一声，说：“他敢给你说么。人们说他用收音机和蒋介石联络呢。”
邵士喜“呀呀”地惊叫着，觉得脖子里有了冷汗，他用手摸了摸，说：“我真是没有识破他这个披着羊皮的狼。”
高银凤讥夷地，说：“你们是保皇派么。”
邵士喜一怔，忙反口道：“你们才是保皇派。”
高银凤又跳着脚说：“你们是。”
邵士喜颓丧地摆摆手，说：“不说了，男不和女斗。我不和你说了。快做饭吧。”
高银凤说：“今天不做饭了。你看看几点了，我还要去开批判会呢。笼里有窝窝，你吃一个算了。”
邵士喜蹲在炕头，大声吼叫了起来，说：“我受上一天，你就忍心让我吃凉窝窝。”
高银凤抱着四清朝外边走，说：“凉窝窝咋了，凉窝窝就不错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连凉窝窝也吃不上哩。”
邵士喜冲着她的背影骂道：“日你娘的，老子一会儿还要上台发言哩。还要批白永祥哩。日你娘的。”
骂完，他跳下炕，从灶后的笼屉里拿了个窝窝，咬了一口，又冲着窗外骂道：“我日你高银凤的祖宗。我日你白永祥的祖宗。”
手记之十
我是在本家伯父自杀后离开老家的。
本家伯父死在后沟的一棵柳树上。他的死对尚处于幼稚时期的我刺激很大。奶奶虽然极力挽留我在乡下住下去，我还是逃一样地回到了矿上。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奶奶死时，我还在牢狱之中。平反出狱之后，爹曾经让我清明节回去给爷爷奶奶扫墓。然而，我还是拒绝了。我不是对视我为生命的奶奶已了无感情，我只是怕再走进那个可怕的噩梦之中。我也思念曾给我许多人生启迪的本家伯父，但我不愿意再看见那棵曾悬挂过他尸首的柳树。没有经历过亲人惨死的人，是无法想象一个非正常死亡的悲剧，会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心灵产生怎样的创伤。
那场浩劫刚刚揭开序幕，当许多人还欢欣鼓舞，沉醉在虚无缥渺的口号声中的时候，本家伯父已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本家伯父不是那种简单的神经过敏者。
本家伯父的确有点神经过敏。我记得，他确确实实有时象林中的飞鸟，山谷的兔子一样，稍有点风吹草动，便快捷地做出各种不必要的反应。我在农村的那两年，他常常因为一些似乎是无意发生的事情而大动肝火，闷闷不乐。我记得，有一次他领着我去后沟挑水，不远处的地里有三四个人坐在那里歇息，其中还有一个妇女，他们在耀眼的阳光下说着什么，但我一句也没听清，我想本家伯父也不会听清，可是本家伯父却脸色遽变，很生气地对我说，他们一定在对我说三道四，这些人就是这样，他们总爱议论和嘲笑别人。我挑着水捅走在前面，回过身来对他说，他们也许在说别的事情。本家伯父却一脸正色地说，他们除了议论和嘲笑别人，还会说什么呢。我又回过身来对他说，他们离那么远，你怎么能听清他们在说你呢。本家伯父仍愤愤地说，我们正从这里走过，他们不说我，又会说谁呢。见他如此认真，我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本家伯父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而且是从县城贬谪到村里来的。所以，他自然而然成了全村闲聊的话题。我承认本家伯父是乡民们经常议论的对象，但绝不至于成为他们每时每刻关注的目标。他们还有很多让他们忧愁的事情，也还有很多让他们更感兴趣的话题。
本家伯父每天都要翻阅几次那份学校唯一的报纸。别的老师似乎都对国家大事没有多大兴致，他们其实是教书的农民。除了那本几年不变的教科书以外，他们对别的文字不大喜欢。只有本家伯父以难以置信的热爱珍惜那份报纸。他常常会从那份报纸读出一些别的东西，每当他把读出来的东西说给别的老师，别的老师总是不屑一顾，而且还常常讥讽他学究似的读报法。这些老师无条件地崇拜报纸上的一切观点和指示。甚至坚定地认为，报上的一切说法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审阅，而且几乎都是毛主席亲口说的和亲笔写的。本家伯父却似乎是带着显微镜，或者象后来批判他时说的，是带着变色镜来看报上的报道。
当他多次在老师中间畅谈自己的体会而受到冷落和戏弄之后，他便把我当做了唯一可以讨论时政的朋友。尽管我是他的一名学生，而且是一个只有十几岁的乳臭小儿。我知道他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在我没有回乡下之前，他是十分孤独的。当我转学回来，有了一次交谈之后，他显得十分兴奋，他几乎把我看做了邵氏家族的希望。我们邵氏家族的后人几乎都在这个学校读书，他在历数了他们每个人的冥顽不化以后，长久地摇着头，然后定定地看着我，说，咱们邵家就看你了。
也许正是这殷切由衷的厚爱把我感动了，使我在短短的两年之中，经过他的洗礼和熏陶，性格变得如我父亲所说的更加执拗和怪戾。我爹原本期望我回乡下以后，冥顽的性情能有所改变，谁知，我却变得更加不可思议，更难融合于世态人情。
