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晓燕找了笔墨回来，见邵合作已走了出去，急忙喊：“你别走呀，让解放把你的名也署上。咱们都没爹了。”
邵合作说：“我还有爹，我爹是邵士喜同志。”
邵合作走出好远，听见邵解放和白晓燕的歌声还在校园上空飘荡。“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手记十一
“南霸天”曾经说过，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表现可分为：狂、犟、怪、疑、懒、呆、焦。他经过多日的观察，又看了我的自传，说我这七个字全占了。由此，我必须安心在这里治疗。我对他说，也许你我的情况正好相反。他大度地笑着，笑了一会，又说，我经手了许多病人，象你这样的病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看来我们还得给你增加药量。我说，你随便。“南霸天”又说，你的自传还可以接着写，也许等你康复以后，你就会成为一名作家。嘻嘻，将来你出了名，可别忘了我们。
我懒得和他闲聊，便以沉默对抗。
“南霸天”却很有兴趣地凝视着我。我不愿意对视他那双鹰一样的眼睛，便说，要是没事，我就回病房去了。你们的药物唯一的好处就是让病人奢睡。他抬起手向我做了一个安抚的动作，然后问我说，你有一个儿子吧？我怔了一下，然后懒懒地说，我有没有儿子和我的病没什么关系。“南霸天”脸色突然变得很冷，他近乎凶狠地望着我。只有这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他的确象“南霸天”。他几乎有些恼怒，瞪了我半天，才叹口气说，你是我的病人，所以我不计较你。
我再没有看他，我想起了我有一个儿子这个事实。我没有忘记我的儿子，只是愈来愈把他隐藏在了记忆的深处。我的儿子判给了我的前妻。我曾经努力要把他留下来，可法庭还是判给了我的前妻。而且在法庭上，我儿子也坚定地站在他的母亲一边。判决的时候，他已经十二岁了。他已经懂得了选择。他这样选择，在他看来，在外人看来，都是绝对正确的。他的母亲有钱，能满足他的一切欲望，而我是一个被妻子和社会舆论早已宣布的“精神病。”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这个世界最爱他的人。因为爱，我对他十分严厉。严厉的结果，是他日益和我疏远。所以，我又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我很悲哀。如果是我，我一定会跟随我这个“精神病”父亲。可儿子不是我。他是他自己。他已经形成了他的“世界观”。
“南霸天”沉默了一会，说，依你刚才的态度和你目前的病情，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你儿子来看你。因为我们医院有这样的先例，病人家属探望不仅对病人康复毫无效果，反而促使了病人病情的加剧。但我愿意给你一次机会。你的小舅子今天早晨打来电话，他明天要带你儿子来探视你。
我说，请你通知我过去的小舅子，他们不必来了。“南霸天”一时僵立在那里，我违背情理的答复，大大出于他的预料。他伤感地摇摇头，说，你真的不想见你的儿子。我说，我是不想在这里见我的儿子。“南霸天”看了我几眼，认可地点点头，说，那好吧。我让人再通知他们。邵合作，你可以走了。
我木然地站起来朝外走去，刚跨出门，我难以克制地后悔了，我回过头来看了“南霸天”一眼。“南霸天”一下就看出了我的反悔，得意地笑了。我不愿看他的笑脸，一扭身大步走了出去。“南霸天”却喊住了我，他说，你等等。这里还有你的一封信。他拉开抽屉，取出一封信，走到我身边说，本来，这封信我们也是不准备给你的。因为我们医院也有这样的先例，病人收到家信反而促使了病情的加剧。今天，我破个例吧。他把信交给我。然后笑眯眯地等着我去感谢。可我对来信没有多少兴趣，我想这个世界，已没有什么人给我写信，我也不希望有人知道我在这里。所以我接过信后，始终没有感谢的心情。我只是漠然地看了他一眼。“南霸天”果然对我的无动于衷很不高兴，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就在我身后掩上了门，而且是重重地掩上了门。我认为他做得不对。他不应该这样对待病人。这与他们医院墙上的标语不相称。那条标语是“待病人如亲人。”回到病房，我把信封拿起来看了看。我很为这个寄信人委屈，他竞有给精神病人写信的兴致。然而，当那熟悉的字体一进入我的眼帘，我枯寂冰冻的心灵，还是一下子燃烧了起来。这个字体我太熟悉了。即使我再死去几次，我还是认得这娟秀的字体。因为我曾在那个充满冲动的年龄，热吻过这娟秀的笔迹。
早在三十年前，刘阳就写得一手好字。字如其人，人如其字。当她还是个梳着小辫，穿着花点布袄的小姑娘时，她的字便如她清秀的面庞，给人以无限美好的温暖。在她的父亲被关在矿上的旧仓库的那两年，她就用每天抄写毛主席着作来排遣她的孤独和痛苦。那时，我就象熟悉自己左手掌上那个黑痣一样熟悉她这娟秀的笔体。