我的奶奶也一直认为，是本家伯父把我教唆成了性情乖张的人。她不知道，当我还在矿上学校读书的时候，已经被老工村的居民和学校的师生划到了不可理喻的异类。她对本家伯父似乎始终耿耿于怀，作为本家婶子，她对这个从不结婚，胳肢窝总夹着一本书或一叠报的侄儿，总觉得和精神病人一样。她曾当着我的面唉叹，他怎么能教好娃儿们呢。她对他的品行充满了怀疑。当我出于难以更改的禀性，在村里给她惹了一些麻烦之后，她断定这是本家伯父对我施加了极坏的影响。以至后来，她忍痛割爱，要将我遣送回矿上。然而，那时，我已十分留恋乡村的生活，甚至对回矿上有些恐惧，我坚决地表示了留在故乡学校的意愿。奶奶其实也舍不得我真正离开，但她严肃地告诫我，离那个疯子远点。
我并不认为本家伯父是疯子，他是出席地区的优秀教师，他所带班的成绩在全县以至全区都遥遥领先，而且培养出一个我这样在全县统考中获得冠军的优秀学生。
我的奶奶认为我禀承了本家伯父的一切缺陷和怪诞。“凡人不答话。”除非有事要与人商量，从不和别人搭话，喜欢独来独往。还有性情古板，认死理，钻牛角尖，对任何人说话都不留情面。
本家伯父常说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以后的许多年，我才知道，这话出自于但丁。本家伯父不过实践和履行了他的这句话。本家伯父能逃脱掉那场“反右”实属侥幸。他说，“反右”的最后一个月，他正在医院里为他的阑尾炎、盲肠炎等着手术，组织上不知是出于怜悯，还是网开一面，使他最终逃脱了那场惊心动魄的运动，仅仅遭到了贬职的处理。而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他是注定逃不脱了。他不可能住十年医院，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死亡也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报上刚刚出现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本家伯父便显得忧心忡忡。他常常关在自己潮湿而阴暗的土窑洞里喝闷酒，对着我摇头叹气。我对他突然变得阴沉，变得丢三落四，感到很蹊跷。他便把报纸递给我看。我以为上面又有他的“杂谈”一类的豆腐块文章，可我翻遍了报纸，也没找到署他名字的地方。那时，我虽在他的影响下，偶而读一读报纸，但对很多东西仍然模模糊糊，朦朦胧胧，不知其所以然。
我把报纸草草翻了一遍，又还给他。他突然抬起他那细小的过去灼亮而如今已暗淡无光的眼睛看着我，有气无力地说。你没看出来么，国家又要收拾文化人了。我莫名其妙，怔怔地瞪着他。他摇摇头嘟嘟哝哝地说，文化真成了灾难。我还是不明白，而且又一次认为他是神经过敏。
我给他烧好开水，准备退出去，他却叫住了我，说，合作，你还小，你还看不出来。我点点头。承认自己确实没有从那密密麻麻不知所云的文章中看出什么不祥之兆。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苦笑一声说，你真不该这么聪明。你象他们就好了，没有什么文化，懵懵懂懂，每天在地里做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种活法，其实也挺好。我楞楞地瞅着他清的脸和无神的眼，我说，伯伯，你喝醉了，你睡吧。本家伯父凄然地笑一声，说，合作，我今天可真没有喝醉，我心里清清楚楚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哩。不过，这话，你出去对谁也不要说。我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本家伯父果然被揪出来了。他是我们这个小县为数不多的能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人。而且县中学还有他输送到那里的学生，县中的红卫兵为了凑够本县的“三家村”，把本家伯父带到了县里。他是在秋风萧瑟的下午被抓走的。他当时正在给我们这批即将小学毕业的学生讲课，几个红卫兵如几只猛虎一样，冲进我们的教室。你还在这里放毒！他们一边高叫着，一边扑过去揪他的胳膊。我们都被吓得呆坐在那里，教室里雅雀无声。我惊恐地看着本家伯父，以为他一定会象我们呆然无措。没想到本家伯父却十分从容。他似乎对今天的结局早有预料，他定定地看着冲向他的红卫兵，把头发轻轻一甩，象我曾经看过的电影中被捕的英雄一样，极潇洒地掸了掸两臂及两手的粉尘，又默默地扫了一眼呆若木鸡的我们，然后大步向外走去。
本家伯父路过我的课桌的时候，极慈祥地看了我一眼，他似乎想抬手抚摸我的头顶，但很快被身后的红卫兵推走了。我发现，推他的那个红卫兵，就是两年前从这里考走的一个本村的学生。我听见这个本村的学生出了教室说，邵老师，你还有什么话要留给学校？我很快听见本家伯父愤怒的声音，我没有教过你这个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