从家乡回到矿上，我第一个想看到的便是刘阳。对她，我比对自己的妹妹更加思念。这并不是缘于我早熟，而是缘于我对她的怜悯，她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良善。她几乎对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杂念，对所有的，不管善待她的，还是伤害她的人，她都一样地充满了谦卑的真挚。她好象是从净土里回来的女孩，圣女一般的纯洁无邪。我记得在去学校的时候，许多无知粗野的男孩在她身后，骂她是“小右”，她的脸还是那样的平静，她的目光还是那么平和。她有时也回过头来，扫视那班在煤渣堆里滚得满脸乌黑的男孩，可眼睛里充满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悲悯。正是这双美丽而温和的眼睛震动了我，也吸引了我。我感到她是那么的圣洁，无暇。她是不同于我们煤矿孩子的另一个世界的姑娘。
当我从乡下回到煤矿的时候，她的父亲已被关押在矿上的旧仓库。而她早已离异的母亲远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市，那间窑洞里只剩下了孤苦伶丁，年龄仅十三岁的她。她的父亲意识到自己可能又遭不测，曾经想把她送到母亲那边。她母亲也早已提出要把她接过去的意愿。可是，她却拒绝了。她对父亲说，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你呢。她父亲后来说，他一听到她这么说，就流泪了。她还对父亲说，我是为你活着。她已经看出父亲有了轻生的念头。十几年以后，她的父亲在他的一篇小说中，写下了这平淡而动人的一幕。我后来读到这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化了名的他。他在小说中写道，“是女儿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如果没有女儿，我是不会活到今天的。我早就厌倦了这个世界。是女儿从绝望中拯救了我。她有我这个年龄的人也没有的惊人的远见。她非常平静而且自信地告诉我。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你还会获得新生。她只是一个十三的孩子呀，而我却被无边的痛苦蒙住了眼睛，觉得没有了希望。我女儿告诉我，希望还是有的……”
那天傍晚，我去到她家的时候，她就是充满宁静地坐在炕桌上抄写着《毛泽东着作选读》。排房的人们都去广场看大字报或参加批斗会了。只有她家的窗口亮着一丝灯光。我贴在门缝上，看到她正专心致志地抄写着什么，不由地为她这种在躁动的年月里仍保持着专注而平静的神志震撼了。
昏黄的灯光下，她那张苹果般的脸庞，象圣女一般柔和美丽。她仿佛不是置身于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时代，而是在美丽的森林里徜徉。我轻轻地敲响了她的门。她略有一丝惊慌地问了一声谁，便为我打开了门，我看出她也为我的归来而异常欣喜，但我也感觉到她因为我的突然出现，而显得有些慌乱。她轻轻地吁了一口气，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告诉他，我刚下火车不久。我说，就你一个人吗。她点点头，眼睛里顿时涌出两粒晶亮的泪珠。她马上将它擦掉了。她说，你一定渴了。没等我拒绝，她已经去暖瓶倒水去了。她把茶缸放到我的面前，轻轻地对我说，喝吧，不烫。我没有去动茶缸，茫然地看着空荡荡的窑洞。她又一次提醒我，喝吧，不烫的。我在她的注视下，端起缸喝了起来。喝完，我抹抹嘴。她又端起茶缸，为我倒了一缸。她又问我，饿吗，我有蒸好的窝窝。是我自己蒸的。我摇摇头说，我不饿。她盯着看了我一眼，说，你一定饿了。她很快从灶头的锅里给我拿来一个宝壳形的窝窝。她递给我的时候，轻声笑了一下，说，我蒸得好吗。我说，挺好。的确很好。比我娘蒸得也好。我娘是个干家务活粗粗拉拉的女人。她做的揪片，蒸得窝窝，煮得疙瘩，都比别的女人做得粗糙，而且体积庞大。我爹常常讥讽她的手艺，因此我对刘阳又说，比我娘蒸得要好。她却没再笑。只是平和地对我说，你吃了吧，锅里还有。
我犹豫了很久，才接过在我看来象工艺品似的窝窝。我咬了一口，发现很甜。我抬起头问她，你放了糖精？她点点头，我准备给爸爸送的，可他们不让我给。我看见她身子抖了一下，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我吃不下了，心里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悲伤。她似乎看出我的忧郁，赶忙把泪擦去，眨眨眼看看我说，你吃吧。我把窝窝放在炕沿，说，我不吃了。她却又拿了起来，再一次递给我，硬硬地笑了笑，说，吃吧。我还吃两个呢。看着她真诚而劝慰的目光，我只好将窝窝三口两口吃了下去。她又去给我取，这次我坚决地拒绝了。
我问她，你一个人不怕吗？她幽幽地看了我一眼说，刚开始有点怕，现在不怕了。她指指放在门后的铁棍和斧头，说还有它们。我又问她，造反派经常来吗？她摇摇头说，他们只来过两次，抄走一些东西，就不再来了。我又说，有人欺负你吗？她抬起眼睛眨了眨，轻轻说，不多。我说，有人骂你，你告诉我。她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摇了摇头，说，除了去粮店，商店，我那里也不去的。我很少看到他们。
